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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力劳动者

——关于何其芳同志的素描之二

朱 寨
“从成都到延安”,从旧世界的渊薮到革命圣地,他在人生旅程上作了一次大的飞跃。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运动,在他思想感情的进程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向旧世界进军!”他以新的“情感的界石”为起点,重新出发了。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平山……一身硝烟,满脚泥土。真是历史的螺旋:他回到了他的“第二乡土”、“北方的旧都”北京。

当年这个远离山乡的青年,在这里孤独寂寞地“刻意”“画梦”,劳瘁苦心地筑巢、雕饰,开出了最早的花果。旧地重返,理应有一种怀旧吊往的感情。没有,完全没有。过去,象醒后的梦。残留在空梁上的泥巢,再也引不起在风雨中翱翔惯了的燕子的顾念。他似乎并未曾在这里生活过。他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乡下人。”

他在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的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题记中记述: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他讲话以后,一阵短促的暴风雨突然来临,我们坐在会场里面也听到了由远而近的雷声。

这是诗的诗。

我们多么愿意在毛泽东的照耀下,

把我们的一生献给我们自己的国家

…………

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

在“自己的国家”,他主要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垦殖。具体地说,他始终苦心经营着一个文学研究所。

从一九五二年这个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研究机构创建,到一九七七年七月他在这个文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位置上病故,二十五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如春燕风来雨去衔泥筑巢。

他是所长。但所里没有他单独使用的“所长办公室”。他跟普通工作人员共用一间。接待来访、找人谈话、临时碰头…都在这里。

因为他是所长,所以他每天上午都按时坐班,哪怕他早晨六点才下了他的“夜班”。他不是带着彻夜脑力劳动的疲惫和倦意,而是带着黎明给予他的清醒和精力,投入工作。他不是找这个人谈话,就是找那个人有事,经常穿梭般来往于走廊上。从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传出他说话的声音,不是打电话,就是同人讲话,他说话时总是那样兴奋热情,激动起来简直象吵架。有时室内又是那样寂静,象无人在内。径直推门进去吧,他正埋头在面前成堆的公事文件中。他要用高度的紧张,争取把这一大堆需要一天工夫才能处理完的杂事公文在一个上午处理完,把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挤出来另有它用。因此,他中午下班的时间就不能不一延再延。有的同志已经在食堂吃完饭敲着空碗回来了,他才锁门下班。匆匆忙忙,慌里慌张——不然家里又来电话催了。

全所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本来他可以不管,有专职副所长分工负责。他这个从延安开始形成的“热心事务工作者”的脾气,真是禀性难移,他还是常常为一件生活小事积极奔走,头一天刚听到单身同志反映食堂的伙食不好,第二天早晨一上班,等不及通过副所长,正好行政科长走在前面上楼梯,追上去,对着行政科长的耳朵大声呐喊(行政科长是部队转业干部,耳朵被大炮震得重听)。这几句话整个走廊里都听见了:

“不要小看吃饭这件事!有一位同志说得对,一个人每天三次都要遇到吃饭这个问题!”

全所的办公室可不怎样。连个专用的会议室都没有。他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很马虎的。全所集会的时候,他跟大家一样,各自搬着自己的椅子到临时会场集合。挤个空间坐下后,望着大家微笑,似乎说:“岂不是也各得其所吗?而且也是一种促使减少会议的办法。”用所的名义起草发出的信函、通知,他却卡得很严,从不马虎放过,都要亲笔修改或重写,哪怕在这样简短的行文上也要求具有文学研究机构应有的严谨。

他下午不坐班。而他的家却成了所的办公室。因为所里既没有专用的大会议室,也没有专用的小会议室,办公室都很局促,经常又有杂事干扰,于是一些活动便转移到他家里来,每次遇到领导核心小组开会,部分骨干一起商量问题,少数人集体讨论一篇文章……他都说:“到我家里去吧,那里还安静些。”于是逐渐形成习惯,多年如此。

可是多年来,他都不是以一个所长公职身分,而是以一个好客的主人招待大家。从第一个人登门,到最后一个人到齐,他都是毫无例外地热情接待。仿佛每个人的来临都绐他带来了荣幸。他常常象小孩子遇到众客临门,简直要忘乎所以。不但他自己楼上楼下地奔忙,门里门外地张罗,而且呼唤全家成员:“阿姨!决鸣!凯歌!辛卯!王雅!京姐!……”他又等不及,一切都自己先动手了。他要大家都尝尝从家乡捎来的茶叶,向每个人推荐盘子里的糖果。尽管如此,也不能弥补他内心的歉意和不安。几乎每次都向大家道歉:

“所里的办公室用房实在太紧张,不光挤,也不清静,实在抱歉,只好委屈大家来迁就我…”

“我的其芳同志!别说得这么可怜巴巴的!咱们所的占房面积不算少啦!挤一间小会议室,毫不成问题。”我们精明强干的女副所长,他的亲密合作者,也几乎是每次都出来澄清事实,同他辩论。

一次她接着发挥说:“难道象你这样的一个房间,所里都挤不出来?你看你这房间象个什么?……”

这是一间普通的背阴平房,本来是见方的,被贴着左右两壁.的成排书柜书架一挤,房间成了窄窄的一长条。大家只感到转身来往不便,没有想到它到底象什么。这话引起大家的悬念。是呀,象是什么呢?

“活象个车厢!难道所里连你这么一节‘车厢’也挤不出来?!”于是大家哗然赞同。

他惶恐地站起来,眼看大家要倒向他的“论敌”,使慌忙地防护自己的阵地: “你老是说挤一挤。办公室已经够挤了。研究人员说什么也不能挤:他们除了白天的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另外还有八小时他们要读书写东西……”

“我说你对研究人员就是有些偏心!”她趁他慌忙之际,故意刺了他一句,马上拍手作揖地谢战,“好好好,关于这个问题暂且不争论了”。她狡黠地暗向大家挤眉弄眼。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经常争论又是互相谅解支持的老“战友”了。于是何其芳同志重又回到他原来坐位上,解嘲地说:“不过,在我这里开会可以有点茶喝。”

“对于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反正所的行政开支中没有这笔费用。我的其芳同志,你的主人义务尽到了,下面言归正传吧!”

会前总是有这么一段类似的序曲。然后也是在他的主持下,进入另一种严肃的气氛。在这间车厢般的书房里,大家经常进行着认真的讨论,热烈的争辩,字斟句酌的商榷……大家真如同乘坐在一节紧凑的车厢里,在思想轨道上行进。

也可以说他对研究人员偏心。因为在表面简陋甚至有些寒伧的建筑中,为研究人员开辟了广阔天地。全所的行政办公用房,包括他所长的办公室确实是紧缩局促的。而书库和研究室却是宽裕的。全所一半的房屋,整个两层楼房的楼下一层,都是书库。书是研究人员的思想工具和精神食粮。每个书库都是储存充实、令人羡慕的宝库粮仓。走进这样的书库,如进入历史的幽谷,智慧的坑道,真是使人的品格可以升高的阶梯。在这里表现出他治所的胸怀。研究室的房子确实比办公室宽绰,在所里居住、办公的研究人员,包括新来所的年轻同志,也都有一个寝室兼书房的房间。白天能与纷扰嘈杂隔离,夜间可以孤灯静读。

他对于研究人员象家长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栽培爱护。每个新分配来所同志写的文章他都找来看,亲自安排他们如何在研究道路上起步,亲自出题目,亲自改文章。都知道他对文章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自己也承认在这方面是一个“美食者”,“颇有些贵族习气”。即使对各家的文章也不无贬抑的品评。一般人如不亲自接触,想象不到他对于青年作者的文章却是如此相反的宽厚。即使对一篇失败的拙作,他也从未报以轻蔑的态度,使用讥诮的字眼。他总是首先肯定文章的长处,比如肯定“文章的基本意思还可以”,肯定“文字读起来还流畅”,然后才指出文章的缺点和毛病,与作者耐心地商量怎样修改提高。

当青年同志送文章给他的时候,他常常迫不及待,接过来,摘掉眼镜就读。突出的眼球和鼻尖贴着纸面,似乎视觉和嗅觉双管齐下,一字不漏,还随时不断替作者改正一些笔误或错字。当然你不能不钦佩他的敏锐和速度。遇到写得好的段落,便喃喃称赞:“这个意见不错”,“这段文字精彩”。更令人感动的是他这种不嫌糠菜的饕餮口胃。

我亲身接受过他多次的指教。我经常遇见他给青年同志的文章提意见。他并不限给文章提具体意见,而且把自己长期心血积累无私地赠送给别人。我无意中保留了一些片断的记录。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再得的珍品,把它记录下来,勉励督促自己,并怀念死者。

从他的意见中,不但得到一些具体的帮助,还能得到一些写作上的启发。他要求文章透彻、朋快,眉目清楚。他讲自己,过去不喜欢在文章里用第一、第二……从读者着想,第一第二如果更清楚的话,还是可以用的。他说毛主席虽然不用第一第二,但他的文章都很醒目。一般是这样,先提出问题,展开论述,加以概括总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部分一部分,很清楚明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何其芳同志又谈到写文章。他讲到引文。他说毛主席不大引别人的文章的。这当然是他的独特风格。引文应该是引自己说不出来、或者自己说出来没有那样的精彩。

关于文章句子,他说长句子是受欧化的影响。其实人说话,不会一句说那么长的,那会喘不上气来。他说他平时说话与写文章就有矛盾,平时说话哪有那么长的句子。他虽然说的是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毛病,我觉得是说给我听的,从侧面进行教育。(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何其芳同志又谈了他写文章的体会。“文章要下功夫。你要批评或推荐一个作品,要反复看,根据我的经验,至少要看三遍,才能看透。虽然同是一个问题,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文章是不会重复的,只要有自己的角度。但是,最根本的是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一二三四开中药铺。教条主义就是开中药铺,不信找王明的文章看看,就是那样,大一、二、三、四,小1、2、3、4,毛主席具体所指的就是王明。”

他又说:“你看毛主席的文章,他有他的总的风格特点,但每篇文章又有每篇文章的特点,因为每篇文章的任务不同。象《<共产党人>发刊词》,写得多概括,展开来写,可以写一部中国革命的专门著作,因为这里是写的发刊词。

“文章要多下功夫,写文章也象创作,和雕刻这种艺术创作相近。

雕刻是把一块大理石慢慢地雕刻成人像,写文章是把材料变成文章。

“文章的逻辑应该象几何,文章的气氛和感情应该象诗,文章应该象化学那样讲究浓缩度。文章的句子应该有长有短,据说一位同志写文章的经验是一个长句子后面一定是一个短句子。引例证应该有主次,不要平列,以某为主,其他是印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

昨天其芳同志又找卓如谈她要写的文章的问题。后来随便闲谈,他讲了一些他个人的体会。

文章要有见解,象鲁迅先生的《<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关于废名的作品,真是抓住了他的特点:“有低徊顾影自怜之态。”

他说有的文章并不是没有了点新意见,也提出了新问题,但是只是接触一下就过去了。要抓住重点讲透彻,透彻才能说服人,透彻才能给人留下印象。

他讲到文章的结构。结构——逻辑的必然。每一段应该有独立的内容,各段相互之间有逻辑的联系,又不重复,一层更进一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晨追记)

他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从不追求排场和权势。他欣然接受一位领导同志对他的“批评”:“你这个人真‘怪’,许多人都喜欢自己管的摊子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你却相反。”确实,他尽心尽力于小小所长的职务,领导着虽不庞大,却颇精悍的战斗小支队,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开垦种植,且战且进,为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切实贡献,其中都有他的劳绩。

他是所长,大家都不称呼他的官职。一位新从外单位调来的同志,还是按照一般的习惯,恭敬地称呼他“何所长“,结果成了全所窃窃议论的奇闻笑谈。不是笑这位新来的同志,而是因为大家觉得把官衔用在他身上简直有些滑稽。因为全所习惯直呼他“其芳同志”。这样的称呼才能恰当表现他的身分,他和大家的关系,大家对他的感情。这位新来的同志并未听到背后的议论,很快也就随俗,自然随便地称“其芳同志”了。

他是所长,也是一个研究员。他也象一般的研究人员那样,常常亲自钻进书库查找图书资料。有时用手杖挑着扛在肩上回家,象一个山中下来的樵夫。他年年都要结出自己研究的成果。他伏案执笔的姿势和神态,完全象一个雕刻师。他左手按纸,右手握笔,象雕刻师与顽石搏斗,倾其全力在紧握的笔上。他的手指短粗而灵活,手掌厚实而柔软,他握笔的拳头象虎头钳子咬物一样把笔攥紧,一个个如雕如刻的蝇头小字,是从那暴着筋管、发着亮光的广额硕颅中进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艺术雕像。

过去有位评论家读了他早年那些冶艳流丽的散文,以为他“或许没有经过艰巨的挣扎”,“如蒙天助,得来全不费力”。他十分惊讶这种误解。他说自己:

“犹如一个拙劣的雕琢师,不敢率易地挥动他的斧斤,往往夜以继日地思索着,工作着,而且当每一个石像脱手而站立在面前,虽然尚不十分乖违他的意愿,又往往悲哀地发现了一些拙劣的斧斤痕迹。……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要经历几昼夜的挣扎。”

他写理论文章也是同样呕心沥血,精雕细刻。他说:“按照我的设想,一个真正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人,应该象创作家写诗、写小说、写戏剧那样写得兴会淋漓。”然而,他对自己的论文还是不满意,自贬“既无什么独创的见解,又无文采之类可言”。毫无深得文章三昧的得意之色,却有一种拳拳苦恼的表情。他回答一位间志的信写道:“你在干校学过木工。学木工也是越多做些活儿越熟练,做的产品质量越高。写文章也别无诀窍和捷径,只有多多劳动。”他始终以劳动匠师为榜样,同后学者共勉。

他也有一个车间一样的工作间。每次到他家,他都是闻声从最里面犄角上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把客人迎接到他的书房或待客的房间。没有机会进去,再加上他腰带上那串叮叮响的钥匙,总不离身,两者联系起来,这个小房给人一种神秘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这个房间,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屋里的陈设布置简单得令人惊奇。除了四壁的书橱,最引人注目的是占去房间主要地盘的大写字台。此外不过是一张单人床,一把皮椅,连一把沙发椅也没有。那张最引人注目的写字台上,堆满折页、打开和成摞的书籍,中间摆着稿纸、笔筒、砚墨、打开的钢笔……那串总不离身的钥匙分别插在锁眼里。当天我记下了留给我的印象和感受:

“看了何其芳同志的房子和布置,更加深了我平时对他的印象,一个真正的脑力劳动者。他没有那种栽花养鱼的闲情逸致,他睡在、工作在四壁是书橱的房子里,他随时可以抽出一本书,抓住论敌的一个证据,或拿起一件武器。他不讲究养生之道,什么控制饮食,早起散步,打太极拳……但他吃得好,吃得多,为的是要有充沛的精力,支持他手脑战斗。他要有充分的午睡,为的是从深夜到黎明伏案工作,第二天上午还要按时上班……”(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他的近邻就是《北京日报》的印刷车间,印刷机昼夜隆隆运转不停。窗外院墙下就是一个垃圾站,每天深夜都有卡车来装运垃圾,响动惊人。这对于贪图安眠的人,是难以适应的烦扰。他却从未抱怨过,而且成了他生活的协奏。在《北京的夜晚》这首新夜歌中唱道:

我的邻居是一家报社,

印刷机的响声彻夜不歇,

我习惯了它,从它的怒吼

我听到了劳动的紧张的节奏。

我身上也有个小小的马达

深夜开动,和它应答。

虽然我的产品数量少,

质量不高,还有废料。

在冬季,他也象清洁工人一样,裹着大衣,捂着皮帽子,在严寒的深夜里,用笔清扫着垃圾。他在另一首新夜歌中写道:

我又恨旧社会的刀子砍进

我心里的伤痕竟是这样深,

过去了二十多年、三十多年,

还来破坏我的睡眠!

谁要复辟资本主义,

谁要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

他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

受到亿万人的唾弃,

无疾而死,不齿于人类,

很快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他离不开这种生活的协奏,离开了简直不习惯。直到生命垂危,他还恳求医生:“大夫,怎么样,放我回去吧,不行,我要回去……”是的,他的工作间的椅背上还搭着他的上衣,抽屉书橱上挂着钥匙,写字台上铺着稿纸,钢笔还停在未完稿的字行间……


原载:《鹿哨集》,文化艺术出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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