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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淡漠》与鲁迅《伤逝》之比较

黄长华
内容提要 郑振铎的《淡漠》和鲁迅的《伤逝》都是借爱情故事关注青年人生观的作品。二篇小说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既有相似又有差异,表现了二位作家对小说艺术的不同见解。
关键词 郑振铎,《淡漠》,鲁迅,《伤逝》,比较

1923年文学研究会会员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淡漠》,曾引起读者特别的注意。1925年鲁迅创作了《伤逝》。这两个小说都“穿了爱情的外衣而表示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均以“五四”个性解放青年为主人公,表达作者对人生的关注。郑振铎的《淡漠》(包括他的其他小说)不太为人所熟悉,其实,两篇小说在主题思想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是郑振铎的《淡漠》也是鲁迅的《伤逝》所要表达的思想。

郑振铎的小说数量不多,却颇有特色,特别是他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朴实而深情蕴籍,深得叶圣陶和老舍等人的喜爱,自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1928年,郑振铎将《淡漠》收入总题名为《家庭的故事》的小说集中,排在第四篇,但它所揭示的主题却不与“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身影”(《家庭的故事·自序》)有关,自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对受过“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芝清和文贞,他们的爱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大变化,由相识而热烈转而疏远以至淡漠。两年以来,文贞和芝清都是活泼的、怀抱理想而又慷慨的大学生,文贞是女师范的代表,芝清是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都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因此开阔了眼界,相互间产生了不可抑止的爱情,各自的婚姻问题非但不能阻隔他们结合的决心,反而增添了他们与旧婚姻斗争的勇气,芝清与旧式妻子解除了婚约,两人“脱然无累的宣告共同生活的开始”。然而努力争取的爱情并没有带给他们长久的甜蜜美满。一年后,芝清毕业远走上海“来信渐渐的减少,信里的话,也显得简便而无感情”,文贞“总觉得一种不满足与苦闷”,渐渐发觉“芝清的变异和利己”、“芝清已成了一个现实的人”,她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怀疑,由一个活泼的人,变成一个深思忧郁病者。———这对青年的爱情变故引人思索,在感情变化的过程中,似乎不存在封建势力的横加干涉,两人解决各自的婚姻问题时都较为顺利,虽然他们的举动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却没在遇到公然反对;也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寡情负义,而他们本身又非一般的群众而是“五四”学生运动中的先进人物,哪怕是个性解放思潮带头人的他们一旦面对现实,理想中的美好爱情也不攻自毁。《淡漠》的爱情故事触及了感情变化后面的社会、个人的因素。青年空负报国之志,但他们的理想只能存在于校园象牙塔里,一朝走出温情的校园溶入社会,为着眼前的生存和竞争,最初的理想不得不放弃。个性解放思想赋予文贞和芝清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气,也使他们片面地相信“人生便是恋爱,没有爱便没有人生”,一旦爱情淡漠便陷入无以自拔的愁苦深渊。《淡漠》中看似平常的爱情故事表示着郑振铎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对青年而言,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将无所依附。这确是一篇有一定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的小说,无怪乎当时有读者指出“这几年来描写爱情变迁的作品,也算不少,但求一篇能象《淡漠》这样的真切、动人的,却是绝无仅有”(《小说月报》第14卷第8期载予芾来信)。《淡漠》所表达的思想两年后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再次得以鲜明的体现。涓生和子君仗着新思想建立起来的小家,被无所不在的封建势力和两人盲目的恋爱轻而易举地摧毁,鲁迅更借涓生之口明确指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经过“五四”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二十年代个性解放思想已成为青年尤期是女性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争取自身发展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然而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不是也不能成为青年人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如果仅仅改变自身的状况,而不设法改变其时的社会现状,那么个性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鲁迅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当易卜生的《娜拉》被广泛介绍给中国读者时,鲁迅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高等师范学校作“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伤逝》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妇女解放与社会关系问题作的形象的思考。子君是何等坚决地说出“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她是做了她所追求的“爱”(即个人的小家幸福)的牺牲品。而作为一位曾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自觉关心社会人生的青年学者,郑振铎对青年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也曾作过理智、认真的思考。1921年7月16日郑振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性的问题》一文,强调青年不应将全部精神用于谈情说爱,而应该向俄国青年学习,将主要精力“向他们的目标———革命———努力进行”。在致刘大白的信中郑振铎说“……但我总以为食的问题是比两性问题要紧得多”、“经济制度不根本变更,两性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参见陈福康著《郑振铎论》P33页)

《淡漠》与《伤逝》对二十年代青年的思想状态作了如实客观的描绘,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又有所区别。《淡漠》偏重于写实,从第三人物的角度叙述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变迁,细致勾勒出文贞寂寞悲伤的心情。郑振铎说他的《家庭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旧家庭的“积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家庭的故事》中的小说是作者人生经历的产物,是所历、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淡漠》也不例外。另据陈福康在《郑振铎论》中分析:《淡漠》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郑振铎的福建同乡著名女作家黄庐隐的生活。郑振铎较早认识庐隐,曾热情邀请她加入研究会,且是第一个关注她的创作的人。郑择铎的第一位恋人王世瑛与庐隐同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要好的同学,庐隐的经历郑振铎当是熟悉的。而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经历几与庐隐相合。所以陈福康认为郑振铎是据庐隐与郭梦良事写成《淡漠》的,这个真实的故事给小说带上了很强的写实色彩。《伤逝》则带有“问题小说”的倾向。“问题小说”是“五四”时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部分作家在创作实践上的一种反映,具有以文学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的特点。鲁迅将青年知识分子的婚恋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来思考,涓生朦胧地感到人生除了爱情,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但究竟“别的人生的是什么”,他不甚清楚,只能向着“新的生路”“默默地前行”。

然而浓郁的抒情又从两篇小说叙述故事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特别是《伤逝》,颇有抒情小说的色彩,既是小说,更带有散文的意味,故事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情节的内在冲突之上,而是依据主人公涓生的主观情绪的变化。《伤逝》是涓生的手记,所谓“手记”,是对一段生活的回顾和总结,与子君的热恋及子君的突然死去在涓生的生命历程中早已成为一段历史,涓生却无法忘记,深切的忏悔充满了他的回忆,“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悔恨和悲哀,为子君, 为自己”、“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涓生的回忆不重情节连贯,重在表现他对这一段人生经历的无法忘情的情绪和他遭此惨痛人生变故而得来的经验和悔恨,娓娓的回忆好似涓生的自语,更是涓生的一段意识流、一份内心独白。同样是倒叙的叙事方式,《淡漠》采取的是第三人物,全篇叙事成分较重,却也不乏抒情,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都渲染上主人公的主观情绪色彩,颇为传神。“无聊的烦闷之感,如莓菌似的爬占在她的心的全部,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离枝不久的玫瑰花;日光从绿沉沉的梧桐树荫的间隙中射进房里,一个校役养着黄莺的鸟笼,正挂在她窗外的树枝上,黄莺在笼里宛转的吹笛似的歌唱着。她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只是闷闷的沉入深思之中。她自己也深深的觉察到自己心的变异。她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淡漠之感,竟这样坚固而深刻的攀据在她的心头?她自己也暗暗的着急,极想把它泯灭掉。便是她愈是想泯灭了它,它却愈是深固的占领了她的心,如午时山间的一缕炊烟,总在她心上袅袅的吹动”,“她心里除了淡漠和凄惨,什么也没有。她什么愿望都失掉了。生命于她如一片枯黄的树叶,什么时刻离开树头,她都愿意”,爱情逝去,文贞眼中的人生顿成灰色,内心充满烦闷、无聊和凄惨。这两段描写朴实、真切。小说中诸如此类的抒情文字让全篇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愁。

鲁迅和郑振铎都主张“艺术为人生”。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重要的文艺理论家,深受俄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高扬“为人生”的旗帜。早在1923年他就注意到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曾在《读书杂记·“文赋”》(1923.5《小说月报》)一文中说:“‘生活然后著作’,我希望大家都记着这句话”,他认为“诗人必须先有充实的生活然后才能做得好诗”(《杂谭》),强调作家必须立足社会生活才能有充实的作品,在此基础上,1926年郑择铎又进一步提出“体味生活”的观点:“能体味,才会从事实里见到意义,从平凡里见到精深,从琐碎里见到完整;能体味,才会丰富的优美的想象开来,在心中织成超自然的文彩”、“写在纸面的,当然,无非是事实,无非是平凡,无非是琐碎。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但是,这些既经作家深入的体味,又要他用了精妙的技术,处处适宜的组织起来,就把读者不只是看见了这些,还有这些以外接触了作者所体味的,于是,因了同感而发生鉴赏的喜悦”(1926.7《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郑择铎这里所说的“体味生活”包含了三重含义,即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组织生活(即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组织)。他较早意识到作品的艺术魅力对于作者来自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中闪光点的观察、捕捉,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素材的精妙处理,来自于读者与作者思想上的共鸣———这是一个朴素而精当的观点———郑振铎的这一思想在三十年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表现为他矛盾小说的典型化的肯定。写作《淡漠》时,郑振铎虽未明确提出“体味生活”,但从小说的素材来源以及这篇小说所具的思想意义来看,却正契合了“体味生活”的观点。没有建立在现实之上的“真实”,没有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独特体味,《淡漠》不会如此打动人心。鲁迅在思想上接近文研会,行动上支持文研会。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谈到“……谈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来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谈到包括《伤逝》的内的《彷徨》的创作时,鲁迅客观地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可见鲁迅是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惨谈的人生,由于他观察的仔细和思考的深入,一些时人习见的现实题材,经过他的提炼开掘,便有震聋发聩的力量。鲁迅小说具有高度的思想性。

《淡漠》与《伤逝》在创作方法、主题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二位作家的思想深度、艺术感觉、艺术手法等却各不相同。同样的关于青年恋爱变迁的题材,经了鲁迅和郑振铎的巧妙处理,表现了各具魅力的风格特色,耐人寻味。也许,也正因为如此,才有现代文学的丰富多彩和经久魅力。

原载:《福州师专学报》200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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