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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政治思想:不只是儒家

刘晓艺

 出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罗伯特·阿什莫尔门下的美国新生代唐诗学者师岱渭(DavidK. Schneider),在其专著《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ConfucianProphet:PoliticalThought in Du Fu’s Poetry(752-757))的开首,先为自己下了这样的一句利空判词:“一部有关杜甫的新书会是一个危险的命题,尤其是,若试图将杜诗作为政治思想来读的话。”

  我们与其将师岱渭教授的开张之句理解为知难而上的自励,倒不如理解为他对杜甫政治思想研究的厚重传统已有深澈的认识。杜甫,是万世宗仰的中国诗圣。如果说,杜诗的历史价值,已自有孟棨的“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等著名评语中为之加持;则杜诗的政治价值之高,只有复圣颜回、亚圣孟子等人专隆升祔、配享孔庙的现象差可比拟。

  清人龚鼎孳谓:“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又谓:“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之间。”将杜诗与四部分类法里被人为圣化、单独列出的儒家典籍——经——进行类比,本质上是一个封圣行为,即给予杜甫以首席儒家诗人的地位。这一层意思,其实更早就被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杜诗高妙》里挑明了说出来:“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诠杜诗而欲剖析其政治思想的其他层面,就相当于将老杜请下儒家诗圣的神坛,与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一般,具有灭圣性。师岱渭所谓“危险的命题”,正在于此。

  为了区别此书与此前诠杜著作之不同,师岱渭首先定义了一系列“我的研究并非……”。它不是一本有关杜甫的“生平与时代”,不是对杜甫作为忠臣或坚贞的人伦守望者的文学形象的分析,不是对成就了杜甫之伟大人格的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研究,一言以蔽之,本书并不意图将杜甫作为一位文化人物进行解析——因为这类的先行研究业已很多,并且卓富成绩。在西方汉学的文学研究分支里,对杜甫的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上沿袭着中国的诗歌诠释传统,即诗歌“代表着诗人的实际经验,真实看法以及实在性格”。对诗歌研究过分强调真实性、真切性、现实性的批评,由白润德(DanielBryant)道出,而为宇文所安(Ste⁃phenOwen)及刘若愚(J.Y.Liu)所支持。自上世纪七十代后,汉学家们一直在探索一种“别样的”(alter⁃native)诠解中国古诗的道路,这些努力,以宇文所安历时12年完成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为集大成者。

  变化也的确是在发生中。今日的海外中国学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特色:其研究对象虽然是古典的,但其研究方法却多半是现代的。以2010年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项目(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PublicationsProgram)出版的四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Ash⁃more)的《阅读的传送:陶潜世界的文本和理解(365-427)》、倪健(ChristopherM.B.Nugent)的《口头的呈现和纸上的书写:中国唐代诗歌的写作和流传》、陈威(JackW.Chen)的《唐太宗的君主诗学》、魏朴和(WiebkeDenecke)的《诸子文学之嬗变:从孔子到韩非子的早期中国思想》——而论,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注重细读文本,也都致力于从文本中重新诠释文学对象的思想表达。(徐艳:《多维的现代性——美国汉学新生代掠影》,《读书》2010年第8期)重新诠释的结果,往往会产生与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不同的认识。以陶潜这一魏晋文学人物而论,阿什莫尔在他的陶潜研究中,高度重视对陶潜诗文中的典故意义进行破解,即在《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一首诗中,阿什莫尔就一一分析了其中的“一言”“固穷”“契”“衡门”“栖迟”“希声”“箪瓢”等诸多出自儒家原典的典故。他将陶潜对典故的使用视作一个对话过程:不但作者与典故所来自的儒家原典文本进行对话,作者并且邀请读者也走进诗歌中来,与作者一起与那些儒家原典文本进行对话。

  作为阿什莫尔的高弟,师岱渭继承了注重文本分析的师门传统。他坦诚地说:“我的重点不在于强调作为作者的杜甫,或作为诗歌主角的杜甫。要强调的是语言与诗的结构。”他对《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晦日寻崔戢李封》《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羌村三首》等杜诗的分析,深入到叙事形式和修辞策略。师岱渭当然亦深知对文本过度诠释的陷阱,他并不以解构主义及后解构主义对文本进行无限度发挥的做法为然。他对杜诗文本的细密梳理,仍然出于这个超于文本的诉求:希望在其中搜寻到儒家以外的政治哲学渊流。师岱渭留意到,杜甫对《论语》中曾经非难过孔子的几位隐士的欣赏,超过了他对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认可程度。杜甫相当留意当朝的兵事,对安史之乱的发生不仅有过预测、而且有过军事意义上的建言;他对农事的亲近,对田园的渴望,已经无限接近于陶潜的心境,而这一切,都与狄百瑞(WilliamTheodoredeBary)所树建的“孔子会毫无犹疑去认同的笃学之士”的形象很不统一,因为后者是以“不认同稼穑、园圃和兵事”为特色的。

  通过文本间的比对,师岱渭展示给读者,杜诗中有清晰可循的庄老、陶潜、屈子甚至佛家的渊源。即使在儒家范畴之内,杜甫的思想亦未必然仅限于“拳拳的忠君爱国思想、炽烈的忧世忧民的情怀、鲜明的正义感、弥满天地的对万类博大的爱”(刘文刚,《杜甫学史·绪论》,巴蜀书社,2012)等主干,师岱渭认为,儒家思想毕竟是个汇纳百川的深厚集合,杜诗中的忠君、爱民、忧国、正义、笃于五伦、博爱于万物万类等政治思想,并不是都是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而是注入了相当的整合因素。

  比如,宋人黃徹在比较了《孟子》七篇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等诗句之后,曾下结论“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对于这个广为古今中外杜甫研究者所接受的定论,师岱渭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他首先承认,孟子与杜甫的共同之处在于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为“仁之端也”,但是孟子对“仁”的寄予是在“王道”,因此也就造成了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者永远都会等待着某位“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有朝一日会发展他的“仁之端”,从而王天下。他们只会将对仁的期望寄予给政体,或者政体的具化者——君王。这个过程泯灭了“仁”的呼吁者自身。师岱渭认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正是代表着对这种儒家理想的打破。当仁王的出现已经不再可恃,这广大的恻隐之心惟有着落在诗人自己身上,他不再等待,而是化身为一个同情的英雄,上自庙堂,下到村野,无限广阔的政治与社会的领域,都成为他的仁心的关注。

  师岱渭教授现任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东亚系主任。他在学术身份之外,曾经有过长期的驻华外交官的经历。1995年,他正在维吉尼亚外交学院学习中文之外的第二种外语——俄语,等待被派驻去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恰在此时,他接触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诗专家和翻译家齐皎瀚(JonathanChaves)。齐皎瀚译中诗,最重还原韵律之美,其翻译理念与我国翻译家许渊冲所取十分近似。齐皎瀚所诠释的中诗的唯美世界,将师岱渭从外交官的人生轨迹上又一次带回到象牙塔。

  此处有个有趣的现象,笔者认为应该好好解读一下。西方汉学传统里,从威妥玛、翟理思、高罗佩、福兰阁以降,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笔者以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中国的认识——由于有过长期的生活工作经历——会比较立体、比较综合与开阔,既见涓流之细,又见江河之全,与纯粹的院校训练出来的汉学家不同。有关院校型汉学家的不食人间烟火,有个关于明史专家贺凯(CharlesHucker)的笑话一直绕梁不衰。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贺凯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经由一番悬梁刺股,苦读文言文若干年,终于毕业了。他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台湾进修。那时飞机票仍然非常贵,穷学生国际旅行多是乘船。贺凯在基隆下船,到处打听下一步怎么走,然而那些讲闽南话的台南佬没一个人听得懂他在搞什么鬼。据说基隆码头至今难忘的一幕是:一个抓狂的老外,提着个大箱子,逢人就咆哮说,“吾欲之台北!吾欲之台北!”

  贺凯学问深邃,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曾经担任过黄仁宇的指导教授。我们今日翻译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职官制度,仍以贺凯的译本为准。许多不可思议的古涩官职名称,贺凯都给出了准确完美的英译。这样的一位古汉语大师,肯定不至于连基本的问路对话都不会;“吾欲之台北”在汉学界被当作笑话说,不过是意在标识院校型汉学家重语文训练而轻实际应用的一种呆气。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还有一个特点,当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他们会相当注重政治的基本面,而在政治的平台上,他们又会关注多家学说的共同作用(syn⁃creticefforts)。笔者认为,接触过中国的现实政治,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的多重性格,也会有助于他们理解,先秦诸子的门户分野其实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我们都知道,仅仅在秦汉之交,中国传统政治就经历了法、黄老、儒三家的角力;而以典籍与实际政治的关系而言,道家学说付诸政治实践的津梁,有时甚至可以是法家的典籍,《韩非子》中之有《解老》《喻老》篇,正能证明这一点。师岱渭本人在杜甫研究之外,亦相当关注当代政治思潮中的先秦思想渊流,特别是法家的影响。他在杜甫研究中能够跳出儒家框架,并不奇怪。

  还原杜诗政治声音中的多样性,是本书的诉求。严格地说,《儒家先知》一书并不涉及对杜诗、或所引其他中国古诗的审美性批判。但是,中诗美感在英文中的还原,在本书中却是处处可见。师岱渭教授的文字华美精致,理性思辨的利刃,分花拂柳擘出一道道诗意的景观。对于想要了解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向的读者,此书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力作,它标志着文本解读派的持续风力;对于仅仅想找一部中国古诗英译读本浏览的读者,此书亦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1月04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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