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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这潮湿而闷热的七月

——怀念何其芳同志

钱中文
我总想就其芳同志写点什么,写他常常使我怀念的真诚与宽厚,他的率真,他的质朴……虽然,别人已写了很多。

那是七七年的七月,这致命的七月,潮湿而闷热的七月。

他因大量吐血,已送进医院了。住院前几天,在文学所的一次会议上,他就运动中那些纠缠不清的事而发怒了。我见过他多次发怒的情景,但一般只是生气、发牢骚,而这次显得那么激动,极不耐烦。他说,所里的业务工作已荒废了十多年了,现在要赶快搞上去,怎么总纠缠那些事?接着他站了起来,生气地说,我们还要不要搞业务?谁愿纠缠过去的事,就让他继续去干吧,但这样的会我以后不参加了。

我知道其芳同志平日很爱争论,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但这次说出这样的激烈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概,他是忍无可忍了。这时他已满脸通红,语言已不利索。我知道,他有病,有好些病,血压总是高,而且意识之流常常受阻中断,形成语塞。愤怒会使他血压骤然增高,这于他极不合适。于是大家劝他平静下来,而会议显然难以继续,只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就传来了不妙的消息。原来昨天会后回到家里,其芳同志一反常态,显得焦躁异常,难以休息。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到半夜竟是大口吐血了。这忧伤的消息使文学所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行政方面安排所里的同志去轮流看护病人,每逢这种情况,说明病人病情不轻。果不其然,其芳同志是胃癌出血。

我去看他时已在几天之后。我进入病房时脚步很轻,但他听到了我和另一同志的说话声音。见此情景,我赶忙向他打了招呼。他要我坐下,我忙说,你只管安心休息,有什么事,招呼我就是。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很寂寞,所里无人理解他。我知道前几天的事仍萦绕于他的脑际,赶忙安慰他说不要去想这些事了,以后再说,现在养好身体最要紧;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支持你工作,你放心吧。说实在,多年来没有一个领导人和我这样平等对话了,他的话感动了我,他在我面前没有掩饰,拿一副标准的、原则的脸给我看。因此使我的心为之一动,两眼突然湿润起来。他眼睛闭着,又继续对我说:我怎么能休息,我好些事还未做呢,我的文章的清样不知来了没有?你们组里的工作……

我一面应着,一面打断他的话,劝他着急不得,等病好了再说。他大概感到有点累了,就不说话了。

但是不到半小时,他突然招呼我,说屋里闷得很,让我开一下电扇。我赶忙说,电扇一直开着呢,是不是有点闷?我看了一下窗外,一片铅色,有如迷雾,湿热难忍。他接着说:我气闷极了,你快扶我坐起来。

我见他挣扎乱抓,就上前扶他的手和背,叫他轻轻地、慢慢地,不要动得太厉害,刚扶起一些,他突然“哇”的一声,大口大口地呕吐出深褐色的淤积了一个时候的血来,吐得床单、我左手手臂、我衬衣左胸一边都是血!我吃惊不小,连忙拉起枕头,扶他靠着,然后叫来了护士,护士一见这等情景,立刻叫来了大夫,进行急救。

这时我感到一阵冷战,一股痛楚的感觉,紧紧地捆住了我的心。我的心里轻轻地唤呼着;唉,其芳同志,其芳同志!两眼一热,终于忍耐不住,滴下了眼泪。接着我打了电话,叫来了所里同志,后来家属也来了。以后其芳同志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有时清醒过来,就要家人把他的校样取来,说他要工作……等我再去看他时,他已完全昏迷……

其芳同志的逝世,使文学所呆木了许久。好些业务工作刚做了筹划,开了个头,可突然又中断了,打散了,失去了头绪。

我开始认识其芳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那时我刚被分配到文学所。我在国外学习时,就很向往到文学研究所去工作,现在幸运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自然十分高兴。来到文学所之前,只知道其芳同志是位诗人,也零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一到文学所,其芳同志就接见了我们,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文学所的情况,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意愿,选择自己愿去的研究组,他很想我们中一些人去文艺理论组。这第一个印象使我极为振奋,觉得他很开明、随和,没有架子,可以对话。后来果然如此,比如在称呼问题上,不久我们看到文学所的年长同志和青年同志,都亲切地叫他其芳同志,连姓都不带,于是我们也就这么称呼他了,而见了面称他何其芳同志反而会不习惯;至于在研究人员中间,我从未听到有人称他做何所长的。

当时文学所正在搞“反右倾”运动,气氛神秘得很。文学所的几位领导,好象都去过庐山,为彭德怀同志帮过腔,都成了运动重点。后来知道,副所长唐棣华同志是黄克诚同志的爱人,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文学所如临大敌一般。看看大字报,只见她“反”这,“反”那,如何,如何。光这些帽子就会把人吓死了。至于对其芳同志和蔡仪同志,则要查阅他们的著作,彻底揭发他们的“右倾”思想,等等。

我先读了他五十年代前的《画梦录》、《刻意集》和《夜歌和白天的歌》。读完一遍后,未发现其中有反“三面红旗”的地方,不过这么一一翻阅,倒引起我的兴趣来了。我看到了痛苦的诗人的我,有对光明的追求和向往,也有对孤独生活的忧伤与叹息。特别是他的《论<红楼梦>》,见解独到,论说新颖,文字如行云流水,显示出了一个批评家的独特风格,读着使人愉快。其中关于典型“共名”说,富有创见,令人信服。但是这一论点在大字报上是被当作人性论观点加以批判的。而我知道,一些新来文学所的年轻同志,都反复地阅读过这本书,作为自己学习写作批评文章的典范。

“文革”前几年,我印象中其芳同志没完没了地做检讨。“反右倾”这次运动,上面整他整得很厉害,都是些武林高手,他怎么顶得住?检讨做了三次才通过,听的人都听够了,而他也真有耐心,当然要次次加码,其实,其芳同志就管一百多人,值得他费那么大的心力去写检讨么?只不过是他有些书生气,别人觉得他好对付而已。我们那种整人方式是很独创的,上面有纠纷,有病,总到下面来找替身,找出气筒。说穿了,就是要下面的人代人受过。一九六二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芳同志又作了检讨,检讨了跟不上形势,有糊涂观念,右倾思想,等等。历次检查,他都很认真,检讨内容都用道林纸写成详细提纲,并且象他写稿子一样,规规矩矩,字迹工整,这不知要消耗他多少精力和写作时间。有一年,有关领导要他写篇纪念《讲话》的时评。其芳同志回到所里对人说,他觉得很为难,由于他常常写这类文字,再写也没有新意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后来,为此自然受到了批判。

作为历次运动中的一员,其芳同志不仅代人受过,同时也奉命批判别人。他多次说过,他最不喜欢写这类政论性文章,写不好,但又不得不写。他最喜欢写的是阿Q、《红楼梦》、诗歌创作研究、小说评论、论争性的问题,而且写了不少。可以看得出来,他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他无力超越运动的局面,在上级领导下搞批判,诚心诚意地干。因为对他来说,不这样做,就是“失职”,就要检讨,为此,他的虔诚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另一方面,他的身上始终存在着诗人的气质,理论家的真诚和勇气。他总认为文学研究所是搞学术研究的,要不断拿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来,因此,他尽量维护真正的文学研究,竭力为广大研究人员争取正常的研究条件。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正是他领导下抓出来的。因此,他除了写批判文章外,同时还写了大量的理论性的研究文章。今天看来,这后一类文章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十年动乱期间,下干校后,其芳同志被分配去养猪。那时他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我常在木工棚里,见他矮胖的身子肩挑两桶猪食时东斜西歪的艰难步履,后来更不行了,他就拄着拐棍挑东西了。小猪常常闯出猪圈,跑到田野里去。其芳同志发现后,就叫着“啰啰啰”、“啰啰啰”地到处去追寻。一天黄昏,下着雨,大家都在宿舍里,不知是谁大叫一声,猪跑出来了。其芳同志连忙穿上胶靴,披上塑料雨衣,拄着根竹竿,一脚深,一脚浅地到野地里追猪去了。接着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啰啰啰”、“啰啰啰”的苍凉的唤呼声,在雨蒙蒙的中原大地低低地回荡着。我的心不禁一震,急速地跳动起来,在雨天烂泥地里去赶回一窝走散的猪,对一个身强力壮的小青年来说,也是够呛的,何况对于其芳同志呢?我想前去助他一臂之力。但阶级斗争的弦立刻从反面崩了起来,因为那时我的处境比他还不如,在这个如此冷酷、残忍的世界上,我如去了,说不定还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只好在宿舍门口听那叩击心弦的“啰啰啰”的声音在夜幕雨帘中渐渐远去。大约半小时后,“啰啰啰”的声音又由远而近。一阵骚动之后,其芳同志回来了,在灯光的闪动中,只见他满身泥水,两脚歪斜地支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宿舍。想到他这一阵正犯着病,有时还不断地发出“头痛啊!头痛呀!”的叫喊声,我的心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不安。

运动中间,虽然有些人互相摧残。但也有不少人自己虽被摧残过而始终不去摧残别人,其芳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有着一颗水晶般透明、黄金般珍贵的心。他获得“解放”后,并未象有的人那样扩大着仇恨的心,而是对各类人都一视同仁,不存芥蒂,这需要宽厚的胸怀。不过,他对有的人却明显地怀有憎恶感。一九七五年,《红楼梦》等“研究”闹得不亦乐乎,文学所的大批力量闲得无事可干。在一次会议上,其芳同志很有情绪地说:有人出于好心,劝我给姚文元写信,承认一下过去的错误,为文学所领点业务工作。笑话!我怎么会去干这种事!我向姚文元检讨什么,姚文元算什么?文学所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是共产党员,党员有组织性,我们有党组织……其芳同志对丑类的不满之情和蔑视,可说溢于言表。大家怕他的话引起麻烦,就把话题岔开了。还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间,他在一些会议上心情极为不平地谈起了有人在北京图书馆做有关《红楼梦》报告时批判了他的“共名论”。他之所以极为不满,主要是当时他被剥夺了发言权,发表权,他的意见得不到申张的机会。他说这种作法不光明正大,他要辩论,要求有答辩的权利。但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他也始终未能得到这一权利。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听到其芳同志关于研究工作的一些经验谈,它们至今给我启发,给我教益。

一九五九年其芳同志建议我去文艺理论室时我没有去,当时我想,我过去接触的主要是俄国文学,其它文学虽也了解一些,但从未深入思考过,所以不敢冒然答应。前面讲到“反右倾”运动中,要我们一些年轻人查阅其芳同志和蔡仪同志的著作,从中寻找“右倾思想”。但这一阅读的过程,却无异是我的一次理论补课,使我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并使我的兴趣转向了这一方面。我觉得理论中的问题很多,研究它们,比以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几个作家有意思得多。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向其芳同志说了,要求转一个专业,其芳同志十分支持我的想法。他接着象谈心一样,说一个人的兴趣十分重要,搞研究没有兴趣不行,至于理论研究就更是如此。他说他原来的兴趣是写作,至今犹跃跃欲试,但客观条件不允许,总未免觉得可惜。

他后来在别的场合又谈到,搞文艺理论研究要多读当前作品,要了解现实问题,开始时不要去钻研抽象问题,要多读作品,中外古今的文学感性知识越多越好,知识范围越广越好。如果要写东西,最好先搞一段文学评论,具体分析一些作品,这样一两年后,再研究理论问题,自然会深入下去。否则不需多久,写文章就会感到无话可说,结果就会在概念中转来转去,无法深入,这样做也容易脱离实际。他的这个意见,完全是一种经验谈,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后来也给一些同志介绍过。

六十年代初的几年,不少同志写了稿子,总喜欢给其芳同志去看;有时打印出来,相互传阅,互提意见,以便精益求精,这大约也同那时杂志少,理论文章不易发表有些关系吧。其芳同志对大家送去的稿子从不拒绝,也从不敷衍。当他不特别忙的时候,他会说,过一两天就看完,并约定时间谈稿子中的问题。当他忙着的时候,他会问你,这稿子急不急?你说不急,那一般他在一星期内读完,约定时间谈;有时稿子急,你不得不以实情相告,他就会在三、四天挤时间看完。和青年同志谈稿子,他一般总要说些肯定话,那怕稿子不能用,先使你在精神上宽松下来,然后再从各方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你听着觉得他确是抓住了文稿中的不足,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使你觉得他所做的思考要比你多得多,从而使你感到心悦诚服。他爱在稿子上写下详细意见,有的段落就动手修改,错字、标点符号有误,都一一改正。当你看到这种修改稿,你就会感到你的工作因耗费了其芳同志的精力而深为内疚,下次再不敢马虎从事了。

其芳同志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看稿中的问题,在一些小会上常常谈到研究、写作问题。他说写文章要抓住问题,抓住问题后要进行彻底的分析。所谓彻底,就是抓住现象间的真正的本质的联系。他有时问写评论作品的同志,对被评论的作品阅读过几遍?有的说两遍,有的说三遍。他说,阅读一、两遍是欣赏式的阅读,写评论文章,评论者对被评论的作品起码要读三遍,才能全,面把握,深入思考,复杂之处要反复读,否则议论问题只能浮在作品表面,一般文章抓不住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此。他说一些特别复杂的作品,更要反复地读。稿子写完后,自己要反复地看,材料是否充实,论点是否清楚,有无新的见解,新的意思。材料充实,不是堆积材料,而是说材料有无说服力;要检验论点是否准确,要自己看出问题来,那时文章就会写得严密了。他说要把理论文章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要精雕细琢,要字斟句酌。写得要有感情,要有起伏,要有气势,要有文采,切忌平鋪直叙、言之无物,这样才会诱人去读。有时,我们羡慕他的文章写得自然、流畅,说理清楚、透彻。谈起这点,他说他主要是写成后反复看,反复改,注意表达方式,把自己的意见说透、说清楚,让别人愿意读你的文章。他一写长文章,就要请假,关起门来写。我们问起这样一天能写多少字?他说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一天最多两千字,那算是了不得的了。按现代人的标准,他一天似乎应写万儿八千,论才情,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他写下的两千字,却是经得住时间的磨洗的两千字。

其芳同志一当别人涉及他文章的论点,喜好论辩,他对论辩中的断章取义十分苦恼。他说他摘引别人论点,为了避免曲解,一般要摘录一段,而别人批评他,则常常只是片言只语的引用,抓住几句,大做文章。他说和这种文章进行论辩,说清原委,很是浪费时间,但又不得不做。我们说,你的文章有时火气太大,有讽刺挖苦别人的地方。他一面笑着,一面又正经地说,别人首先如此,在论辩中大家是平等的,我有我的权利,不这样,文章就写不好了。这大概也算是其芳同志的文章风格的一种吧。

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具有充分的说理性、科学性,其芳同志十分注意引文的正确性。在引用外国作家、理论家的文字时,他都要请人找原文加以核对。他说核对的结果还真会发现译文与原文意思弄反了的。在这方面,他完全做到不耻下问。他的严谨、认真的作风,使人十分感佩。在他逝世前不久,一次他和我谈起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我把“人民性”的来龙去脉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顺便提到马恩的论述中没有这个概念。可他说他好象在那里见到过。我说我好久前也曾在马恩的不知那篇文章中见到过,但和俄国文学理论中的“人民性”是两回事。一星期后,一天上午在所里,其芳同志来找我,手里拿了张卡片,我接过一看,上面摘录了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的一段话。我一看正是我过去看到过的那段文字,便对他说,这不是文学的“人民性”的人民性,但一时又说不清楚。他把卡片给了我,说有便再查查。于是我翻阅了马恩全集的俄译本,这里的“人民性”原是“人民特性”、“人民特征”的意思,为了避免和文学的人民性的专门名词相混,似译作“人民特性”为妥。我把这个出处和原文意思同其芳同志谈后,他才释然,觉得我的解释有理。

其芳同志对青年同志十分和蔼,他对人平等,没有架子,即使在长幼之间,也很重情谊。一九六四年他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出版后,赠送了我一本,并在扉页上写有几行字:“送给钱中文同志,谢谢他对《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一文提过许多意见。何其芳,一九六四年五月”。读完题字我十分激动。原来一九六一年一月是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苏联文艺界开会纪念,邀请其芳同志参加。一九六〇年底,其芳同志写了初稿,给一些同志提意见。我阅读后,曾就论点、材料提出过一些意见,过后也就忘怀了。而其芳同志不仅记着,而且写到赠书的扉页上去了。后来我又阅读了此文,它较之一九六一年发表的论文,实际上已做了重大的修改。就这点来说,正表现了其芳同志长江大河般的胸怀,诗人的真诚,朋友的亲近感,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师友情谊。

大家都说,在文学研究所,其芳同志是不可重复的。

七月,这潮湿而闷热的七月!令人怀念的七月!

198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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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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