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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杰出前驱

——在郑振铎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郑伯农

郑振铎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今天在福建省长乐市隆重召开。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祝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恩格斯在讲到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写道,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我国“五四”时期也是这样的时代。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他们都是时代推出的文化巨人。

郑振铎的一生,是爱国主义者的一生。“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作为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21岁的郑振铎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和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和《人道》月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1921年1月,他和茅盾、叶圣陶、王统照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血和泪的文学”,开辟了我国新文学的崭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郑振铎参加市总工会领导的抗议集会和游行,并和胡愈之等联名写信抗议国民党当局,为此险招逮捕,被迫亡命海外。瞿秋白长汀蒙难后,作为秋白的挚友,他协助鲁迅,冒着极大的风险,编辑出版了秋白遗著《海上述林》。鲁迅逝世后,他和许广平、王任叔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郭沫若、邹韬奋、茅盾等合编该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1949年2月,在党中央的安排下,郑振铎和一批爱国人士从上海秘密绕道香港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文代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文物局长、考古所长、文学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在担负繁重的文化行政、文化交流工作的同时, 潜心研究,勤奋笔耕,写下大量著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他只活了六十岁,从事文化工作只有将近四十年。不论青年时期还是壮年时期,不论处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之中,他矢志不移,初衷不改,坚持不懈地为人民、为民族的利益而奔走呼号、潜心耕耘。他是人民的忠实代言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新文化运动的杰出前驱。

郑振铎的一生,又是多才多艺的一生。在郑振铎看来,要振兴民族文化,必须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养料,并大力发展新的创作。他本人一身而三任,既从事大量翻译工作,也写出大量新文艺作品,至于在整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方面,他更是举国公认的大师。他是著名的文艺史家、藏书家、目录学家,也是著名的编辑家、文艺活动家,还是成绩卓著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据福建专家统计,由他发起或参加组织的政治、文学、学术团体近30个;主编或参加编辑的杂志、报纸共37种,丛书、丛刊23种;创作12种;翻译作品和论著作12种;学术论著20种;翻译作品和论著23种;编选、校点、影印的著作42种;未刊书稿28种。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深入到古今中外的各个文化领域,涉及考古、文学、戏剧、美术、说唱、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仅有关儿童文学的论著、作品、编纂成果,就有洋洋百万言。他对俗文学的潜心开发、对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具有开先河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全能运动员、长跑健将、超负荷耕耘的老黄牛。

四十年前,在一次出访中,由于飞机失事,郑振铎不幸蒙难。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祖国、他的故乡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所毕生为之奋斗的新文化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他的故乡长乐市,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乡,变成富裕发达的鱼米之乡、工贸之乡。郑振铎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作为郑振铎的同乡,作为文化战线上的后辈,大家都是百感交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继承郑振铎的遗志,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要学习郑振铎的爱国主义精神。胡愈之在悼念郑振铎的文章中写道:“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参加‘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批人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继续前进,其中有一些人变成洋奴买办,御用文人,早被丢进社会的垃圾堆里去了。而你,始终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没有迷失过方向。”巴金也说:“他待人厚道(有时也不免流于姑息),朋友们谈起,总说他是一个大好人。然而他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他一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对于汉奸、特务、民族败类、帝国主义走狗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之类,他决不宽容,决不妥协”。这些评价是很公允的。郑振铎的爱国主义,首先表现在政治气节上,同时也贯串在他一生的文化活动之中。他是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但他从来没有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富有民族自尊心,但他从来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洋。他说:“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这些话是在二十年代初讲的。纵观郑振铎近四十年的文化学术生涯,他在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上是处理得比较辩证的。今天,在科技日益发达、世界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撞。如何在各种潮流的冲击之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如何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从郑振铎身上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我们要学习郑振铎的刻苦钻研精神。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教授中郑振铎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人”。大家都知道,郑振铎嗜书如命,买书、读书,是他的最大乐趣。为寻求孤本、珍本,他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惜倾囊以赴。1927年出国避难,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游览风景区、体验异国风光上,而是一头扎进巴黎国立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如饥似渴地在那里阅读国内不易见到的中国古本小说、戏曲、敦煌写本等。大英博物馆不让抄书,他就先一段段背出来,然后出门写在笔记本上。他搜罗群书,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嗜好,而是为了研究。他逝世后,家人根据他的遗愿,把近十万册图书全都捐献给国家。这说明了,他和据孤本而抬高身价的人具有天壤之别的思想境界。在郑振铎看来,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广泛、详尽、深入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很少有人像郑振铎那样在占有材料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列宁在讲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摆在郑振铎面前的,不也是“堆积如山”的材料么!一个时期以来,有些研究者不愿在调查研究、掌握材料上下大功夫、硬功夫,认为这种做法太笨、太麻烦,已经过时了,不利于迅速出成果,不适应于“快节奏”的新时代,不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学术研究中的浮躁、轻率时有所见。郑振铎的刻苦钻研精神,无疑是帮助我们端正学风的一剂良药。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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