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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芳同志二、三事

马良春
在大学毕业决定我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很多同学和老师为我祝贺,说是我将要到一个真正做学问的地方。公木老师还特别指点我,你将在一位无论是学问和人品都很难得的何其芳同志领导下工作,值得祝贺!我知道何其芳这个名字远在上大学之前,那时在课本上读过他的诗。我常常背诵他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的诗句,多么激动人心啊!天才的诗人——我最初所敬慕的。在大学期间,我先后读过他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等文章,我非常钦佩他用流畅易读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在我的印象中,他又是个雄辩的理论家。他也许是威严的,当我想到我就要投身于他的领导之下,这早已有的崇敬的心情,便无形中带上了一些畏惧。后来我宽慰自己,他是知名的大诗人,大理论家,一所之长,而我不过是个稚嫩的小人物,接触都不会有机会,还怕什么呢!

到文学研究所报到的第二天,办公室的同志就通知我们新来的同志,何其芳所长要召集会议,同我们谈话。我感到意外。没想到这样快就见到他。他是那样和蔼、亲切地表示对我们这些青年人的欢迎。他让我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情况,谈谈自己选择什么研究方向。最后他从原则上讲了一些治学的意见,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告诉我们各人工作怎样安排,等同研究组组长商量定了再通知。大约过了两三天后,有人来通知我,说“其芳同志找你”。我到了他的办公室,说了一声:“所长,您好!”他大笑着说:“什么所长噢!我们这里都称同志。”是的,刚才找我的同志不是说“其芳同志找你”吗!我为不知这里的规矩而不好意思,但也更崇敬眼前这位平等待人的领导。一下子紧张的感觉一丝也没有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和大家一样称“其芳同志”,觉得如此才格外亲切。

其芳同志对我说:“我同唐弢同志商量过,同意你的志愿.到现代组工作。”但接着他又说:“不过,你不能马上到研究组去,你需要到图书资料室去工作一段时间”。听到此,我有点不理解,大概他从我的表情上已看到了我的心里,便耐心地向我说明这样做的道理。他说:“图书资料室目前工作繁重,人手紧张,这固然是让你去帮忙的直接原因,但我想这样做,对你今后的研究工作是有好处的,你熟悉了图书资料的工作,熟悉了我们所的藏书,以后你用起来就便当了。”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接着他就图书和资料和研究工作的关系谈了许多意见。他说:“你刚来还不知道,现在所里流行一种工作分等的看法,什么研究是一等,图书资料是二等,行政是三等,不要信这一套,三者离开谁也不行。有人写文章急于做结论,不注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结论往往是错的。唐弢同志写一篇短文,也要看许多书籍和资料,应该学习这种精神。”这是一次分配工作的谈话,在当时,资料对于研究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我是缺乏深刻体会的,经过了一段在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以及到现代组后,唐弢同志严格要求我们要占有资料,不要匆忙写文章,在实践的过程中,使我回味其芳同志的话,便觉得在我刚踏上研究岗位时,那实在有启蒙意义。

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一天,我去东单邮局,忽见其芳同志走在前面,便加快脚步赶上去。他问我几个月来在干什么?我说,遵照唐弢同志的要求,每天翻着解放前的报刊杂志。他说,这很好。其实,几个月来,我除了看报刊杂志外,还看了其芳同志和唐弢同志的不少文章,我常想就写文章向他们请教,这时在其芳同志面前,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我说:“您的文章接触的都是很深的理论问题,为什么象我们这样薄学的人也很容易理解,很希望给我们讲一讲您是怎样写文章的。”其芳同志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谈不出对你们有用的意见,你既然问到写文章,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我们聊聊吧。”

第二天上午我到其芳同志办公室,他正伏案写什么,我没敢惊动他,便悄悄地走了,回到组里不久,我接到了电话,说其芳同志问你为什么不来。我当时真是激动得很,我所以去而又走,原以为他昨天的话是随便说的,怕是不会记得了,想不到……,于是我诚惶诚恐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话题吧”,他一面说一面拉我同时坐在沙发上。他问我:“你写过文章吗?”“写过。”“发表过吗?”“发过一两篇。”“你写文章的时候想到过你的读者吗?”这一下子把我问住了,他见我不回答,便自己说下去:“写文章时要想到读者,要向读者负责,首先要使读者能理解你讲的是什么,这就必须自己对所论的问题,真正地弄清楚了。其次,要想到与读者是平等的关系,这样,你的文章就会写得平易,而不会故作姿态,卖弄高深,以炫耀自己。”我明白了,我从来没有象当时对“文如其人”这句话体会得那样深刻,眼前的其芳同志,他的平易近人,不正是和他的文章风格一致的吗?

大约是一九六五年的夏季,那时所里准备要我负责共青团的工作,记得卓如同志对我谈了这个想法,我当时表示了困难,后来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有一次,其芳同志找我谈谈青年人在研究工作上的情况,当时我竟谈不出什么来,其芳同志严肃地批评了我,他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下子看到了病根,他指出:你是把共青团的工作当成了你的负担,你应该懂得你要做的工作,是为了使青年人在研究工作上得到迅速的进步,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和业务修养不是截然的两回事,一个人思想上出了毛病,他就不能专心地从事研究。在你认真地对待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也正是锻炼了你自己。”其芳同志语重心长的话深深打动着我,想到他对青年人的关心,再想到自己不负责任,真是愧悔得很。其芳同志又进一步说:“文学研究所终究是你们青年人的。”今天回想这些话,便更感到亲切,发人深思。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今已成五十左右的中年了,现在所内不是又有同当年我们一样的一批年轻人吗?我想,其芳同志的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应为文学研究所一代一代青年人所记取。

在我的印象中,其芳同志是最珍惜时间的,也最善于争取时间,甚至他的急促的脚步,他少有停顿的谈话节奏,都使我从“时间”上来理解的。我常常在细节上来验证我的感觉,有一次在东单的果品商店,其芳同志问有没有花生?售货员一面说有,一面指着台子上摆的带皮的花生。其芳同志笑着说:“不是这个,这个太麻烦,麻烦!”这时我见售货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表情。是的,恐怕没有遇到买花生怕吃起来麻烦的顾客吧?然而今天遇到了。这“麻烦”也许有多种理解,然而我是从“时间”上来理解的。其芳同志不仅珍惜自己的时间,也同样珍惜别人的时间,人们常常劝其芳同志处理工作不要过细,以便节省时间用于写作,比如谁起草一个会议通知,他常常亲自来改写,有一次我也对他说,有不妥的地方,就让起草的人来改好了,何必将时间用在这上面?然而他却说:你想想,等我将意见告诉他,这需要时间;他改写需要时间,两个时间加在一起要远比我直接改需要的时间多。”他反问我:“你说哪个上算?”我无言以对。其芳同志就是这样,他在工作中是极讲效率的。

长期以来总想找一个从容的时间写点回忆其芳同志的文章,但总未如愿,这次纪念集正等着发稿,匆忙间写出上面一点,以寄托我怀念的心情吧。

1986年12月16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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