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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严谨.朴质.热忱

——回忆何其芳同志

劳 洪

一九四六年的盛夏刚刚过去,在那个被誉为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秋老虎却特别厉害。前一天傍晚的暴雨刚刚使人们喘过一口气来,睡了一场好觉;可是第二天,那一轮火辣辣的太阳仍高高悬挂在这个闹嚷嚷的城市上空,瞧着就使人心烦,使人发愁。并且气压很低,整个山城仿佛就是全国的政治气候的象征,预示着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

上午九点,我按照其芳同志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张家花园八十五号。两扇黑漆木板门虚掩着,于是我径自跨了进去。门里是个小小院子,左边才是一排正房,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我呆站了一会儿,正待叫一声,忽然发现紧靠大门旁边一间显然是后来增建的小屋,窗下有个人正埋头伏案工作。还没等我走近,他已跨出门来,和颜悦色地问我找谁?我见他年纪不大,穿件半旧的灰色条花呢西服上衣,瘦瘦的脸庞,亮亮的眼睛,心想他决不是其芳同志,可能就是那个跟他一道工作的王觉同志吧?我们互通姓名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前听何先生说你要来,”他看了看表,高兴地说,“今天他会来的,可能稍晚一些”。

从谈话中我才知道,这地方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址。我和王觉同志虽然刚刚认识,但在倾谈中却使我感到充满了友爱和信任。

忽然大门被推开了,一个头戴康克帽,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和黄色卡叽短裤的中年人,跨着快速的步子走了进来。他的个子不高,身体还算壮实,微黑的脸庞上架着一付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皮包。我真没想到他就是其芳同志,和我在旅途中的想象多么不一样呵!如果在此之前他在街上从我身边走过,我一定会在心里暗下判断:他可能是个报馆记者,说不定是哪个营造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总之,他的整个外表和我心目中的诗人、评论家没有一点可以联系得起来的地方。

我们迎到房门外去。当王觉同志说出了我的名字时,他就高兴地“哦哦”了几声,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是那么绵软。我这时才注意到,他那张本来显得有些呆滞,并不富于表情的脸上,忽然充满了生气,而深藏在镜片后边那双微微发红的疲惫的眼睛,也忽然闪着亲切喜悦的光辉。他那热情和诚恳的态度,立刻解除了我内心的束缚而变得自然起来。我们好象不是第一次见面,而不过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意外地在这里重逢似的。从门外直到进屋子坐下,他一再说他今天因有别的事耽误了一些时间,一再说他估计我这几天就会来到,同时又一再表示抱歉。他对我这样关怀,反倒使我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了。

开始时,谈话主要围绕着我曾经在几封信中向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战国派问题,黄色出版物在广大青少年中的影响问题,以及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问题,等等。他说我提的这些问题大多不便在信上回答我,而且在信上也不容易说得清楚,今天能有机会在一起交换意见,他是很高兴的。

这段时间,王觉同志坐在书桌前处理工作,随后他把几封信和稿件送给了其芳同志,说他要出去一趟。其芳同志一边让他等一等,一边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稿子递给我,说那是他和吕荧先生的几封通信,让我看看有没有说清楚问题,有没有发表价值,然后他和王觉同志就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去了。

我带着象小学生临到考试的一种心情,坐下来读那几封后来收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讨论“客观主义”的通信。这几封信给我留下的一个最突出的印象是,其芳同志一方面尽可能在照顾对方的一些论点;另一方面在涉及对具体作家,特别是对当时文艺上的主要倾向即“客观主义”这个提法时,他是表示怀疑的,至少认为这个用语是不够确切的。而尤其把所谓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师承后者,其芳同志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根据他读过的一些较好的作家的作品,其思想、艺术之所以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主要问题在于受旧现实主义的影响和束缚,在于没有很好区别旧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以及由此牵涉的其他问题,早已在文艺界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心,因为它不仅涉及被部分同志举出来代表“客观主义”倾向的某些革命作家的评价,而且也涉及究竟什么是当时国统区文艺上的中心问题,也即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围绕茅盾同志的《清明前后》和夏衍同志的《芳草天涯》而展开的那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其芳同志写了《关于现实主义》,接着又写了《略论当前的文艺问题》,所以《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其实仍还是有关当时文艺中心问题讨论的继续。对来去六封信,我大约只读完前边四封,其芳同志便回到屋里来了。我向他谈了一些读后的零碎感想,觉得发表这几封信是必要的。至于他认为国统区一些进步的或革命的作家的创作大多是受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或束缚,其芳同志解释说:有的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虽说还没有达到某些旧现实主义作品那样高的水平,但在思想上,在对旧事物的认识上,应当说比旧现实主义的作家是更自觉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总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后来话题转到解放区的文艺时,他谈到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即如何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在谈到临时的政治事件能否作为创作的素材时,他表示:只要有利于某种生活的知识的积蓄,为了及时教育群众,临时的政治事件只要激发起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可以写,也应当写的。

已经快十二点了,从对面屋里走出来一人,留我们在那里吃中饭。由于主人一再盛情挽留,我和其芳同志便结束了谈话,走进对面的那间屋子。那里还有几个人站在桌旁,经其芳同志介绍,方知刚才来请我们的是写小说的萧曼若同志,另一位是搞哲学的罗克汀同志,还有他们的两位夫人。

吃过饭,谢了扰,其芳同志说还要赶到天官府郭老家里去,我们就一同离开了“文协”,慢慢从张家花园往上走。他爬那些石级似乎一点也不吃力,而我倒有些气喘吁吁了。他说重庆就是坡多,象这样的高坡每天得爬好几趟,可见他经常是在外边活动的。解放后,才知道其芳同志那时既负责四川省委的宣传工作,又兼吴玉章同志的秘书,还要编辑刊物,参加文艺界的各种活动。至于阅读和撰写各类文章,除文艺评论、杂文、散文外,还包括《新华日报》的某些社论和短评,就只有挤掉必要的睡眠时间去完成了。他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五〇年初我到北京学习,和其芳同志住处相距不远,见面的机会便多起来。记得最初一次去,他谈起三年前在重庆撤退的经过时,抱歉说我给他的信有几封还没来得及烧毁,国民党的军队便忽然包围了办事处,把所有的人员集中到一起,想通知我都没有办法了。我注意到他的身体已开始发胖,两鬓过早地已有了几茎白发。他的目光似乎因长久的伏案工作和习惯于在晚上写作而变得越发深邃、凝滯。但他说话仍是那么急速、热烈,带着雄辩和感染人的力量。在差不多半年多时间里,我每个月中总要到其芳同志那里去一两次;而每次去,他总是热烈地、滔滔不绝地谈着他在写作上的一些计划。当时,他除了学校的国文教学和担负《人民文学》的编委外,正准备写作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有一次他说:我没有写过小说,但决心试试,想先从两方面作些准备:一是把欧洲十九世纪和苏联几个重要作家的作品,以及我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再仔细读一读,研究一下它们的结构和刻划人物的手法;一是把我参加土改时记的笔记整理一下,写个故事梗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从土改工作队进入村子时写起,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从富裕中农和地主两家对将要开始的土改运动的不同反映写起。我想换一个写法,又觉得很难,因为整个土改过程一开始总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诉苦。或者从斗争地主的大会写起,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在这次大会出场,可是人物多了又不能给读者留下印象。怎样有个好的开头,实在是个难题。你看,许多优秀作品的开头都很不一样,而且一下子便吸引你非读下去不可,为什么就想不出一个别的更好的开头呢?又一次谈到周立波同志的小说时,他似乎颇有感触地说:他既有创作,又有翻译,在文学工作上的成绩是很显著的。我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先后到达延安,但回顾自己这些年来却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他似乎特别看重创作,而且似乎把创作作为衡量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成绩的标准。这个思想,他后来在担任文学研究所领导工作的长时期中,几乎每次总结工作时都要检查到他想从事创作的心愿。

为了完成他构思中的长篇小说,他不仅和在一起工作的如周文、艾思奇、何家槐等同志交换意见,并且也向茅盾同志谈过他的一些没想。

“茅盾同志说我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他直率地对我们说,“要我用第一人称写,说比用第三人称写容易驾驭一些。我也觉得是这样;不过对土改这样的题材,如果单纯从个人角度的感受来写,恐怕也有很多局限吧”。

谈到有的作家的作品时,他说:

“有的青年作家写出几篇较好的作品后,再继续写就往往超不过以前的水平,往往开花便是结果,起始就是终点。根本原因是逐渐脱离了生活,也没有继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这是我们有些作家的致命伤。有的劳动模范的事迹本来是很感动人的,可是有的作家写成了小说,倒反而不那么感动人了,为什么?就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方面存在问题。”

有一次去看其芳同志,是在我写思想总结的时候。谈话中他大概听出了我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不那么清楚,甚至跟别人对我的看法有些抵触。他便结合自己,讲了他从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如何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后,才对自己有了比较恰当的认识的过程。他说要对自己进行解剖,对自己有个恰当的认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是会感到痛苦的。他叙述了那次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行军中遇到的一些事情,说明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和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必要。当话题转到他在老区河北平山县参加土改时,便又显得特别兴奋,感触也特别的深。

“有时我帮老乡写信,”他高兴地举一件小事为例,“他们看见我写的字——其实我写得很不好,就说:‘老何,你这手字怕要几千斤小米才练得出来吧?’我当时听了很高兴,事后一想,就感到难受。我们有一点文化知识,不就因为有农民在那里替我们生产粮食?农民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说明了一个真理,而且说得那么亲切易懂。”

其芳同志还谈到工作需要和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的问题:

“我作国文教员,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觉得自己作一个国文教员比较能胜任愉快。比方说,一个人只能挑一百斤,再努把力挑一百一、二十斤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去挑一百五十斤,甚至想挑二二百斤,那岂不是自讨苦吃,并且实际上也挑不动嘛!”

有一次,可能是谈到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的文章,他说:“左”和右是相通的。形式上表现是“左”,实际上却是右的。又说:有的同志分析自己的思想时,往往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提法比较还能接受;而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提法却很反感。从阶级划分来说,应当是有严格区别的;但从思想意识来看,小资产阶级更容易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某些影响。

其芳同志无数次关于文学方面和思想方面的谈话,我都觉得对自己有很多启发,给了我很大帮助。每次从他那里出来,都感到一种少有的满足和喜悦。我常常惊奇他的谈话那么平易近人,体贴入微,句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就在这一年,一九五〇年国庆节过后不久,我去看其芳同志时,他委婉地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到马列学院和他一道搞国文教学的工作。我说自己文化水平本来不高,怕不能胜任。其芳同志鼓励我说:文化水平,我自己主要也是念私塾时打下的一点基础,后来念大学有多大提高,也很难说。到这里来学习的都是有相当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除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也还要提高文化水平,所以学校把国文作为学员的必修课,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工作并不很重,大约每隔两个月评改四十来篇论文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可以学习,可以写作。至于讲解文章,采取我国传统的办法,有心得就给学员讲一讲,不作硬性规定。其芳同志说得这么具体、恳切,使我感到由衷地高兴,于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到校的那天上午,其芳同志领我去见学校的领导和几位教员。这些老同志的诚恳、谦逊,使我十分感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革命的温暖,第一次在这些已有着杰出贡献的老同志们面前受到同志式的亲切接待,内心不仅仅是激动而已,简直就如一个孤儿回到了自己亲人的身边。

其芳同志拿了几份他评改的学员的论文给我看,他在那些文章上进行了细心的修改,每一段都写了批语,末尾又写了总评,不但在观点上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文章的结构上,在段落之间的照应上,甚至遣词造句,都指出了它们的得失。其芳同志对每一篇论文所作的这样严肃、认真的批改,是对我上的极其宝贵的一课。这不仅指如何修改文章而言,特别是还包括了他的理论修养、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都是很值得我认真学习的。至今我还想,除了从那时他发表在《学习》杂志的一篇《谈修改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如何讲究写文章外,如果他批改的所有那些学员的论文都还存在的话,收集起来该是一部多么丰富,多么有价值的写作实习的教材。

其芳同志是很讲究写文章的,有一次他选了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方苞的《书归震川文集后》,准备给学员们讲一课,事前他对我说:方苞的文章不到三百字,便概括了整个集子的内容,可说是写得十分精炼。他指出的“言有物”,是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是指文章的逻辑性,是不是还可以再要求一条,“言有味”。文章还应当写得有味道,有魅力,使人爱看,而不是干巴巴的,使人读着昏昏欲睡。其芳同志写文章经常是在晚上,常常为一篇文章连着几个晚上写不好一个开头而苦恼。刚写下几百字,自己一看不满意,便又推翻了重来,如此反复几次,直到自己比较满意为止。他写作时多半是边写边改,写完后通读时再改一遍,然后誊清时又仔细琢磨,边抄边改。他常说写文章时要给自己假设几个辩难的对象,要准备别人可能从哪些方面来反驳,这样下笔时才能把文章的漏洞堵住。要照顾到各方面,要使别人不是轻轻容易就把你提出的论点驳倒。

大约是在一九五一年春末夏初,他经过相当准备之后才动手写作的反映土改的小说,终于写出了最初几章,给我们在一道工作的几个同志看。(他每完成一篇文章总是先给我们看看,征求意见。)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平时谈起这部小说时的那种兴奋、喜悦的情绪,忽然从他脸上消失了。他带着几分沮丧的神情说:看看吧,写了几章好象还没有把读者引进故事的环境,而且主要人物一开始便全都上场,结果没有一个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人物对话也缺乏个性。我真没有信心,没有把握。他对自己刚刚写出的作品抱着这样冷静、严格的态度,好象在解剖、评沦别人的作品似的。后来我们部看了,的确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但仍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把已写好的部分作些调整和压缩,不必改变他已经设计好的整个布局。可是其芳同志对自己的要求却是那样严格,从此竟不再听到他讲写土改的小说了。

在马列学院时期,大家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每月大约有几万元(1955年币制改革后一万元折合一元)零花钱。其芳同志没有别的嗜好,他的这部分钱和稿费收入,便都用到买书上了,每次从城里坐三轮车回来时,总带着几大包线装书。他对书籍的爱好真是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后来甚至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尽管经常头昏,行动已很不方便,还常常跑书店,把买好的书分捆成两包,挂在手杖的两端,自己挑着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去。他每走几步便要站着歇一歇,引得路上的行人都惊奇地看着他。

那时在一起搞国文教学的几个同志有个习惯,一般在工作时间谁也不去打扰谁,但每天吃过晚饭,只要不刮风下雨,总相约一道走出校门去散步,而且总是沿着颐和园对面靠南边的一条小街走到西苑,然后再沿着那条宽阔的马路往回走。这段时间是一天之中最轻松、愉快的时间,是大家在一起随便聊天的时间。有一次,其芳同志说:唐代诗人王勃,常在酣饮之后蒙被大睡,醒来后便一挥而就,写出一篇好文章,因此有人说他躺在那里是在打“腹稿”,并没有真睡。我倒觉得他恐怕是真的睡了一觉,精神充足,所以文思敏捷;一个人困倦的时候,常常很久都写不出一个字来。由此他又谈到人的智力问题。他以为人的智力除极少数属于大智大愚者外,绝大多数都在一个水平线上;而在这个水平线上的人要有所成就(主要指的是从事科学或文化工作的人而言),那就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可是同样的人付出的同样的努力,也还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条件的不同而决定了每个人的成就还有多少高低的区别。还有一次,也是在晚饭后散步时,因为谈到文艺界有的搞理论工作的同志,不能安下心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情况,他便说:“搞理论研究就要耐得住寂寞。”由此他还谈到一个值得学习的工作方法,说有的领导同志无论工作多么忙,每周总要抽出一定时间不接待任何人,独自静坐集中思考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说,有的作家写作时不断抽烟,似乎一抽烟灵感就来了。他也曾经试验过,但只觉得难受,怎么学也学不会,所以他写文章时就用吃糖来代替。我们说糖吃多了会使身体发胖,而他却以为是自己活动太少。这一年夏天,他果然到颐和园跟艾思奇同志学游泳,可是去了几趟觉得花时间,并且也没有学会,便不再去了。

其芳同志的一切,他的工作、生活和爱好,从里到外没有半点虚矫,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觉得他肝胆照人,透明透亮。他只会使你感到亲切,感到在他面前可以无拘无束。而这时其芳同志还不满四十岁,可是他在各方面的修养,已经达到了多么成熟的地步!

我有两年多时间离开了其芳同志,但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起,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一直到他一九七七年去世时止。在这二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除去那令人愤慨,令人揪心的十年动乱时期,我都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刊物的编辑。他最初作为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古典文学部副部长,分工兼管《文学遗产》;后来又作为《文学研究》(后更名《文学评论》)的主编,无论在思想上、工作上都给了我许多帮助。

其芳同志从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长时期中,他虽然已被折磨得思想常常忽然中断,什么也记不起来,虽然被折磨得走几步就不能不停下来歇一歇,但是他仍然日以继夜地在文学这块阵地上奋力拚搏。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除了辛勤地搜集材料,撰写回忆录外,就是为编写多卷本文学史,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各项准备。他经常在思考这样一部文学史从內容到形式应当有些什么特色,应当比过去编写的文学史在哪些重要问题上要有所突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你跟他谈什么问题,最后总又拉回到文学史上来。谈到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他认为过去提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都存在简单化的毛病,还是列宁的两种文化论有助于我们探索文学发展的一些现象。后又谈到《水浒传》,他认为从小说中描写的大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的生活和每次下山只是打劫豪强官府,将所得财物按大小头目进行分配,而从没有在农民最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和发展农业生产上提出任何方针或口号来看,小说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阶级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谈起文学史问题,他总是这样热烈,这样滔滔不绝。

有一次,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上旬一天上午,其芳同志到办公楼后边我临时住的宿舍中来,谈他正写作的回忆毛主席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主席勉励他要象柳树那样到处都能生长,要象松树那样耐寒不屈的谈话,他已记不起来毛主席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过同样的话,又是谁第一次记录下来的。他说如果方便的话;望我帮他查一查。过了几天,七月十二日中午,他在所里开完会后又来到我的房间,问我查到了没有。由于我没有想到他要的这么急,还未去图书馆查找,他就说再过几天也没关系,把这一段暂时空在那里以后再补写。他仍象往常那样,热情而急速地又谈了些别的事。临走,我看他行路不便,担心他在路上会忽然头昏,问是否有车送他?他风趣地说:所里的车子经常进医院,还不如我哩。每天来回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也好。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天深夜,他因忽然大吐血而被送进了医院。更万万没有料想到,仅仅十二天以后,于七月二十四日深夜,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其芳同志躺在观察室的那些日子里,他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只靠输液维持着生命。那时正是热天,瞧着他口渴得厉害时只能用舌尖舔舔搭在他嘴唇上的湿毛巾,就觉得难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一再要求让他回家去,说他回去后即使躺在床上也还可以写东西。他要家里的人把《列宁选集》给他带到医院去,要查阅一段话。有一天,我走进病房,他忽然醒来发现了我,用微弱的声音问:“主席那段原话,查到了没有?”我凑近他的耳边说:“已经查到了,等你病好出院以后再告诉你吧。”他点点头,轻轻地“嗯嗯”了两声。那几天里,我们一心想着他身上的毒瘤已被割除干净,只等伤口痊愈,便可以出院,再调养一段时间,又能生气勃勃地带领我们去完成他早巳计划好的几项工作。而现在,他那支写作了几十年的手永远不能再提起笔来了,我们也再听不到他那常常是发自肺腑的,既充满了热情又能启发人思考的谈话了。

我最初见到其芳同志时他才三十四岁;而岁月匆匆,想不到他在六十五岁时,可恶的毒瘤便强迫他结束了战斗的一生。这三十一年仿佛一眨眼便过去了,但他给我留下的许多珍贵的记忆,就象昨天发生的事一样,还那么清晰,那么生动。

其芳同志逝世虽已整整五年,然而我却常常觉得他还坐在书桌前写作,只不过因为他很忙,我们才没有机会见面而已。

198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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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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