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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

——追忆何其芳同志

臧克家

大前年七月间,北京正闹地震,震得人心惶惶不安。在我的寝室和会客室里搭了两个防震棚,连工作也没个合适的地方。有一天,晚上九点钟,我正在等候地震的消息,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快迎出去,其芳用爽朗的声音带笑地说:“我们避地震来了”,说着,和他爱人牟决鸣就进了门。我说:“恰好。靖华同志三个钟头以前来电话,说带着大女儿来避震,我赶紧调理好床位,他刚来电话,说到鲁迅纪念馆去了,不来了。你和决鸣同志顶他的两个位置吧。”

其芳看了我会客室的棚子,说:“比我们的好多了,你们又是平房,保险些。”一面说,一面笑。看完了外间又到了内间“视察”。我指着用楠木写字台搭的“斗室”对他说:“男女有别,我俩就在这底下吧。”

“未敢翻身已碰头呵,”他说。

我说:“碰头总比砸头好呀。”

他立即表明来意:“我对地震,并不怎么怕。大家都躲出大楼,我也出来夜游一番。知道你睡得早,所以把你这儿作为第一站。”

“不要夜游了。老朋友共一夜患难吧。”

“不,不!”他摇一摇手,表示决心。.然后说:“熊复是能熬夜的,我的第二站就是他那儿。”停了一下,问我:“有他的电话吗?”

“没有。有胡绳同志的,可以打听。”

他放下电话,笑声琅琅地说:“人家欢迎,我们就告辞了。”

我送其芳夫妇出了巷子口,望着他俩慢悠悠地晃晃荡荡进了东堂子胡同。

我回来,躺在写字台底下,在这地震扰人的夜间,我的思想,我的感情,萦系在其芳身上。

我与其芳,可谓神交已久了。我们是同年登上文坛的,虽然我比他大几岁。一九三三年,他和之琳、广田(我中举同班)三人合出了一本诗集叫《汉园集》,他们是“北大”同学,所在的“红楼”是“汉花园”。不久,我也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记得就在一九三三年或稍晚一点,其芳和我,先后在《现代》月刊上发表了诗作。其芳的那首,是写爱情的。开头有这么两句:“江南的秋天,落下了如掌的红叶”,接下去就是写爱情了。事隔四十五年,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句子:“哪个少女的一角裙衣,我可怜的灵魂日夜萦系?”这首诗写得优美,很有感情。不久,他又出版了《画梦录》。这本散文,充满了美丽天真的幻想,其芳用绚灿细膩的笔画了一个又一个好梦。这梦是动人的,但它是虚幻的。一九三四年,我在临清中学教书,还曾经选作教材,记得其中有感人的“玲玲之墓”。

芦沟桥一声炮响,惊醒了其芳的“画梦”,从古老的文化战都,一跃而奔到革命圣地延安。这一步,决定性的一步,不是轻而易举的,其芳看得远,决心大,走得对了。

待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在雾重庆,第一次晤面的时候,他和我想象中的其芳完全是两样的人了。他热情,富于诗人气质;他诚朴干练,饶有坚实的革命家风度。那时,他参加四川省委的领导班子,又是周总理指挥文艺工作的得力助手。他原是白区的作家,现在又从延安回到了“国统区”,各方面的作家他都熟,对于开展工作,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在重庆,他通过搞文艺活动,团结作家、诗人,与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文艺反动谬论作斗争。

在重庆的时候,我对其芳是很钦佩的,虽然个人接触并不多,说不上“亲密”。他从一个京派作家,一变而成为革命文艺战士;他用“画梦”的笔写出洋洋洒洒的战斗文章,的确令我肃然起敬。

其芳对人亲切,与人交往的时候,没优越感,同时,他也急人之急,肯帮助人解决问题。我的老家里,生活上有困难,在晤面时我当作家常和他聊聊,他却认真地替我解决了,我心里很感动。其芳同志是四川万县人,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乘“拖轮”东下,在万县停了一下,我特地下船,到县城里蹈了一圈,心里温暖而又怅惘她想:在其芳的故乡,却见不到其芳。

解放以后,我们又在北京重聚了。因为工作岗位不同,接触的机会不多。他写诗少,写论文多了。其芳工作、学习、写作,都是下苦功的,很严肃,很认真。对文艺问题,他经过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便坚持这种见解,与不同意见的同志们顽强地争辩,毫不妥协,到绝不容情的地步。他好写长文章,有自己的风格。记得二十年前,文艺界同志们发表了一些讨论楚辞的作品,最后其芳写了篇结论性质的文章,将近二万言。我在《新华月报》编选文艺,打算转载它。我直观了当地对其芳表示了我的看法,说:第一节太长了一点,因为与论点结合得不太紧密。他笑了,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写文章,有自己的一套,七宝楼台,没法片段的拆下来。他用笑语坚持原文,我就忙说:那就照原样吧。

我不知道其芳负责“文研所”工作成绩如何,但常听到在他领导之下的同志这样谈论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何其芳同志打电话。”对我讲这两句话的同志虽然是当笑话说的,而我却严肃地听着。我觉得,这确乎道出了其芳对工作、对同志、对个人,严格要求,认真负责的态度。因而,许多细小的事情在我心中微波似的漾起。

其芳写诗,一字不苟,连标点符号也要摆正。他在《诗刊》上发表过一首题名《西回舍》的较长的诗,出了一点很小的差错,他马上打电话给编辑部提出意见,不久,他又把这首诗重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一九五六年,我编选了一部《中国新诗选》,刚出版,其芳写了长信来对我提出了批评,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但其中重要的几句,还清楚地记在心上:

“我觉得你选中国新诗,不选你自己的,这是不对的。不应以选家身份过分地强调自己,同样也不应因为自己选诗,把自己去掉了。这样不科学,不公允。鲁迅选小说,不也选了自己的作品?没有人说他。我建议你耍选你自己的作品,重点放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这期间,你在诗歌方面代表性较强。”读了他的信,深深为其芳的严正态度所打动,同时还收到了五位读者同样指责的来信,其中有这么两句:“您是教我们谦逊,还是教我们虚伪!?”

这本《诗选》再版时,我遵照其芳和读者的意见,加入了我自己的四首诗。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有机会再见,连消息也渺渺茫茫了。我在江南向阳湖干校,有一天和严文井同志碰面,他向我谈了一些回京探亲得到的消息。其中一条是关于其芳的。他说:有一天去看其芳,他很兴奋,谈得正热闹,忽然一面摇头,一面对我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脑动脉硬化,植物枝神经紊乱,有时发生意识障碍,说话突然中断,一再重复最后一句话,过一会儿才能接上。

听了文井的话,我心里有点难过,其芳是很健强的一位同志呵,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一九七二年秋,我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互相打量一番,紧紧地握着手。然后两张嘴发出同样的声音:“不错,不错。”其芳开玩笑地问我:“你挨了多少次批斗?”我说:“大约三、四十次。”他说:“我比你至少多五倍。”话一落音,接着哄然大笑。

其芳负责的“文研所”,离我处不远,他每次到建国门医院看病,要经过我的门口,然后乘公共汽车回东单的家。因此,他来访的机会自然就多了。

有一个下午,其芳来了,穿着冬大衣,拄着手杖。看样子兴致很高。我帮他脱大衣,他向我道衷情:“我经常从你门口过,往往是过门而不入。知道你身体不怎么好,怕累,我经过的时候大半在正午,心里很想进来坐坐,又一想,你可能正在吃饭,就算了。”

我们两个,喝着茶,室内又挺暖和,谈兴很浓。我对他说,我问你一件事,外边传言很多。他猛一惊,问我:“什么事!?”我说:听说那篇《红楼梦评论集》的三版后记,出版社打了样子请你看看,你气愤地拒绝了,反而写了八千字的信去,词锋尖锐。有没有这回事? 一提这事,其芳立刻情态大变。他有点向我申诉似的,亲热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说:“不对!不对!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他的《序言》,我是看了的。信,我是写了的。不是八千字,而是四千字。我生气的是,他在那篇《后记》中袭用了我的两点意见,作为他的矛头,向我刺来!你看……。”说到这里,其芳愠气满面,双手一摊。接下去说:“他在这篇《后记》里,一再感谢江青的培植,关怀,这无关理论,依势压人!”

听了其芳的剖白、申诉,我为他大抱不平!

我安慰其芳,又诚恳地对他说:过去,对于辩论《红楼梦》的问题,老实说,我并没有注意。最近看了发表的一些文章,我觉得你的说法,恐怕也不够妥当。

话出了口,又怕其芳一贯对问题好坚持自己的意见,接受不了,不高兴,作为好朋友,我又不能隐藏自己的看法。我望着其芳。

其芳态度很平静。谦逊地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那能不受到人性论的一点影响呢?”

听了其芳的这几句话,我心里着实快慰!

这一次谈心,极愉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好的回忆。我送他出门,一面并肩走着,一面交谈。他有点苦痛地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事关系变化真大呵!有的过去和我要好的同志,现在搞得关系很僵。咳,我还挂着个所长的名义,照顾了这个,得罪了那个,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扶他上了公共汽车,向他道别。并且声明了一句:我找一天到你家里看你。他大声说:“你不要来,不要来,你身体不好,我来看你。”车开了,我望着其芳拄着手杖立在那里的形象,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不安。

其芳有病,军宣队让他休息半天,他不听;医生给他开全休的证明,他揣在口袋里,照样去办公室。牟决鸣同志见到我就说他不听话,拿他没办法!我见到其芳时也对他提出了意见和请求,他总是笑一笑,然后解释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不去,怕群众有意见……。”

一九七四年一个夏天的上午,我到东单裱褙胡同去看其芳。他原来小院里的一幢楼,现在只剩一层了。穿来穿去,静悄悄见不到一个人。叩门没回声。最后找到了牟决鸣同志,她把我让到会客室里,回头通知其芳去了。两间会客室,书架一个挤一个,大红丝绒罩着一个东西,也许是收音机吧,这房子我以前到过,样子有点变了。一会儿,还没见人,就听到匆匆的脚步声。一见面,热烈的握手,其芳用惊喜的口吻说:“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呀!”因为我官能症较重,出门时候极少,一出门就须孩子扶持。你看他出于高兴的那一阵张罗,泡茶,拿水果,同时抱歉似的责备:“你看孩子们把屋子搞得这么乱,我也没精力收拾。”刚坐定,拿起水果,发现没有小刀,又跑去找来小刀,亲手削了,递到我手里,笑着说:“尝尝,这苹果还新鲜。”

一阵兴奋的奔忙之后,我俩开始聊了起来。其芳说:诗,一时写不出来,不光是没诗料,而是没诗兴。我想翻译点海涅的诗。我说:听到一位朋友说,经常在卖外文书的旧书店里遇到你。他说:“是,是。”其芳是学英文的,怎么翻译起德文诗来?我心里想,没问他。

“你还写旧体诗吗?”

“写不好,有时学着写一点。”

“你还记得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要你给我写个条幅,你写了《戏为六绝句》(这六首旧体诗在《诗刊》上发表了。)给我看,要我选一首,你写了,我裱好挂了起来,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失踪了,你再给我补写一幅吧。”

他回答:“好,好。”

一面谈话,我用眼光打量他的那些书架。话题又转到了书上。我说:一九六四年我在青岛疗养院休养,有一次和邻居顾颉刚先生谈到谁的藏书多。他是藏书家,扳着指头数藏书多的几个人,把你列入第五家,他说你有三万卷。其芳听了这话,颇为高兴,笑了一下,然后说:“我曾叫孩子们点了一下,不大够这个数,就号称三万卷吧。”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访其芳回来不多天,其芳送来了新写的条幅,字体工整而娟秀,行也贯得很好,又题了自己的一首新作,为了纪念其芳,我把它抄在下面发表了吧:

已有谁人承鲁迅,

更期并世降檀丁。

春兰秋菊愿同秀,

流水高山俱可听。

涌现工农新艺苑,

更改文章旧模型。

画家明日非专业,

无限碧空灿万星。

这是其芳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写的十四首七律之一。我把这幅字重新裱好,和另外十几位前辈、老友写的条幅并排高悬在墙上,时时作壁上观,眼望手迹,心怀老友。有知情的同志看了,对我说:“何其芳同志给您写这幅字时,屋子里暖气不暖,他穿着棉袄棉裤外加皮大衣,趴在桌子上写,扯了四张。最后写成了,没有好印泥,又跑到一位朋友家借了印泥,盖上章子。”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过意不去,他有病,对这点小事还如此认真!后来见面时,我问他是否有其事,他用笑容作了肯定的回答。

一九七一年初,毛主席批准《诗刊》复刊。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了类似筹备会那样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当时文化部、出版局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原《诗刊》社的负责人等十人左右。其芳也参加了。他在会上的发言,话语无多,感动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字不差。其芳说:“我觉得‘学部’也可以参加一个编委,我身体有病,不能作工作,我建议,考虑冯至同志参加。”后来果然照办了。其芳的这种理论相争,名位相让的风格,大大值得我们学习。

茅盾、靖华同志八十寿辰,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个是周岁,一个是虚岁,相隔十天。我约好十二位老同志,想大家集会聚餐,杯酒祝嘏。参加人的名单,二位老人都同意了;那时正是“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毒焰炽烈,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位老同志来访,谈及宴会的事,他说:在现在情况底下,不太合适。现在在饭馆里吃顿饭,岂易言哉!谁请客,他们要报告,请那些人,也要报告!有些情况你是知道的,靖华同志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本旧作《飞花集》也要追查一番,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贺敬之同志的《放歌集》,被判以“不甘寂寞,急于复旧”罪名,把贺敬之同志弄到石景山钢铁厂去劳动改造……不要因为一时畅快,惹出大麻烦来,我看,以后看机会再说吧。

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理,自己心里也正在踌躇。一天下午,其芳来了,我把这意见告诉了他。他说:“很对,很对,我也这么想。十二个‘老权威’聚在一道,是不是想要造反呀!”他用热情激愤的腔调,把这两句火辣而又幽默的话从口里吐出来,紧接着是其芳式的哈哈大笑。

一年过去了。“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同月,同日,我们十二个老朋友,围坐在“丰泽园”的一张大圆桌上,祝贺靖华同志八十周岁诞辰,为茅盾同志八十诞辰补贺。大家心情畅快,精神焕发,一齐立起来,举杯欢呼粉碎“四人帮”,有了今日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使我们岁数合起来超过八百四十的十二位老朋友,文艺老战士,能开怀畅谈,大起宏图,为茅盾、靖华、叶老这三位文坛前辈祝长寿健康,这真是难得的一次盛会呵!其芳和我挨身坐着。他情绪特别好,说话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当大家彼此谈到身体情况,及如何保持健康的时候,其芳对营养学发起议论来。他说:“吃青菜固然好,但光吃青菜不行,应该吃肉,多吃肥肉,吃肥肉有好处。”下面跟着来一套理论根据。当时,没有人反问他,但我心里想:其芳老说自己胆固醇高,为什么还说吃肥肉好呢!事后我才明白,其芳是喜欢吃肥肉的。

宴会之前,茅盾同志就向我打招呼,时间不宜太长。实际上呢,快乐使人忘了时间,谈得很长,很愉快。临散场的时候,有的同志蜕:‘吟天的集会太难得了,一切都圆满,只差一点”,大家仰头侧耳静听下句。“可惜忘了带照像机,留一张合影呵!”

“是呵,是呵;忘了!忘了!”大家异口同声遗憾地说。

我和其芳挨肩下楼,他步履轻捷,手杖也用不到“扶老”了。

“四人帮”倒了以后,其芳情绪大好,工作也大忙了。有一次来看我,对我述说他拄着手杖去参加游行,晕得要倒,两三位同志把他搀扶到家,第二天,第三天,还继续坚持去了。接着,兴致勃勃地大谈个人的写作计划。他说:“我的野心很大。想写部百万字的长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前进的历程。还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怕时不我待,先搞个提纲出来;还想写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已经和延安时代在一起的同志们碰了碰印象;诗兴又有点动了,也想写点诗。也还想学着写点旧体诗,你不也写了一些吗?”说完了,眼睛望着我,带笑地说:“你看这野心是不小吧?”

这次是决鸣同志和他一道来的,我送他们走时恰好正午,学生放学回家,满街是人。一出大门,其芳突然向大群男女学生招手:口里“呵,呵”的喊着。决鸣同志说:“不行了,又犯病了。”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一直送出巷子口,望着其芳的影子渐渐地远了。

为茅盾、靖华同志祝寿的宴会,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二十四号突然得到其芳逝世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又不得不相信。理智上承认了它,但感情上又觉得它不真,它来得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出乎意料的事,猝然而来的消息,在情感方面,始终难以得到承认。

感情是慰人的。感情也是骗人的。

直到现在,院子里偶尔传来声音,仿佛其芳在喊我的名字时惯用的那种亲切熟悉的声音,我猛然觉得:其芳来了!


1978年12月11日


原载:《往事与哀思》,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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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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