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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的航行

——关于何其芳同志的素描之三

朱 寨

不要猛烈地把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回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带领着参加安徽农村“四清”的一批同志回来了。我们另一批要到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同志正准备出发。回来的人还没有换下一身下乡的打扮,要走的人已经穿上带补钉的衣服忙着准备起程。回来的人,象胜利完成了一次战争服役的战士重返家园,着手自己的研究业务。有些青年同志,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分配来所以后,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一年农村劳动锻炼,接着就参加了农村“四清”,他们的简单书箱还未曾打开过。当他们领到一张书桌,在小小的桌面上布置开自己的园地的时候,眼睛里闪耀出农民耕作的喜悦。准备出发的这些人都为另一种心情所激动,在破旧的服装上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成长。留下的同志把曾伴随自己日晒雨淋的草帽雨伞赠送给要走的同志;要走的同志把自己的书桌和书籍让给回来的同志使用。迎归送行,全所楼道上和院子里洋溢着会师和分手的忙碌激动气氛。

何其芳同志是最忙碌的了。他随着出站的人流走出车站后,就不再是被迎接的人,他要忙着为回来的同志安排一切。他又不是被欢送者,又要忙着为走的同志们送行。走的同志请他介绍参加“四清”的经验;回来的同志要他布置研究任务。他的办公桌和书桌上积满未拆封的书报,来不及一一清理。他离开安徽寿县时,诚心诚意许下诺言,回来后一定要给寿县写一首诗,题目有了却没有时间提笔构思。

人们在忙碌中迈进。祖国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运转。他这只小船在生活的河流里也紧张而悠然自得地航行。

就在这时候,一片不祥乌云出现在祖国的晴空,所谓“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痞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诡秘出笼了。

善良的人们谁能猜想到其中的鬼胎?正常的人们怎能相信一片乌云会遮住晴天的太阳?老实说,它象一片无足轻重的浮云,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仰望和重视。只是因为这位靠打棍子起家的作者早巳臭名昭著,这次更加凶相毕露,才引起普遍的反感。

“简直岂有此理!太牵强附会了!太不实事求是了!”

何其芳同志为人随和,而在明显的是非面前,却不藏锋芒,抑制不住义愤不平。他不但遇人便说,并且毫不隐讳地向来采访的记者郑重发表了他的看法,并且要求记者把他的意见向上反映。岂不知这正好上了阴谋者的钓钩,成了后来揪斗他的第一个口实。

姚文元的文章被人重视,是因为后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显赫位置上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语。一篇个人署名的戏剧评论文章詖如此重视,在文艺史和军事史上恐怕都是罕见的。那咄咄逼人的按语,字字充满火药味。不过,当时并不都这样认为,因为一次次意外的政治运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而且麻痹了人们的正常神经,却养成了另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即使心中茫茫然,也本能地敏感到这片天外飘来的不测乌云载着风雷的神威,透露了那位“突出政治”人物的旨意。这时我们已经在多雨的江西乡下。我们看了报,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的是何其芳同志。几个知心的悄悄合计:“应该给其芳同志发个电报。提醒他注意千万别犯政治错误!”虽然他是我们的长辈和领导,可是在政治运动方面,他反而比我们迟钝天真;他在学术上的执拗,常常影响他政治上的机敏。原来到了乡下的成捆报纸带来的消息早已不是新闻。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嗅出北京的政治气候不仅由晴转阴,而且已经是风起云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再告诉人注意天气预报,已经晚了。我们不禁暗暗为他担忧。不久,我们也被一封封电报催回了北京。

就在回京的列车上,我们从广播里收听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高度颂扬的评论员文章,真如晴空霹雳,六月飞雪。因为大家已经养成习惯,迅雷不及掩耳,望风便能捉影,何况早有预感。大家都还以为自己是未来这场运动的主要动力呢,所以草草结束“四清”,到新的运动场赛跑,立即学习讨论表态。尽管风驰电掣的火车再有一夜就能到北京,也要在火车上发电报,请战效命。摩拳擦掌,咬牙切齿,要同那自己并不明确的对象搏斗。可笑又可悲的是,都还不知道本身就在要砸烂的“黑窝子”里,要挖掉的“黑线”上。

回到北京以后,出乎我的预料,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彤云密布,雷鸣电闪。只是感到空气中有种莫测的迷惑茫然,人们脸上变得沉思多疑,戒备警惕。有人悄悄告诉说:“所里已经有人给何其芳同志贴了大字报!”但他并无异样。依然热情如故,进到火车站月台上迎接大家,在车厢门口一一握手。他恳切地嘱咐大家:“先好好休息几天,然后再积极投入运动。”当我们第二天突然接到到所开会的通知,那气氛情景就突然变了。

“何其芳!站起来!”

两个外所的生人,杀气腾腾,闯进会场,如入无人之境,冲到他面前,无缘无故地发出这样的喝令,指斥的手指几乎点到他的鼻子。

为什么?他不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并没有占据别人的位置?他坐的那把普通木椅,不也是他自己搬来的吗?现在他又正捧着笔记本,认真地记着会上的发言,准备记下来好改进自己的工作。他愕然瞠目,张口结舌,眨动的眼睛连连疑问:“为什么?为什么?……”整个会场上虽然也是一片惊愕,但都噤若寒蝉。他只好服从地站了起来。他向前移动几步,哈腰伏就在面前桌子的一角,仍然准备认真记录。

“何其芳!站直!”接着又是一声更凶狠的喝令。他是高度的近视眼,直起腰就不能作记录。他困惑地问:

“这,这我怎么记录?……”

他哪里知道这是见不得天日的一页,根本就不能记。一副狞笑,一声鼻嗤,回答他的是:“把他的笔夺下来!”

接着,院子里突然四处响起了刺耳的锣鼓和疯狂的喧闹。应声而起的是:“把何其芳拉出去示众!”他跌跌磕磕被拖出会场,被推搡下楼梯,被戴卜了纸糊的高帽,接着又被拉上批斗的舞台。

“你说!你是怎样攻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胸前一拳。

“你说!你是怎样压制革命小人物、投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背后一脚。

“交代你和阎王殿的阴谋勾结!——低头!”

“交代你的三反罪行!——跪下!”

因为《红楼梦》研究问题,他受到了反复的审问折磨。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那些青筋暴突的拳头,紧逼着他交代对抗最高指示的罪行。他老实承认他开始因为不知道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于信中“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和“不应当对他们投降”的批评,他当时确实说过“俘虏是可能的,投降还说不上”。

“现在怎样认识?!”

他继续交代说明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同资产阶级有相通的东西,因而不自觉地当了俘虏是完全可能的。说投降,他迟疑了。他说:“主席‘不应当投降’的教导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投降……我主观上还不……”当时只要一个“不”字脱口,那继之而来的遭遇,可想而知,用不着描述。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牵连到俞平伯和周扬,逼他“老实”交代“反动权威”和“黑帮头子”的罪行,允许他自赎。他果真老实交代说:“这是我的责任,与俞先生无关。”“我不能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周扬身上。”这又会得到怎样的报应,不难想象……

冰雹般的拳打脚踢,泼脏水倒垃圾般的唾弃侮辱,拧断筋骨的惩罚……但只要有片刻的间隙和时机,他还想诚恳地检查和说明自己的错误。他说:“我承认自己有错误,也可以说有罪,但我主观上确实并不反……”他甚至还想举例说明:“譬如……”“谁听你的‘屁如’!”他又被淹没在失去理性的侮辱摧残中。他象溺水的人,一旦从水里抬起头来,他都要张口争辩。他的四肢象藤蔓一样被拧曲扭弯,他也象藤蔓一样隐忍挣扎……他终于失去了知觉,瘫痪在地上。这场丑剧的序幕该收场了,他被强拉起来,推下了台。“滚蛋!”他仍象在台上一样如梦如痴,站立不稳,两眼迷茫,机械地重复着:“是,滚蛋,滚……”但不知身在何处,应该向哪个方向迈步,嗫嚅自问:“在哪里?往哪去?”象迷失在风暴旋涡的一叶扁舟……

我不过是千万个被他们打击

但没有投降的干部中的一个

——《我的控诉》

从此,他被送上了史无前例的人生舞台,被佩带上不是人的人的标记。被驱使看管着从事最难堪最繁重的劳役。随时随地受到任何人任意的凌辱。不知哪里来的人,无缘无故地突然把他拉走。他常常隐忍着疼痛,瘸着拐着。狼狈不堪地回到“牛棚”,半天半天才能恢复知觉。从此他老态龙钟,意识中断。本来正有条不紊地谈着话,突然张口失声,自问:“说什么来?说什么来?……”别人提词,大声回答,他也听不见。本来正好好地向前走着,突然停步不前,盘桓寻索。自问:“在哪里?往哪去?”别人怎样提醒牵引,也无济于事。

对于这意外的浩劫,突然的袭击,他心里不是没有产生过疑安。“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根据通知到中宣部小会议室参加一个小型会议。他推门进入会场,迎面坐着有江青、陈伯达。目光相遇,自然应该是他主动地前去致意。他和他们不是一般相识,他曾在陈伯达手下工作过,江青除了尽人皆知的特殊身分,他同她还有过个人的接触。他天真地微笑着,加快碎步,走上前去致意。他们却异乎寻常的冰冷。不仅面部和双手没有丝毫相应的反应,江青却妖里妖气地嘲弄说:“你怎么胖成这样子了?象个商人!”陈伯达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帮腔说:“象个猪!”但他出于一个党员的组织观念,未敢计较怀疑,也未告人。但也难免不和这叵测的风云变幻相联系。然而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才敢确定自己的怀疑,向人说出他当时的疑窦。由于对毛主席确实无限信赖,因此对于一切打着领袖旗号的摧残,他都逆来顺受。他念念不忘主席对他的评语:认真。毛主席还曾说他:“你比在延安少了些书生气。”他力戒不要“配不上这样的鼓励和教育”。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河北老根据地西回舍的群众惦记着“老何”的安危。他们特意派了几个代表来北京到他家里探望他。他们说:“我们来的时候乡亲们说啦,我们坚决保你!闹到中央也保你!”他并不是因为胆小怕事,才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确实认为自己有错误。他诚恳地向他们说自己确实偏离过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劝勉他们回去积极投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革命。根本隐瞒了他的遭遇。

同院的孩子圆圆突然挤到他面前,眼冒怒火,要他正视着他回答:“你这个‘黑帮’分子平时为什么装得这么狡猾?给我们讲诗写文章,还跟我们一块玩耍。现在我看透了:你记不记得一次玩棋你捣鬼?你夏天光着膀子摸一把胳肢窝叫我闻?现在我明白了,你这‘黑帮’原来就是捣鬼,就是臭,你不叫何其芳,你是何其臭!”他连声承认,并准备欣然接受孩子的重拳。不过孩子只往地上啐了口唾沫。

一位从边疆来北京串连的青年,是他的忠实读者,来北京就是想借机与他见识一面。他混在参观“牛棚”斗“黑帮”的人群里,认出了他向往的人以后,就盘桓不走,想方设法寻找单独与他接触的机会。直等到“黑帮”们被喝令去劳动,这位青年才有机会暗暗尾随在何其芳身后,一直跟随着进了厕所。趁着无人,这位青年紧张而激动地作了自我介绍,请求他接受下他不渝的敬意和格外的同情。这种诚意和信赖,反而引起他的惶恐。他慌慌张张提前回到“牛棚”,趁着看管的人不在,向“牛棚”的人报告了刚才的所遇,比遇到一次可怕的作弄折磨还要痛苦不安。“我一再向他作了解释说明,劝他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他不是向人表白,而是自言自语。他象一个被革出教门的圣徒,神父不接受他的忏悔,戒律又不允许他向神祈祷,他满腹的虔诚无处诉,只好向随便什么人说说,才能心安。

在机关的时候,他打扫厕所,精心尽意。把那平常最脏的角落,变成了最干净的地方。白瓷池皿和铜铁把手,被擦洗得锃光发亮,地上洒扫得一尘不染,空气清新。墙上贴着他用工整中楷写的字条:“请勿往水池内倾倒剩饭、剩菜、烟蒂、纸屑等易致堵塞杂物。”“使用完毕,请随手拉绳冲洗。水箱失修,注意轻拉缓放,以免水流不止造成浪费。”有的字句旁还特意用红笔加了旁圈,或横或竖,平整妥贴,举目可见而不刺目,象装点客厅的条幅。遗憾的是,这即使在人们不屑一顾,掩鼻唾吐的地方,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在干校他一直喂猪,他翻着书本资料,象研究《红楼梦》一样研究喂猪的学问。他象研究《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那样,分析猪的共性和个性。我们的干校建立在一片荒野上,那里的上质,当地群众形容为:“晴天一片铜,雨天一泡脓。”“晴天是刀,雨天是胶。”一到雨天,人们常常把雨靴陷进泥坑不能自拔而呼援求助。一到晴天,那坎坷坑洼又如刀刃刀背。雨天,他用一道道绳子把雨靴捆绑在腿上,破旧的塑料雨衣雨裤捆扎在身上,上下捆扎得象一个稻草人。担着满桶的泔水,拄着一根树枝,在大风大雨中左右摇摆,前俯后仰,一趟接一趟,几乎整天都在这样的道路上来回给猪喂食。晴天,他这个行动笨拙的人,又象踩钢丝的杂技演员,在那无法躲避的“刀刃”、“刀背”上作痛苦表演。不管雨天晴天,脚下是“胶”是“脓”,是“铜”是“刀”,他“嘞、嘞、嘞……”地呼唤着在荒野上四处奔跑,追赶跑散的猪群。他在干校作过喂猪经验的介绍,象宣读一篇科学论文那样认真,他套用《红楼梦》里的诗句,概括自己的经验说:“猪喜我喜,猪忧我忧。”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象夜莺一样痴心歌唱。他“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庆贺“堂堂中国回到联合国”……他没有忘记向人许下的诺言,“写给寿县的诗”也是这个时间里写成的。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保的时候,他还在心里孕育着他称为“植物”的生命。

虽然他没有力挽狂澜,顶逆风破恶浪的政治胆识,却从不见风转舵,随波逐流。尽管他对“四人帮”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认识,但他没有作过违心的颂扬,更没有动过借重一下与他们相识的关系求得庇护的念头。他“不曾说过他们的好话,也不曾给他们送过检查……”。

是的,在史无前例的腥风恶浪十年浩劫中,他这只小船,确实桅杆摧折,桨断舵毁,昏天暗曰,求告无助。他却没有迷航。他以一个正直共产党人的信念以星座来定航向,以诗人的热情和科学工作者的坚定作双桨,终于渡过了这段漫长而艰险的历史航程。

但是,正在他重新扬帆开始新的航行的时候,病魔借着十年浩劫对他摧残的创伤,向他伸出了残酷的魔手。在他临终病危的那天,首都东西长安街上正锣鼓喧天,红旗飘扬,队伍浩荡,人们正在游行欢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也隐约传入寂静的病房。守护在病床边的同志,企图用这个消息安慰他减轻他的病痛。他原以为会收到预期的效果,按照惯例也应该说他欣然合目。他也确实忍住呻吟,张眼直耳努力捕捉那隐隐约约的声音。但我要如实地说,当那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他眼睛里呈现出来的不是欣慰的闪光,而是难以形容的沉默,痛苦。似乎在说:历史经验来不及总结了,新的航道正在打开,自己却不能再有第二次生命。临终时是医生替他合上的眼睛。

1980年7月24日


原载:《鹿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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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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