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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何其芳同志

——跟何其芳同志谈诗

荒 芜

何其芳同志从干校回来,比我早一年。我回来后,问他干了些什么。

“翻译海涅。”

几年以前,他就说过他不满意海涅的中译。所以他译海涅,我也不觉得奇怪。

“从哪个本子译的?”海涅有好几个英译本。

“德文原本。”’

我不禁大吃一惊了。我从来不知道他学过德文。

他看出我的惶惑神色,便解释说:“我是地地道道地‘硬译’,我的笨办法:先把诗里的字一个个从德文字典里查出来,然后参考英译和中译,弄通意思,还有不清楚的,再找老杨(老杨是在德国留过学的)替我统讲一遍。这是边学边译、边译边学,我已经译了十多首了。”

过了几天,他果然带了两首译诗来,还用他那蝇头小字附抄了英译和别人的中译。我读后,觉得他译的确实更贴切有味。我劝他译下去。

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碰见了我。一见面他就大喊起来。他有个毛病,一激动,说话的声音就忒响。

“你知道Trockenfisch这个字吗?”他问,好象得了什么新发现似的。

“不知道”,我学的一点德文早就和稀饭、馒头一道吃下肚里去了。

“就是Chen yu嘛!”

“什么Chen yu?”我还是不知道。

“咳,你这个人!新陈代谢的陈,吃鱼的鱼,陈鱼嘛!”

“陈鱼?”我忍不住笑了,“没听见过。我只知道‘乾鱼’、‘卤鱼’、‘臭鱼’,哪来什么,陈鱼呀!”

他愣了一下,用手拍拍脑袋说:“脑筋是不行了。昨晚我查了一宵字典,头都查昏了。”

大凡搞过翻译的人,都会有那么一种体会,有时思考一句话、一个词,转不过弯儿,就象钻进牛角尖似的,莫想再钻出来。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吃了很多苦头。他坚持下来了;但神经受了伤,后来就发展为“思想断线”的毛病。说话中间,思路断了,说不下去了;走路时,忘了应该向哪里去,木然站在路上。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工作,曾经不止一次我们谈到今后还能干些什么的问题。

“我早就想好了”,他说。

“干什么?”

“翻译。”

“你的文学批评呢?”

“搞不了啦。一个人的长短,他自己最清楚。我的理论基础本来就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基础更不过硬。现买现卖,当然受罪罗。时兴的一套理论,更跟不上。”

“对创作也死了心啦?”

“有什么法子?脱离生活这么久,脑子里的形象感觉迟钝了,笔头上的水分也干枯了。进城前后,我还雄心勃勃,想写反映土改的小说,现在我碰也不敢去碰了。”

“翻译搞久了,同样索然寡味。”

“那要看译什么。真正好的作品,不但译的时候过瘾,读的时候也同样过瘾。我还记得你译的一个丹麦短篇。”

“讲什么的?”

“讲的是一个老大娘赶一头牛上牲口市场。许多人出高价,争着买,她就是不卖。”

“她怕牛寂寞。”

“对了。几十年了,那个老大娘的影子,一直在我心上。你看她多么关心牛呀!我记得我在课堂上讲过那个故事,有人却说那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本性是唯利是图,照说,那个老大娘就应该高价出卖她的牛才对。真是乱弹琴!”他的声音提高了,脸也红了。

“好的作品,也要有好的译笔才行。”

“那倒是真的。多少杰作译走了样,给糟踏了啊。所以我一直劝艾青译魏尔哈仑,卞之琳译莎士比亚。”

那以后,有很久没看见他,听说他病了,心脏出了毛病。又见到他的时候,他带了一首七律给我,题目叫作《自嘲》。

慷慨悲歌对酒初,少年豪气早消除。旧朋老去半为鬼,安步归来可当车。大泽名山空入梦,薄衣菲食为收书。如何绿耳志千里,翻作白头一蠹鱼。

他虽然满脸病容,一谈到诗,还是兴致勃勃。

“我很少写七律,最近我体会到这个形式很有味道。带着脚镣手铐跳舞,确实不易,但引人处也就在这里。这是初练,你有什么意见,就提吧。”

“情绪有点消沉,可能跟你的病有关。第七句别扭,‘绿耳志’改为‘伏枥思’如何?”

“‘思’字好,但‘绿耳’我舍不得改。”他简直象讨价还价了。

“为什么?”

“因为绿耳和白头是一副好对子。”

为了打气,我和了一首。

彩笔曾描气象篇,江郎一梦竟谁传?久参失马归垣后,更辨亡羊歧路前。

九死敢辞一万里?余生岂止二十年。新诗着意从头写,绝妙风光在这边。

我们又碰头的时候,他说:

“我喜欢五、六两句。不过‘十’字失粘,得改。”

“你看过《瀛奎律髓》没有?那里就有一条,专讲‘十’字的。唐人常常把十字平用,并且引了白居易的诗作证。”

“咳,你这个人!你又不是唐人,而且有几个人读过《瀛奎律髓》的?‘九’不如改为‘万’,大字报上不是说我‘罪该万死’吗?”

“好。现在索性改成‘万死幸存三万卷,余生何止念余年’,你看怎样?”

“可是‘三万卷’得加注。”

他喜欢买书,自称拥书三万卷。一九七一年他从干校回来,见什么买什么。琉璃厂、隆福寺、灯市口几个旧书店的人都认识他。说买书到了薄衣菲食的地步,肯定带有夸张,但他买书,不怕花钱,倒是真的。举一个例,北大有个教授,因病去世,家属想出让一部分法文书。他知道了,去挑了几十本,给的钱比市价多一倍。有人说,太多了。他说:“人家有困难,还有,一堆书你把好的全挑走了;剩下的就不好卖了。”

那个政治骗子陈伯达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的日子特别难过。每天清早起来,就不知道下一点钟会出什么事。那时,从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干部,都要见见北京文化界知名的牛鬼蛇神。他们求见的方式是提审。审够了,大喝一声“滚蛋”,于是那一关就算过了。那时,我们是以感激的心情,来迎接那个口令的。此外,还有内务,就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据他估计,那一年,他至少写了一百多万字。一位老同志看见他心力交瘁,怕他支持不下去,有一天,乘着打扫卫生,四下无人的时候,替他出谋划策说:“你在党校那么久,为什么不写封信给陈伯达。听说有人写了,很快就解放了。”

他苦笑说:“这时候,谁能顾上谁哟,谁又清楚谁哟。我才不去找那些麻烦。我的问题,谁也没有我自己清楚。”

有一天,有人在一个会上批我的一首打油诗。

诗曰:

危楼高议日纷纷,太息鱼龙未易分。莫谓低头非好汉,至今扫地尽斯文。

听猿实下伤心泪,斗鬼欣闻滚蛋声。灞上棘门儿戏耳,亚夫原是女将军。

“你那首诗什么时候写的?”会后他问我。

“有些日子了。”

“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给人看过,就传开了。”

“‘至今’怎么能对‘莫谓’呢?”

“原是‘可怜’,他们传写错了。”

“我说哩。‘听猿实下伤心泪’又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老王。”

“啊,”他笑了,“这一联还不坏。”

老王是位老同志,满头白发,瘦得象个猴子。他有胃病,经常打喃。每次都是三声,一长两短,其声凄厉,闻者心惊。我们背后叫他猿公。我套用杜诗‘听猿实下三声泪’,把‘三声’改为‘伤心’。

去年四月二日,我接到他的一封短信。信上说:

近读元人诗,见效玉溪生体锦瑟二首,似真可鱼目混珠,惟读后不晓其意,录请一阅并望有以教我。诗如下。

锦瑟尘封三十年,几回追忆总凄然。苍梧山上云依树,青草湖边月堕烟。天宇演寥无鹤舞,霜江寒冷有鱼眠。何当妙手鼓清曲,快雨飏风如怒泉。

奏乐终思陈九变,教人长望董双成。敢夸奇响同焦尾,唯幸冰心比玉莹。词客有灵应识我,文君无目不怜卿。繁弦何似绝言语,惆帐人间万古情。

我回信说:

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以及写诗的背景,读后亦感茫然。细味诗意,虽然讲的是鼓瑟,实际上是音乐家怀旧之作。他所怀念的人也是个鼓瑟的能手,象董双成。第一首中间四句点明地点湖南和季节春、夏、秋、冬。“无鹤舞”和“有鱼眠”与第一句里的“尘封”互相呼应,写出多年以来的寂寞寡欢。结尾希望再见一面。第二首前四句以音乐的语言,诉说感情的坚贞。腹联好象是讲他们之间的什么故事。第五句是温庭筠《过陈琳墓》的名句,律诗里象这样引用前人整句的,还不多见。

以上全是瞎猜,因为毫无根据。两诗的趣味和格调均不高,不能和玉溪生的同曰而语。

过了两天,他来找我。

“猜的大致不差”,他笑嘻嘻地说,“可惜你没有注意信尾的日期。信是四月一号写的”。他说毕又笑了起来。

“噢!”我突然明白了。四月一号是万愚节。什么元人诗,都是他编造出来骗人的。

“我还抄了一份给老陈。老陈告诉我,他查遍了《元诗别裁》。”他笑得很开心。

一九六九年初,我们一组十个人集中学习,睡的是个大草铺,睡在我右边的是孙楷第,睡在我左边的就是他。每天晚上,熄灯以前,我们都闲聊一气。

“这屋里,我认识的人,最早的是平老,其次就是你了”,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们都是老北大的学生。他在哲学系,我在历史系,他比我高一班,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马神庙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在那里包饭,我有时也在那里吃饭。

“你还记锝‘福和居’吗?”

“福和居”就是那个饭馆的名字。掌灶的是个四川名厨师。解放后,朱老总和陈老总都去光顾过。

“怎么不记得。他们的回锅肉作绝了,在成都和重庆也莫想吃到。”

我就在那里第一次遇见他。第一次见面,他就讲清华大学因为他假造了中学文凭如何开除了他,他的四川口音的英文如何蹩脚,汤用彤教授讲的“因明学”对他来说,又如何是对牛弹琴。那些不大体面的事,那时,一般知识分子总是怕讲的,而他却对着生人,侃侃而谈,因此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很好。但我欣赏他,还是在一九三六年读了他的《画梦录》之后,就在我们同睡草铺的时候,他正奉命“彻底”批判他的作品。他每天伏在一张小桌上,面对一搭稿纸,抓耳挠腮,苦不堪言。

“批判自己的作品,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女一样,简直不忍下手。这几天,我在受洋罪,今天总算批完了。你知道我现在有种什么感觉吗?四大皆空。”

“你还是写过一些好作品的。”

“我知道,你不大喜欢我的诗。”

是的,我曾跟他谈过,我不大喜欢他的诗。在我看来,他的诗是文人诗,从思想感情到语言,都过于纤弱,离开万马奔腾的生活现实和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远了些。在他的诗中,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民族新形式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我指的是散文,比如《炉边夜话》、《老人》等等。”

“说真的,我写那些散文,比写诗还费劲。有一篇,不知你看过没有?写饥饿的。那时我在成都教书,想去解放区,想学会骑自行车。我每天到少城公园去练车。每天我都看见一个小姑娘带着她的小弟弟枯坐在一张椅子上。姐弟两个都面色苍白。弟弟好象还有昏睡病,偶尔发出两声微弱的哭喊,又睡着了。我问那小姑娘,为什么老坐在那儿,不活动活动。她说:‘先生,我不敢多活动,活动多了,我饿得更厉害。’我写的就是这个故事。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写。我很喜欢它。后来有人要我选集子,我把这篇选了进去,领导同志看见了说,现在还选这种题材的东西,有什么意思?我只好抽掉了。”

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有一次对我说:

“我以前,手里抓着《文学评论》,背后又有靠山,官气和霸气确实双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少把这二气给我打掉了。”

这是老实话。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后来他在干校,才有可能勤勤恳恳养了一年猪。凡是看见他风里雨里担着两桶猪食上圈,听见他清晨傍晚,大声罗罗唤猪的,都觉得,他确实放下了架子。但是他对于林彪、“四人帮”搞的法西斯专政和打砸抢,心里十分厌恶。他不敢象我们公然看《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他有他的抵制办法,他假装写外调材料或思想检查,写他的回忆录,或新的《画梦录》。

他喜欢吃零食,传说,写起文章,一夜能吃二斤奶糖,我问他,有无其事。他说,那还了得。不过斤把糖是吃过的。一九六九年,我们初到河南罗山时,集上的红烧甲鱼很出名。去赶集的,总大嚼一顿,他也不例外。宣传队为了整饬纪律,拿他作典型,开会批了一通。会后,他以极风趣的口吻说:“这是捉王八(扑克戏的一种,意谓抓大头)。”在罗山,他还闹过一个笑话。有一天吃鱼,他匆匆忙忙拿了一个大口杯装了一杯。快吃完了,他才发现杯底有一块香皂。他后来对别人说:“怪不得今天的鱼有股香味呢。”

他知道我周游过不少国家,问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摩洛哥的烤鹿肉。”

比我们的烤鸭如何?”

“鹿是他们自己饲养的,当场宰杀,香、肥、嫩。用电炉烤,可以调节温度,不生、不老、不焦。烤时蘸的佐料,五花八门,酸、甜、辣、酸辣、甜咸,应有尽有。有一种是用鲜柠檬汁调制的,特别好吃。这比我们的小葱拌酱,鲜美多了。还有,刚出炉的小面包,也比我们的薄饼好。”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什么呢?”

“牛奶。是的,一杯盛在搪瓷杯里的,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奶皮的牛奶。我在冀中,跟贺老总打过一阵子游击。在日以继夜的长途行军之后,我就想有那么一杯牛奶。有一天早晨,我们部队走进一个有许多大树的村子。我们坐在一座庙门口,靠着墙休息。我又饿又累,很快就睡着了。我梦见,我面前就摆着那么一杯牛奶,热气腾腾。正要喝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个同志把我碰醒了。我说:

“啊哟哟!你把我的牛奶碰掉了。”

“什么牛奶不牛奶,白日作梦!”

“我是在作梦呀,同志。”

我们干校从罗山搬到息县。他喂猪,我种菜。我住菜园边上一间屋里,星期天,同房回家去了,我同吴晓铃有时就在那里作点好吃的。有天晚上,吴作了一锅拔丝白薯。“把其芳也找来,他也喜欢吃甜的”,吴说。

白薯吃完了,我们的话题转到养猪上去。

“发酵饲料毕竟不行呐”,他叹息说,“不知你们吃过四川腊肉没有?我们那里的猪肉是香的。为什么?”他自问自答说:“因为我们那里的猪是吃粮食长大的。我妈妈每年都托人带一包她亲手作的腊肉给我们。”

他不再说下去了。他的眼光呆呆地注视着菜油灯焰。他的心大概又飞回万山之国,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身旁去了吧。

我们从干校回京好久以后,他才得到解放。解放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那时有人挥舞着金棍子,一心要打倒他,并且气势汹汹地大嚷大叫说:“现在应当说已经到了何其芳同志彻底认识自己错误理论的时候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一个出版社要我给新出版的《红楼梦》前言提提意见,我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我的看法,那封信便被当作我翻案的罪证。”迟群进驻学部夺权,也将了他一军,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实际上是逼他投降。他顶住了,大家很高兴。接着来的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次,他有点沉不住气,写了满可以不写的大字报。有人对他紧跟宣传队有意见,他感到委屈,向人解释说:“宣传队是中央派来的,我是党员,怎么能反对呢?”

不久,传来了一种小道消息,说是某处发现了好几个文化人的信。有人还告诉我,其中有某某、某某,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好象他亲眼看见似的。我想起了我在厕所里亲自听到的关于陈伯达的那些话。老实说,我并不相信。过了一阵子,事实证明,确有人写了信(但有的信也确实不牵涉任何政治问题)。那时,这类消息满天飞,既无从核实,只好存疑。但那些疑团,压在心上,越来越重,很不好受。又过了一阵子,那位山歌诗人,那位才子部长的事,都先后揭了出来。我和他们过去都很熟。早在重庆的时候就有往来。我始而惊愕,继而愤慨,终于忍不住,提笔写打油诗了。揭批运动越深入,牵连的人越多,我的打油诗也跟着多起来了。我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组:一组叫做《薤露集》,收的是名公达宦;一组叫做《蒿里集》,收的是末角小卒。情节恶劣的,一人一首;一般的,只取类型,几个人一首。我收在《蒿里集》里的一首《挽诗人》,写的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合体。朋友们看了,传开了。

“听说你写了不少讽刺诗”,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小屋里。

他坐在我的书桌前面,窗外的阳光正照在他的脸上,连眼镜后面的一根根睫毛都看得清楚。《薤露集》里的那些主角,很多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的那些事他都了然。他边看边笑,笑得很开心。眼睛有时眯缝起来,好象浸沉到往事的回忆中。他翻到《挽诗人》那一首时,我聚精会神观察他面部的每一个表情。当时他的呼吸哪怕只加快了千分之一,也不会逃过我的眼睛。

“这首诗写的是谁?”他的态度非常坦然,没有半点异常的地方。

于是压在我心头上的那个疑团完全消释了。我放心了。

他去世前三天,我到医院去看他。那时他刚动过大手术。一个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一只手臂上接着输液管,一根排尿管接在下身上,连说一句话都非常困难。医生发现他的手臂浮肿,打算把输液管移接在小腿上,用手术刀切开腿上的皮肉,在里面寻找血管,就象切一块豆腐似的,我看了心里很不是味道。大手术引起了心肌梗塞并发症。终于无救。

一个人新死,亲友们写文章悼念他,总是好话多说,这是常情。但我以为还是说老实话为好,因为科学文学的生命在真实,来不得半点虚伪。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文集里,专有一类叫墓志的,那种文章没有人看,原因就在于它不说老实话。要想消灭一个文人可能留给后世的一点良好记忆。我以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后,乱捧一通,结果,死者就在一片谀墓声中,成为一具真正木乃伊,完了。

一个文人生前受点攻击,曲解,恐怕在任何时代都难免。而一死之后,被吹捧得面目全非,弄得谁也不认识他,终于被忘得一干二净,那才可悲。我现在用几句老实话为其芳同志画一幅侧面像,如果能画出他的风神情趣的几分之几,让识与不识,都能时时忆念或想象他的为人,那我就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


原载:《纸壁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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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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