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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怀念将军

——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何其芳同志的感情

罗大冈

距今半个多世纪以前,大约在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中法大学上学,住沙滩银闸胡同大丰公寓。这是一所前后有大小四个院子的破旧大宅。我喜欢幽静,在最靠北的后院租了一间房间。进进出出要穿过第三个大院,也就是最大的正院;要穿过东侧耳房前的小天井;然后通过一条狭窄的夹道,通到我住的北院。

东侧耳房是一间极小的屋子,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门前的小天井比房间更小。当时住在这间鸡笼似的耳房中的,是一位身材不高,一张白净的圆圆的面孔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男青年。看来他年龄和我差不多,或许比我稍小几岁。近视的眼光显得文静和蔼。我和他素不相识,所以即使两人在小天井中擦肩而过,也互不招呼,至多唇边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以示友好。

夏季很快过去了,接着是天高气爽的北平秋季。到了晚秋天气,每天我在沙滩的小饭铺或烧饼摊上吃完晚餐回大丰公寓,天色已经开始昏暗。这时,我走过小耳房门前时,看见灯光已经照亮纸窗,而且窗内有琅琅的读书声。我好奇地放慢脚步细听:一个浓重的四川口音正在高声朗诵郭沫若《女神》中的诗句。第二次经过小天井时我再听,仍然是《女神》。第三次还是《女神》。于是我暗暗地下了结论:这位四川书生是郭沫若的热烈崇拜者。

他是谁呢?我不久就听人说,这位夜夜朗诵《女神》的青年,名叫何其芳。那时他刚刚考上北大中文系,可是似乎已经有点名气,不知道什么理由。

卞之琳一九二九年和我同时到北平。他考上北大英文系。我因为学过一年法语所以考了中法大学。一九三三年我毕业于中法大学,是年二十四岁。之琳毕业于北大,比我小一岁。何其芳毕业于北大,比之琳晚一年或两年。可见他在大丰公寓的斗室中朗诵《女神》时,还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至多不过二十岁。我可以说对何其芳是不识其人,先闻其声。诗人何其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昼夜吮吸着《女神》的乳汁在成长中。

我在东皇城根中法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每日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沙滩上。经常去的地方是北大学生宿舍东斋,紧挨红楼西侧的一个院子。就在这时,我在东斋认识了另一位与众不同的人:李广田。好象他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入学比之琳晚一年或两年,毕业也晚一两年。换言之,与何其芳同时。

李广田也住东斋。我们有时到他房间里去。但是他不跟我们一起玩。他的岁数好象比我们这群人都大一些。因为他上大学前已经在中学当过几年教员,积攒了一点钱才能上大学。广田的神气比我们这群毛孩子成熟多了。见了人总是先和气地微笑。平时不讲闲话,沉默寡言,所以我们到他屋里去玩总坐不久。他非常用功,珍惜时间。我们去了,他表示欢迎;我们坐不长,他更高兴。他衣衫朴素,经常穿一件蓝土布的大褂,宽袍大袖,颇有风度。他写过一首诗,其中引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一句:“风飘飘而吹衣”。我暗暗地送他一个雅号,就叫“风飘飘而吹衣”。广田自己可能以为他很潇洒。其实他并不潇洒,而是很朴实,甚至带一点可爱的土气。他说话满口山东土音。我心里想:“这是一个山东乡下来的土才子。”

我那时有一本谁也不知道的秘密笔记,叫作《沙滩异人志》,其中记李广田的一章,标题就叫《风飘飘而吹衣》。

我为什么说了一大篇关于李广田的话,而没有一句关于何其芳的描写呢?正由于我心中十分遗憾,我那时很想认识何其芳,可惜没有机缘。之琳当初还不认识何其芳,广田也不认识《女神》的崇拜者。我的秘密笔记《沙滩异人志》中关于何其芳的一章始终空着空白。谁想到,二十多年之后,俄居然成了何其芳这员文坛大将麾下的一名小卒?而今天,在大丰公寓初次听他朗诵《女神》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提笔写一篇关于其芳同志的专稿时,竟是一篇悼文!

大约在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我在国外见到了一本新近国内寄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书:《汉园集》。我高兴地发现上文提到的三位与众不同的“沙滩异人”,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居然在诗歌的园地里集合在一起,成了中国新诗坛的“三剑客”。他们三人是怎样互相认识,互相结合成诗坛好友?那是一九三三年夏我大学毕业离开北平,同年十月离开上海出国以后发生的事。详细的经过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但这没有关系,反正《汉园集》之问世,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佳话。从此以后,我对其芳同志有进一步的了解和企慕。我回忆起在沙滩上的一段生活也愈觉亲切。汉园者,沙滩也。老北京人把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地带叫做“汉花园儿”。不知出于何典?我记得红楼对面,隔着马路,有一家两层楼的公寓,名叫“汉园公寓”,可见汉园之名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回到离别十多年的祖国。五月,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教书,在南开会见了阔别多年的两位沙滩故人:卞之琳和李广田。我问起另一位汉园诗人何其芳,他们告诉我,何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文学系主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天津,解放了这个华北重镇。过了一段时间,北平也和平解放了。南开大学学生会派代表到北京请著名诗人何其芳专程到天津做学术报告。我去听报告。其芳同志已经是中年的革命干部,和我记忆中住大丰公寓的何其芳有很大变化。他当然也不认得我,我们本来没有相识。我自我介绍,他听了我的姓名似乎也毫无印象。

一九五一年,我从天津调到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一九五二年北京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到北京大学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研究法国文学。当时所长是郑振铎,副所长是何其芳。郑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工作繁忙。文学研究所的具体工作全部由其芳同志处理。我到所以后本来专搞研究,可是其芳同志发现我能说几句外语(法语),适合于做接待外宾的工作,就让我当学术秘书,参加外事工作。其实到文学研究所来参观访问的外宾极少,每年至多一两次,不需要专人担任外事。我做了学术秘书之后,实际上是忙于应付日常琐碎事务,与外事无关。我承担这个工作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我在其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约有十年之久,我光荣地在他指挥下当普通一兵,不但在学术秘书处的行政事务方面如此,在文学研究工作方面也如此。所以说我和他的关系是一个小兵和司令员的关系。

作为司令员,作为将军,其芳同志和他部下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和洽的,他的部下都爱戴他,我自己就有这种亲身感受。尤其是对老知识分子,其芳同志态度谦和,平等待人,开诚相见,没有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所以许多老知识分子都把其芳同志当知心人,当朋友,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在延安喝过几年延河水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部象其芳同志那样亲切对待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拿我个人的切身经验来说,在解放不久的年月里,不止一次地受“老革命”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当众鄙视、侮辱甚至斥责。一九五二年国际和平理事会(机构设在布拉格)提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雨果。因此有几位法国作家、记者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会。我奉调出去当译员。有一天,我的几个奉调在总工会当译员的法语学生,陪着总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到北京饭店联系工作。他们走进翻译组办公室,看见我在里边,就向他们的领导介绍:“这位是我们的老师,罗某某教授。”我不加考虑地伸出手去,想和来者握手。不料对方把嘴鄙夷地一撇,用藐视的目光注视我,同时缩回右手,避开我伸过去的手,不屑和我握手。弄得在场的人都很窘。我好象挨了一记耳光,只好低着头,急忙走开。过了几天,我陪法国外宾去参观人民大学。一位副校长出来接待。当法国友人要求我替他们口译时,那位副校长突然用手揪住我的左臂,使劲把我往后一推,我差点跌倒。外宾们都很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那位副校长从人丛中找出一位该校年轻教师,叫他担任译员。原来副校长不同意我当他的译员。他很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明,何必采取象国民党军官对待士兵一样的蛮狠态度。这儿就说明在这位副校长心目中,老知识分子应当受什么样的待遇。怪不得我在和某些延安来的“老革命”知识分子不得不打交道时,总觉得低人一头,心惊胆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是和何其芳同志在一起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本来,这些过去的琐碎小事,我从不曾对人说起过,也不值得提。不过其芳同志对待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的热诚、谦和、耐心,和上述几个例子恰好成强烈的对比,所以值得一提。其芳同志使我们觉得和蔼可亲,觉得温暖,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我们的温暖。我们想起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待老知识分子的态度,愈觉其芳同志正确。

一九六二年,文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总结一下建所十年来的工作。我当时是学术秘书(相当于现在的科研处长),参加总结的起草工作。在成功的经验方面,我们总结了“团结老知识分子”这一条。在学术界,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文学研究所团结老知识分子的工作做得好,关键在于何其芳同志本人对待老知识分子的态度正确。这份总结受到上级的肯定。我个人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极差,甚至常常和老知识分子闹不团结。其芳同志曾经批评我,并且在给我做鉴定时,把这一条作为我的主要缺点。我承认他有理。

其芳同志对我的研究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方向问题。在那“左”的思潮和教条主义泛滥的年月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和整个文艺界一样,必须直接配合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需要行事。文艺无非是政治的宣传画、广告画。所谓“灵魂工程师”的说法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要求得那样高。政治上“一面倒”,文艺上也反映“一面倒”,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学的评价,是根据日丹诺夫的言论定调子的。我翻译了《拉法格文论集》,因为这位法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在苏联是有地位的,所以日丹诺夫不会反对。我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因为得到苏联支持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来纪念孟德斯鸠。我译《艾吕雅诗钞》,《阿拉贡涛文钞》,但只允许选译这两位当代法国大诗人的政治诗,也就是说,他们在反法西斯大战(1939一1945)期间所写的号召人民起来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诗文。

到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派人来找何其芳同志,要求他组织人力,写批判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章。其芳同志干脆把《中国青年》的编辑同志领到我家里,把他介绍给我,说《中国青年》要写什么批判文章,让他们和我直接联系。从那时起,我几乎给报刊写了十年的批判文章。

有一天,我大胆地对其芳同志说,我对自己所写批判法国文学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一系列文章很不满意。我说我决不反对外国文学研究介绍应当和其它文艺工作一样,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愿意在党的指挥下工作。但是,要科学地正确了解外国或古代的文学,谈何容易。我们必须对一个作家、一部名著,或者一个流派做比较长期的、深入和全面的系统研究,才能够科学地正确分析批判。所以要做到严肃的批判继承,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不能永远打游击战,今天来一个政治任务,马上提笔批判某作家或某作品。明日来一个新的任务,马上又掉过笔锋来批判别的对象。没有严肃认真的系统研究作为基础,批判水平永远提不高,也就不能很好地为政治服务……

我知道自己水平很低,我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敢对其芳同志坦率地说,因为我知道假如他认为我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一定会批评我,向我解释,而决不会扣帽子,抓辫子,从此以后对我产生一种成见。这一点,我是完全信任他的。

其芳同志听我说完,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沉默了几分钟,然后问我:“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我告诉他,我准备用五年甚至七年,集中精力和时间,把罗曼·罗兰的生平、作品和思想作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探讨,然后写一部书,有分析有批评地介绍这位法国当代的重要作家。

其芳同志问:“什么时候开始?”我说:“如果可能,现在就开始。”“那好,”其芳同志说:“不过万一有紧急任务非让你参加不可,你仍旧要参加。”

就这样,其芳同志不仅赞同我系统研究罗曼·罗兰问题的计划,并将这个计划列入全所的年度工作计划之内,照例呈报中宣部。我这个研究计划名称叫《罗曼·罗兰之道路》。后来听说周扬同志看到这个计划之后对其芳同志说:“阿拉贡的道路也要研究。”于是其芳同志决定让我把罗曼·罗兰研究暂时中断一下,先写几篇关于阿拉贡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报告(文章)。我当然听从指挥,把刚刚动手的罗曼·罗兰研究放在一边,用了几个月时间搜集材料,起草了两篇关于阿拉贡的万言长文。那时已经到了“文革”前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开始,所以我写的关于阿拉贡的研究报告,始终未能发表。而刚刚开端的对罗曼。罗兰的系统研究在“十年动乱”期间不但绝对不可能继续进行,而且连已经积累的一些读书笔记,也被“造反派”来抄家时全部抄走了。一九七二年我被批准和十几位老年研究员提前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那时“文革”已接近尾声。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利用晚上回家休息的时间,分秒必争地写了《论罗曼·罗兰》这部三十四万字的草率著作。因为我觉得虽然旧笔记已经散失,但脑中记忆犹新,趁热打铁,把书写出来,即使匆忙间写得不好,将来无论对别人或对自己,都是有用的参考。

总而言之,曾得到其芳同志鼓励的我的系统研究罗曼·罗兰的大计划,实际上并未按原来的设想完成。兴念及此,觉得辜负了其芳同志对我的期望,心中有愧。但是,到了“文革”末期,我已经是年届古稀的白发衰翁,精力与智慧大不如前。其芳如果尚在人间,恐怕也会同情我在历史大悲剧中所遭遇的个人悲剧。

大约在一九五九年初,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关于研究工作方向的讨论大会。那时郑振铎先生已经去世,何其芳任所长。全所研究工作人员,男女老少人人参加讨论,个个发言。其芳同志主持大会,实行大民主,鼓励到会同志踊跃发言,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会一连开了几天,同志们发言空前热烈,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短兵相接,激烈交锋。争辩到最后,分歧的意见渐渐澄清,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日“系统派”;二日“当前派”。系统派强调文学研究所应当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派内部又分为两个支派。一部分人认为研究所的任务在于专心致志,进行系统研究,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应当让评论家、新闻记者去负担,研究所至多提供一些有关的资料。于是这一派被封为“学院派”。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系统研究与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是互相结合的,所以应当兼筹并顾。这一派自封为“无产阶级学院派”。

所谓当前派,主张一切为了当前的斗争,文学研究必须从属于意识形态斗争,适应斗争的需要,在斗争中对于研究的问题扩大眼界,加深认识。在当前,关起门来搞研究工作是不可取的。

其芳同志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显然倾向于“无产阶级学院派”,虽然没有强调这个新奇的名称。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当时思想界,其芳同志的见解是明智的,态度是勇敢的。我佩服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党性与科学应当一致。党应该实事求是地提高理论与政策的科学水平,这才有利于革命的当前利益,也有利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提高科学水平,就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艰苦长期的系统研究。从主观出发,夸夸其谈,或用行政命令,高压手段解决思想问题以及学术问题,是不能成大事的。

解放后我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何其芳同志那样的领导,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其芳同志是没有领导架子的令人信服和敬爱的领导干部。只有这样的党员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心协力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领导,自以为叱咤风云,睥睨一世,实际上是进步潮流的对立面。

其芳同志有时对自己的意见也非常固执,因此对于下属的要求比较严格,但他从不疾言厉色。我多年当他的秘书(学术秘书),我在研究工作上也直接受他领导,我们两人之间意见有时不免有抵触,有矛盾。他不满意时就批评我,但心中从不存芥蒂。有一次,文学研究所在北大临湖轩召开学术讨论会,讨论其芳同志的两篇论文,一篇关于《红楼梦》,一篇关于鲁迅的《阿Q正传》。我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论阿Q时提到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的意见。当然,我的理论水平很低,我的批评很可能是错误的。休会时,其芳同志和我一同走回燕东园。在路上他表示对于我的发言很生气。我向他道歉,我说我并不是批评他,只是提出我自己思想没有解决的一个疑问。他不高兴地说:“提疑问也得考虑用什么方式。”我以为这件事他将永不原谅我。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这件使他很不愉快的事完全忘了。对我的态度和以前一样亲切、自然。照样叫我完成写文章的任务.以及处理日常工作。他为人淳厚宽大,使我感动。

又有一次,他把我叫去单独谈话,告诉我群众向他控告我许多对不起人的事,例如一个民主党派召开春节座谈会,派车来接我,我没有去;某出版社约我为他们写一篇《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的译本序,我先接受了,后来没有写;某报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报导,把我的名字错写为罗大纲,我去信请他更正,不料触怒了他,说我“傲慢”。这些事其实都有具体过程和客观原因,不一定都是我错。但其芳同志既提出来批评我,要我端正对待群众的态度,不要骄傲任性,我一句也不解释,不强调客观原因,完全承认自己错误,并向他保证一定注意改正。

我举上述两件琐事,说明他是如何有原则地关心我,帮助我教导我。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九七七年,我听到其芳同志沉疴不治,溘然长逝的噩耗时,第一个感觉是痛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他身体和精神没有受那样残酷折磨,不至于衰弱到这种程度,不至于抵抗不住病魔的袭击。第二个感觉是,我们都是劫后余生,我比他年龄大三岁,我失去了他,我的所余无几的残年,必将黯淡多了。但是我心中是光明的,何其芳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我要学习他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他站得高看得远的豁达大度。

在“文革”期间,何其芳同志天天处在水深火热的精神折磨与身体折磨之中。他瘦了,未老先衰,显得有点龙钟了。一九六九年文学研究所的全体同志第一批下河南干校的前夕,运动的烈火似乎稍稍缓和了。那时我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已经被工军宣队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每天中午,我用在食堂排长队的时间,步行到东单随便买点干粮拿回来吃。这时,其芳同志也从文学研究所步行回家午餐。我常常很高兴地和他同路走到东单,然后分手,他向南穿过广阔的马路,到裱褙胡同西口内他的寓中。我们一路走一路闲谈,两人都绝口不谈运动,不谈自己所受的冲击、侮辱和折磨。其芳同志神色泰然,心情平静,好象什么不幸的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气魄和风度,因他所遭受的冲击比我猛烈何止十倍。我劝他要善于休息养神,保重身体。他说身体还可以,“没有毛病”,可是我看他走路有点蹒跚.显然是身体和精神极度紧张和疲乏的结果。

我们快走到东单十字街口了。其芳同志开始向南穿行马路。我一再嘱咐他注意车辆,不要急忙。我站住在路边,注视他步履蹒跚地穿大马路,为他担心,怜惜他。他好不容易到达路南的人行道上,我放心了。他知道我在对面守望,回过头来,向我点点头,表示告别了。我接着向东单十字街口的北口走。有时,我不知不觉地掉一滴辛酸的眼泪。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我前后接到其芳同志三、四封信。信中不谈别的事,只是把他翻译的法国抒情诗,法国十九世纪末叶象征派诗人马拉梅等人的著名诗篇,让我核对原文给他提提意见。他每一封来信,我都答复了。

同时听说他也在整理以前陆续翻译的英文诗与德文诗。似乎他准备出一本译诗集。在那时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这些人都前途茫然,命运未定,中国文艺工作的命运未定,中国的命运也未定。何其芳同志有闲情逸致,搞他毕生喜爱的抒情诗,可能也是苦闷的一种表现,因为他决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超现实主义诗人。

其芳同志到他生命道路的最后一段时间,终于回到他喜爱的诗歌工作上,使我不禁感慨万分地回想起三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的斗室中,夜夜朗诵《女神》的青年何其芳。

我们要死了,

熊熊的烈火把我们烧成灰烬。

但我们将从灰烬中再生,

更加美好的世界等待我们去创建。

——《女神》中的诗篇《凤凰涅槃》的大意

1986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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