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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何其芳

荒 煤

两三个月前,有同志让我写篇文章纪念其芳,我答应了。可是,悼念亡友,特别是认识较久,又受到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的老战友,心情十分激动,难以提笔。到了中秋节这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被雨后显得格外清亮柔和的月光浸透了全身,我终于在怀念和似乎寂寞的心情中想到了其芳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何其芳同志,就是一九三八年秋天,中秋节前后。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见的面了。我到延安鲁艺,开始是在戏剧系工作。我和沙汀同志原在上海就熟识,常去看他,大概就是经过沙汀介绍认识的。反正,第一个印象,觉得他不象个“诗人”——我脑子里的《画梦录》的作者,大概是个瘦弱、苍白的人:因为《画梦录》给我的印象,它的思想与感情是那么纤细、柔弱,还带着些迷惘、忧郁的情调。没想到其芳却是矮矮胖胖,圆圆的脸上带着几分憨笑,也并不显得聪明。于是发生可笑的疑问:他怎么会是《画梦录》的作者,并且会同沙汀跑到延安来?

认识不久,沙汀、其芳就随着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前线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又到太行山前线去了。直到一九四○年春天,我自太行回来,才重新一起在鲁艺文学系工作。

这时鲁艺已经搬到桥儿沟。我们都住在东山一排窑洞里,周立波、严文井、曹葆华、舒群和我,就是他的邻居和亲密的伙伴。那时候,我们多数还是单身汉。灯油不够用,为了节省灯油,我们经常聚集在窑洞外谈天。都是年轻人(只有葆华年纪稍大一些),在延安这样一个环境中一起工作、生活,每个人又都是搞创作的,于是我们谈天的范围很广。爱情、工作、创作、理想,无所不谈,有时也争论。我还记得,有一次其芳和葆华争论,将来谁的诗拥有更多的读者;其芳在爽朗的笑声中就这样自信的宣布:“将来我的诗集摆到书店里,你看!就是要比你的读者多!”他笑得那么天真,讲得又很认真,把我们都逗乐了。葆华也没有为此生气。我们都很了解其芳,他心里想的,口头上讲的,都是真的,一致的。他并没有认为这是恶意,或是对人不尊重,更不觉得是嘲笑,他不过是认真地讲了他心里的话罢了。

他对人没有恶意。他心里也存不住话。工作中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学生中发生了什么使他感到不安和不快的事,发现了文学系同学中的好作品,工作中感到什么困难,甚至他恋爱中的烦恼、欢乐,他都要对我们讲。我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如其芳晚间迟迟没有上山时,就在窑洞外边等他“汇报”。更不用说,当他写了得意的诗章,他一定要对我们朗诵。他的心始终是向他的战友打开的。正因为天真、坦率,无论在生活或工作中,其芳有时也有烦恼、苦闷、痛苦的。除了向我们倾诉之外,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有时还会站在山头大声叫嚷道:“哎哟,怎么得了哦!”使得全东山的同志都知道我们的其芳有了不称心的事。

其芳这种性格是可爱的、可贵的。同这样心直口快、心口一致、胸无成见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也真省事、真令人感到愉快。特别是现在看到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造成了一些老同志之间的不正常的情况,更不禁感到和其芳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真是一种幸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夕,毛主席找了鲁艺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个教员去谈了一次话。我们和毛主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从杨家岭返回鲁艺的途中,暮色苍茫,我们每个人都陷于沉思中,回忆这次幸福的会见,大概也都在仔细考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其芳是认真地考虑了许多许多问题。例如他后来曾兴奋地谈论到:毛主席对《聊斋志异》这部作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具体分析,使他感到非常意外。我只记得毛主席说的大意,认为这篇作品含义很深,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卫,残害人民的控诉书。毛主席还对一个艺术细节的描绘表示欣赏,就是写到两个鬼奉冥王命令把席方平锯成两半时,对席方平表示同情,故意锯偏,以保存席方平有一颗完整的心。毛主席称赞这个细节写得好。毛主席还说,这篇作品应该选入中学国文课本。其芳就一再埋怨自己,说他读过《聊斋》,对其中的故事也比较熟,为什么他就没有能看到作品有这样深的意义。其实,我也是比较熟悉《聊斋》的,我就没有象其芳这样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我们每个人思想当然都有进步和变化。但是,我感到其芳的变化很大。他原来是以歌颂派自居的,他写了许多诗,都是热情歌颂延安的。甚至在鲁艺文学系的同学中间,也有些何派小诗人。但其芳对此不满足了。在鲁艺文学系整风时,他认真地以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来检查教学工作,检查他的创作、思想、情感。

有一天晚上,出乎意外,他到我的窑洞里来,认真地严肃地作了个检查。说他认为报告文学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不过是政治的需要。他认为这种思想不符合毛主席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示。因此,他觉得,我从前方回来,一直坚持写了些报告文学,是好的,他却对这些作品不够重视。我笑了。他不高兴了,他说他是认真检查这个问题的。我忙声明,不是认为他太认真,正巧,我发现我自己也有这种思想;尽管多写了几篇,我自己也并不很重视。我还认为,只有小说才算是真正的创作。他也笑了。他说他也不满足于写诗,认为诗究竟不能概括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还想写长篇小说哩。于是,我们共同作了检查,高高兴兴谈了许久。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分手了。他跟随周总理到重庆工作去了,我则又到了华北前方。全国解放后,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后来我们都在北京工作,却也始终没有长谈过。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两个人都因病住进北京医院,难得的机会使我们又长谈了几次。他极为热情地谈到他的工作,谈到他参加的土改运动,不知不觉地淡起了他的长篇小说。我也谈到我的长篇小说的设想。最后,我们两个都还发了点“牢骚”;为什么我们两个老是分配到行政工作岗位上,不能搞一段时间的创作。可是,我们两个出了医院,据我了解,我们都还是积极忙于自己的工作,没有能提笔来写长篇小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只见过其芳一次。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在东风市场门口碰到他,那时我们都是正在不断被揪斗的“黑帮”人物。所以双方都没有招呼、讲话,但是我看到他向我笑了一下.还是笑得那么天真,丝毫没有什么沮丧消沉的情绪,使我为他感到高兴,我也不禁对他笑了一笑。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我在重庆图书馆书库里清理书籍,听到别人在谈,其芳第二天要来图书馆书库找什么资料。听到这个消息,我这天晚上失眠了。我很想见见他,又觉得不见为好。见了能谈什么呢?能够详细谈什么?他算是“解放”了,时间也不算很早。我当时还没有真正解放……后来,我决定请假,避免和他会见。不过,第二天还是从侧面探听了一下。听人说他已经老态龙钟,走路都须要人扶持了。我又十分懊悔。我简直想象不出总是使人感到精力饱满,从来乐呵呵的其芳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九七七年六月间,我在重庆接到姚时晓同志的一封信,说其芳知道他和我还有通信关系,请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后的回忆录,让我无论如何把回忆起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寄给他。我确实回忆起延安鲁艺时期的许多情景,准备写。可是回忆使我激动,兴奋,常常噙着热泪,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在好几张纸上只写了其芳的名字,似乎除了呼喊这个又熟悉、又亲切、又陌生的名字,我再也不能写出别的字来了。

一天,在《人民日报》六版右角上发表了其芳一首诗,看到何其芳名字下面注明遗作两个字,心底突然颤栗了一下;我心里一面想,是搞错了吧,立即又想到这怎么可能搞错呢。反复对遗作这两个字看了好多遍,这时候,我才真正悔恨,我丧失了本来还可以和其芳见面的最后机会,是多么值得惋惜的事啊!

没有几天,从报纸上看到其芳追悼会的报道。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并不象前几天那么激动了,但是,只是在这时候,才真正感到其芳永远离开了我们!

更没有想到,我真正“解放”了,我又回到文学队伍里来,而且又和沙汀一起回到其芳“创业”,直到他在逝世前夕还坚守的工作岗位上来。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到延安的青年时代开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从青年到成熟时期的年代,也是经过许多斗争有了较丰富经验的年代。可是,由于林彪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剥夺了我们十年左右的时间,身心都受到迫害而不能不造成各种程度的创伤。这对其芳这样一个比较天真热情而又憨厚的同志来讲,这种创伤是会很深的。仅仅就他写了那么真挚地悼念毛主席的新诗,竟然得不到发表的地方这一件事,也可想象到他会有怎样的悲愤和痛苦了。他那些最后发表的诗歌之所以如此充满激情,既表达了他对“四人帮”的强烈的憎恶和仇恨,又那样热情洋溢地歌颂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胜利,更表达了他还满腔热诚要踏上新的长征的雄心。这些诗就是他在十年沉重压抑下猛烈进发出来的心灵的火花!

可惜的是,他刚刚宣布在他“有些变异”的老年的血管里面还流着青春的血液,还准备进行新的长征时,他却突然放下了“四人帮”怎么也禁锢不住的笔,停止了他的歌唱。而人民是多么期望听到他那热情澎湃的更多更新的歌唱啊!

从《画梦录》到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其芳走的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有个老朋友告诉我,其芳这个人始终有些天真。这是他的优点,但有时也不免成为缺点,有些“书生气”,还不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认清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个别问题上,也就难免听信了一些人的话,讲错了几句话。其芳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了,叹息道:“我认为他们是党派来的,怎能不相信他们呢?”我相信,这是老实话。其实,许多人也都有过这种经历,不过是时间、过程有长有短罢了。有的老朋友说其芳终究还是“诗人”的气质多一些,缺少一点政治家的气质,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并不是贬辞。我倒宁愿其芳是这样一个诗人。不是还有一种卖身投靠、出卖灵魂,追随阴谋家,似乎要爬上“政治家”地位的所谓“诗人”么?

其芳这种人,在旧社会,肯定是被人看作“书呆子”,有些傻气。他很可能被一些有心人视为志趣相投的“知己”,但更可能是满腹才华,终于不能“得志”,受嘲弄、受污辱、被作践,郁郁而死。在我们新社会,这就叫做老实人,是好同志,好朋友。毛主席给他“认真”这两个字的评价,就是对其芳的一个最好的、也是最高的评价。 .

我不想谈其芳的工作和著作的成就了,这有待于文学研究所更多的和他一道“创业”、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来谈。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如其人”。我回忆其芳的为人,也许对研究他著作的同志还有点帮助吧。

现在其芳已经安息一年多了。前几日又听到葆华逝世的消息。新的长征开始了,正是感到更需要老战友的鼓舞和督促的时候,尤其期望更多的老战友结伴投入新的战斗的时候,怀念其芳这样的好同志,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只想说一点:我真挚地希望其芳的朋友们,曾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学习其芳这种“认真”的精神;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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