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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们的老所长

乔象锺

何其芳同志是文学所的创始人、奠基人,可是在他生前,谁也没有叫过他老所长。因为无论从年龄,从他对文学事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谁也没有感觉到他老。他是战死在前沿阵地的一位将领。他离开人间,离开文学所已经十年了,人们常常怀念他,称他“老所长”,怀念他对文学所创建的功劳。

何其芳同志本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散文,从三十年代起,便风靡全国,引起一代青年的向往和崇拜。但是后来,他不只是一位诗人,更重要的,成为一个革命者。从那时起,他便以一个革命者,服从革命的安排。如他自己所说:

最初“为艺术而艺术”,

后来走革命的道路,

从逃避现实到战斗,

是旧世界分化的规律。(《我梦见》)

从战地服务,到党校的教员,后来又筹办文学研究所,尽管是文学研究所,也有许多和文学无关的事务,但那是和革命相关连的,是革命的需要,诗人要放下手中的笔,自觉地战斗。在那种年月,虽然累得精疲力竭,也还要在一两年就来一次的运动中作检讨:

除了对革命的忠实,

服从党的统率,

我没有什么建树,

却不少失误和挫败。[1]

他看待服从革命需要是他的第一天职,而且总想完成得好一点,为革命多作一点:

我恨不能分身为几个人,

一个去作您(周总理)的小秘书,

一个去批改老干部的作文簿;

一个熬夜作研究工作,

再一个写诗、写论文,写小说。[2]

他是这么梦想着,也实际以一身而数任焉,干着几个人的工作,除了不能分身去给总理作秘书和写小说,其余的他都作了,批改的不是高级党校老干部的作文簿,而是文学研究所中青年研究人员的论文,他仍然写诗,写论文,作研究工作。而消耗他的最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是文学所的行政领导工作。

为了把文学所办好,他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每天的上午,拿来处理行政事务。据牟决鸣同志在《何其芳诗稿·后记》中说:“他每晚经常是从九点或十点起,一直工作到四五点钟(应该是第二天的时间了)才开始睡觉。而且在他临睡前,总是叮咛我七点钟叫他起来,因为他八点要上班。”数十年如一日,他无私地把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奉献给文学所的创立和建设,他说:

白天我从宿舍到机关,

办公,开会,上班,下班,

在书桌上磨破我的袖子,

晚上我熬到两点、三点。[3]

每天,他匆匆赶到所里坐定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弹钢琴式的领导工作,召集大会、小会,检查行政事务工作,与有关人员交谈,布置任务,有时琐屑到什么会议应该谁去参加,如何派车都要过问。他的办公室临街,大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大卡车、公共汽车的马达声、喇叭声在窗前轰鸣而过,他却埋头处理日常事务,阅读、批改文件,仿佛没有听到。在那块破了一角的玻璃板的桌子前,坐过了他的壮年时代,磨破了他的衣袖。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作为文学所的“头号敌人”“停职反省”,要被打倒时,他还祈求要作一名顾问,舍不得丢下文学所的工作。他所留恋的不是权势,而是他耗费了心血所缔造的文学所。当时被人传为笑料,孰不知此中有他对文学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可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中,何其芳同志是文学所受折磨、受虐待最多的一个人。他最早满身披挂,戴了许多辱骂性的名号,站在吉祥戏院的舞台上挨批斗。他率领着文学所和他一齐工作过的伙伴们,排满了吉祥戏院的舞台,任人呼骂,嘲笑,在吉祥的舞台上,搬演着人类历史上最不吉祥的大闹剧,谁工作得愈多,谁的罪状也愈大,这是对我们伟大民族的大嘲弄,是封建文明和封建愚昧混杂的产物。无论为民族为个人都不该忘记,从炼狱走过来的人,应该有灼热的记忆。

其后,无休止的批判,斗争,示众,凌辱,军宣队,工宣队,工军宣队,战斗队,轮番地占领,轮番地专政,轮番地贪婪地攫夺权利,都在努力地追索、升高何其芳同志的“罪行”。“专政”的绳索象杀毒蛇,愈捆愈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了符咒。偌大的北京,就是容不得知识分子的存在,在林彪一号通令中,文学所首先被驱出北京。把河南罗山一个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通路可与外面相通的劳改农场,让我们在其中生活、劳动,说那是今后我们安身立命之所。

后来移住息县,在地广人稀大片土地上,开始营建,开始生活。何其芳同志被派去喂猪,挑着猪食桶,穿着雨靴,蹒跚地在烂泥中走来走去,他热爱他的工作。只要不挨批挨斗,就是跟猪——这些蠢货们在一起,也能得到思索的自由。后来,他竟对这些蠢货的安危,产生了由衷的关切,得出了“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名言,一时传为佳话,流传干校。

在广袤的平原上,就地取材用泥巴做成泥砖,用泥砖又搭起土房,我们只比原始人强一些。半生积累的知识只能在脑际迴旋,无效地,无可奈何地在皇天厚土之间虚度着年华。

如果说到何其芳同志对所内中青年同志的培养,凡是接受过他的指导、教育和修改文章的同志,每人心里都有一本帐。有的从拟提纲,改初稿,最后定稿都参与其事,等于把着手教。有时他亲自查找材料,对修改的文章作大段的补充,改写。他毫不吝惜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熬夜给别人改文章,象自己写作一样,甘当无名英雄。至于大部头著作,他更是调动全所以及社会上有关专家的力量来讨论,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以求完善。他的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和可贵的民主精神以及他在学术界的威望,使得受邀请者都能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这也是不存门户之见,开门办所的好办法。使得所里的研究人员打开眼界,不固步自封,是很好的学术交流的机会。比如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便是这样反复讨论之后,印成征求意见本,在几个大城市开了讨论会以后改定的。在修改过程中,他自己两次通读,通改,可是在作者的名字中,没有他的名字,他只列名在提意见的名字中。

“文化大革命”后期,何其芳同志恢复所长的工作,这时虽然他已身患几种疾病,可是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兴致勃勃地、忘我的投入了工作。在四人帮对社会科学禁闭政策下,不许可和外界联系,不许恢复杂志,不许出版书籍,虽然名义上恢复了工作,所可能进行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他组织了全所性的毛主席诗词研究小组,指导《唐诗选》的工作,又重新编选《唐诗选注》,为了《唐诗选注》的选目,甚至通宵不眠。“文化大革命”前,凡是找谁商量工作,都是在他的办公室。“文化大革命”后,他常常亲自到各组室找人。楼道里常常响起“嚓嚓,嚓嚓……”的急促的脚步声。“四人帮”打倒后,他更是兴奋异常,写回忆录,组织批判文章,期待着《文学评论》的复刊,期待着可以欢腾工作的日子的到来。可是潜伏在体内的病魔在侵害着他,竟然一病不起。

在医院里,只有几天工夫,他的腿上,鼻子里,手臂上就插满了管子。文学所、外文所热爱他的同志们,排队要给他输血,抢救他。老所长的安危,牵动着两个所同志们的心。可是老所长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从昏迷中醒来时,询问的是“校样来了吗?”在昏迷中则用手指在被单上划着字——他仍在写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是在昏迷中离开了人间。他去世后,牟决鸣同志说他还储存了一整箱用以写作的白纸,他要做的事很多很多,要写的也很多很多。《偶成》这首诗也许可以看作他的最后的自白:

怜君苦读三更夜,

假我光阴二十年。

胼手不知老已至,

鞠躬尽瘁死如眠。

要偷天帝火传授,

何惧兀鹰肝啄穿。

欲插鲜花遗后代,

也许百炼胜钢坚。

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自画像,他就是抱着这样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间。


1986年12月

[1] 《我梦见》。

[2] 《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3] 《写给寿县的诗》。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0-12-4 18:30:00??IP地址:110.2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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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发表时间:2010-12-4 18:29:00??IP地址:110.2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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