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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早年的何其芳同志

朱企霞

一九三二年秋有一天,李广田同志对我说,“我同你去认识一位诗人”。我随广田去到北大西斋一间屋子用书架曲曲折折隔成两小间卧室的一间里,却正值那屋子的主人不在。一进那屋子,我觉得屋里的色调很特别。书案上蒙着一幅洗旧了的灰蓝色的棉布,上面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文具,更设有作为装饰的摆设。书架也遮着同样色调的棉布。揭开帘布一窥探,架上书很少,内有两三堆平放着的线装书,有一堆是本头显得过大的《庾信诗集》,还有一;套《世说新语》。此外,是几本英美诗人的诗集,其中好象有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几本英译的俄国小说,例如朵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痴》和《罪与罚》之类。我几乎怀疑自己所走进的是一位大学哲学系学生的书斋。

第二天一早,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的寓所,未经敲门便推门进来。个子不高,但也说不上是矮,不瘦,也不胖。我听见了浓重的四川口音:“看见桌上的条子,知道昨天你同曦晨(即广田)到了我那儿。”在那以前,我已有过好几位四川朋友,他们当中有成都人,合江人,重庆人,但当时还分辨不出其芳说的是万县方音。说也奇怪,我立刻觉得那种方音听来很亲切悦耳。后来,渐渐地,我对其芳在那方音里夹进的一些特有的语僻,例如在形容词或名词之后常常带上一个“的个”二字的语尾,也觉得非常有趣,而常常在晤谈之时故意诙谐地、学舌式地添上几个“的个”、“的个”,作为打趣的资料。至于后来认识的方敬同志也是说着万县口音,加深了我对这个方音的印象,以致直到今日,我从在职的学校附近一家汽车修理站里一个老工人的口音里,一听就分辨出他是万县人,而这个偶然的机缘,竟然成了我同这位工人结成朋友的桥梁。但这时离其芳的去世已经将近两年了。

其芳当日穿的是一件灰色棉布大褂,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嘴唇厚厚的,头发没有经过很好的梳理。

从那时开始,直到一九三五年秋天我离开北平,整整三年,我同其芳几乎很少隔两天不见面,见面时什么都谈。那些谈话的结果之一,是我们约集了几个人,附在某日报编行了一个叫做《每周文艺》的小刊物。那刊物是不好的,几个人完全沉浸在一种低徊趣味的小海子里。虽然如此,稍后还由卞之琳同志另外协助靳以在《文学季刊》编辑部附编了一个性质差不多而名叫《水星》的月刊。同时沈从文同志还在主编着《大公报·文艺》。总之,一时好象显得很热闹,以致后来通过一个在上海的姓张的朋友的传言,让我得知了鲁迅先生对那几个刊物还曾经给与注意。

当时其芳对上述三个刊物都写稿。最初,他是以诗作出现在《每周文艺》上面。

有一天,其芳给我捎来了一篇稿子,但不同以往,不是诗,而是后来收在《画梦录》里叫做《独语》的一篇散文。我立刻就着那字迹纤巧而俏丽的原稿细读起来,感着很大的惊喜。读完以后,我激动地说:“好极了!”同时还不揣僭妄地加上一句:“我觉得你的散文比诗更好!”“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我建议你以后多写散文。你在这方面大有发展前途!”我简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更加上:“现在我发现你的散文是另外独树一帜的艺苑奇葩。”

果然,自那以后,其芳一连在《水星》和《大公报·文艺》上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篇散文,每篇一出,侪辈都莫不交口赞赏。那就是稍后获得《大公报》散文文学奖金的《画梦录》诞生的由来。

其芳十分好学,当时正处在青春活力的鼎盛时期,对喜爱的文章感应深,吸收力强,受影响迅速。收在《画梦录》里的散文,几乎每篇的风格彼此间并不一致。在那些散文一篇接一篇产生的过程中,其芳有一次似乎带着怅惘的口气对我说:“我近来发现我写的东西缺乏自己应有的风格。我很容易为别人文章的调子所牵引。往往是这样:我读过一篇喜爱的文章,因为喜爱,就不免在几天之内反复地读。读到后来,脑子里就好象在回旋着一个调子,自己就想写。写出来一看,就发现自己好象在模仿谁。”他于是指出:他的散文的某篇是受某某的某篇的影响写成的,某篇又是受另外某某的某篇的影响写成的……诸如此类。末了,其芳说:“这使我对自己很失望!”

其芳基于他为人的一贯纯洁和真诚,所以会有那些感触。其实,那只是一个已有较深的写作素养、而又处在精力旺盛的时期,但作风尚未最后固定的作家所经常可有的现象。那其实是一个作家成长过程中经常可有而可喜的现象。其芳从诗的写作跨入了散文写作的领域,后来终于孕涵着在大时代洪炉里锻炼获得的饱满的革命热情,在散文写作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下笔恣肆汪洋,成为了党在文艺理论方面有数的几位著名评论家之一,细循他成功的轨迹,对于侪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其芳读书常有独到的领悟。有一个时期,他耽读着朵思妥也夫斯基的那些卷帙浩繁的长篇。他读了一本,又一本。读过了,有时候甚至某一本还没有读到最后,就来找我谈论。他老是那么兴会淋漓地对我复述着原著的内容,然而不是单纯的复述,而是夹叙夹议,在议论之中常会火花一闪似地爆出他的独特的见解。他似乎是在那里对他读过的作品进行反刍。那些作品,有的当时我还没有读过。有的即使读过,我也很爱听其芳的复述,等于在听他说书,那时候我们彼此生活都寂寞,正是凭借那种复述或谈论来互相慰解,相濡以沫。

有一次,其芳对我谈到《罪与罚》里迷恋着杜尼亚的那个害死自己妻子的地主。那个恶魔在他企图对杜尼亚进行非礼的时候,居然能够不顾杜尼亚对他发出的“你再前进一步,我就开枪”的最后警告,而居然前进了一步。杜尼亚被软化了,她把手枪扔在地下。而那个恶魔在那时候居然放松了稍后已经搂在怀里的杜尼亚,更把开门的钥匙丢给她,叫她夺门快逃。其芳以为:在那一类的场合,表现了朵思妥也夫斯基的惯于描写邪恶之中有圣洁,黑暗之中有光明。其芳的那一类的议论往往叫我听得出神,而无能使用我自己当时也不懂的阶级调和论之类的意见去责备他,也没有明确意识到,那是他的“为了爱的牺牲”那类思想的无意流露。当然,后来经过天地开阔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其芳是早从那种个人主义的狭小而歧误的境域里超脱了出来的。

作为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其芳很少同我谈论有关哲学的问题。但有一次,他说正读着一本康德的传记,其中有一点使他对这位世界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相当失去了敬意。他说,康德对哲学有过那么多的研究,活了那么大的岁数,但他平生都只是蛰居在故乡,从未走出里门的二十里以外。“康德只是在玄想里度过了他的一生”,其芳结论说:“那究竟有什么意思”?其芳当时当然没有熟悉今日为大家所习用的“脱离现实”、“脱离实际”这类的话头,也没有认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把他对康德的讥议提到他终于成为一位辩证唯物论者这一点上面来加以体认,就其思想的根苗来说,是不无深刻意味的。

其芳谈到过他的父亲对他所抱有的梦想。他说他父亲每年来信里必定有一次兴头孜孜地通知他家那一年又添购了多少田地。他家有一个寨子,据说还有武器。父亲一直梦想其芳大学毕业回去住在那个寨子里当寨主。“当然,我决不会回去”,其芳说:“家里有一些什么,都让弟弟妹妹们去处理罢”。其芳当时的觉悟程度当然无从预见到后来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他决心不回去,那只是表明他不回去同弟妹们分享他父亲置下的那份产业。那只是一种“好儿不得爷田地,好女不穿嫁时衣”的素朴思想的反映。从现在看来,那种思想当然是十分平淡无奇的。不过,当时侪辈之中,正不缺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我却从来不曾听见除其芳以外有谁宣称过,愿意放弃家乡已有的田地或其他产业。从其芳的那种表白,我认出了其芳的不同于庸众的洁身自好的心。我一直管那个心叫做其芳性格上的纯洁。在我同其芳朝夕相处的整整三年的时间之中,我从其芳的一言一行不断呼吸着他的那种纯洁的气息。其芳在与朋辈相处时,从来不曾计较过物质的利害得失。我正是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上述那些原因敬重其芳,并且爱他。为了走向光明,不惜屏绝一切物质利害得失的杂念,我认为那正是促使其芳抛弃万县,摆脱成都,而毅然去到延安的一股最平凡、最纯真、而又最坚强的动力。

我第二次住在当时叫做北平的北京,从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五年秋,整整四年,曾经做过许多无益之事,消耗了我的可宝贵的生命的一部分,可喜的则是在那期间,结识了一些朋友。并非今日有着夸张,在我的那些朋友之中,对于我,最可纪念的是何其芳同志。

因为懔然于当时的那种生活必须告个结束,我首先是要离开北平。知道了我的起程日子的其芳,头一天下午邀我到北大第二院对过叫做华盛居的那个小饭馆吃过饭,然后向西走出景山东街,漫步走进了北海公园。我们在那五个一组的亭子之间某一段石板桥上选定了座位。并没有在各人心中定出名目,把当时的行为叫做话别,我们落座以后,就随随便便谈了起来。

我们谈了许多,一直谈到夜深。

在谈话中途,其芳好象偶然似地提到我的一篇小文里说过的普天下人“出生理由的阙如与死后的无着”是人类最大悲哀的那番话。其芳说,我那感慨其实完全是多余的。

“事实明明摆在这里。你那篇文章发表已经一年多了(按那篇小文发表的时间是头一年的二月),你现在仍然活着,并没有用你的所谓‘natural death’以外的什么措施来结束你的生命。有一位前辈说过,人不可以活在地球上,又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企图离开地球。譬如说,尽管你认为人生是那么虚无,但你明天要离开北平了,现在对北海就在感着依恋。……”

那是真的。我在微笑中沉默着。接着为他背诵了一首和歌,说是,“露水的世呀,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我说,两个“虽然”说明了人生的无可奈何和不得不让它持续。我当时还没有要求自己把思想提高到为人在世,不可以把生命的存在只停留在无可奈何之中。

我们又谈《红楼梦》,谈曹雪芹。谈“因空见色,因色悟空”。其芳说,“因空见色”那个说法好,因为毕竟是对人生的肯定。但认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副对联与“因空见色”的精神违背,应该改作“有为无处无还有,真作假时假亦真”。其芳结论说:“如果只片面强调‘真亦假’和‘有还无’,那么,曹雪芹何必费心淘神写出《红楼梦》那么一部大书,更何必喋喋不休、抱怨世人不‘解’书中‘荒唐言’的意‘味’?”其芳肯定人生、不尚空谈的思想本质(虽然他的书架上正摆着《世说新语》)对我是午夜钟声的一撞。

其时茶客渐稀,已是夜深人静,我忽然肃然领悟到,我们的全部闲谈,其实包含着其芳在对我作临别赠言。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晚上同其芳的淡话。

第二天在火车站有好几位朋友前来送行。我没有和别人一道念叨为什么其芳没有来。

我从此没有再见过其芳。

那次别后,我们经常有信件往来。其间我收着了其芳亲笔签署的《画梦录》。经过十年动乱,这本书还幸存在我的行箧里。此外,还有卞之琳同志亲笔签署并寄赠的《汉园集》,那书的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其芳的诗作。这些至今都是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因事再来北平,只会晤到曹葆华和方敬,当时其芳不但已经没留在北平,并且已经离开天津南开附中,转徙到山东莱阳去了。

应该郑重提起的,是次年四、五月,快到抗日战争的周年前夕,其芳从成都投书到南昌,说他决定把他的生活根本改变一下,征询我的行止。那是其芳决定投奔延安的露布,但来信里没有明白点出延安这个神圣的地名。那也是我后半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当时,我以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身边有了拖累为理由,回复了其芳的热情关爱的邀约。从此,我和其芳由一个生活的分水岭各自东西,分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后几乎陷入了完全的消息隔绝。

其间有两个小插话。

一个是一九四四年,我收到了一卷油印,那是从重庆寄到遵义的一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学习当中,我不能不想到。那是谁寄给我的呢?我以为那不是其芳,因为邮皮上不是他的笔迹。直到数月以后,我为此事问及久别重逢的方敬同志,他却举出理由推断那油印是其芳寄来的,使我隐然感到未被遗忘的喜慰。

一个是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前锋已侵逼到贵州独山,方敬和其芳的妹妹频伽带着两个孩子由贵阳来到遵义我的住所,同我有过一个来月的聚首。那次聚首,除开使我有了和方敬、频伽朝夕相处的快乐以外,更可喜的是我从他们那里听得了有关其芳的许多消息。那些消息对我当时的生活起着鲜明的对照,不断引起我的衷心赞赏和对自己的有力的鞭策。

以上就是其芳去延安以后我们之间所有过的一切。

其芳的岁数比我小。他的去世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在我是一个十分的意外。我当时的政治身份不允许我公开表示我的悼念。一再迟延,直到今日,才写出了以上一些未能说得恰好的话。我无法让其芳听见今后我要如何以他为榜样而好好利用我的晚年的表白。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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