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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秋之交的第一天

宗 璞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1966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3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1966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会,学部大部份“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拣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的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

,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声震屋瓦的口号打倒的对象。

  剧场左门出现骚动。“打倒邵荃麟!”几个人高喊。他们押着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获罪后,不再任作协领导,调到外文所任研究员,但仍在作协接受批判。学部开大会,捉他来斗,自是应该。

  好像有几个批判发言。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革命热情。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过了,仍让何其芳检讨。

  其芳同志仍跪着,声音断断续续,提到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站起来说!”有人喝叫。待他勉强站起来,又扑上去几个汉子,按头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让他站起,是为了按他跪下!

  这样几次。又把另外几位折腾一阵,似乎不新鲜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冯至!”冯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斗会后,曾让“对象”们鸣锣绕圈,冯至打头,我在最后。看来愈绕处境愈惨,是永远绕不出去了。

  “钱钟书!”钱先生从剧场最后一排站起,从我身边疾步走过,马上有人抓住他的衣领。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冯钟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先没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声说。

  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称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走出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上去很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世界文学》请过创作假。

  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当时的住所,乃兹府27号。那里不成为“家”,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小院里有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院中长满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坐下休息了一阵,思想渐渐集中,想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要不要自杀?

  这么多学术精英站在一个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荒谬,怎样灭绝人性!我不愿看见明天,也不忍看见明天。就我自己来说,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让人推来搡去,自杀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当时手边有安眠药,大概我早已静静地睡去了。但我没有。操刀动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忽然那“冯友兰的女儿”的纸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惊。年迈的父母已处在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再来推上一把!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谁,却似乎面对了他:偏活着!绝不死!

  过了明天,还有后天呢。

  整个小院塞满了寂静。黑夜逼近来了。我没有开灯便睡了。先睡再说。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惊醒。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三盏灯,大灯、台灯、床头灯。我坐起来,本能地下床一一关了。隔窗忽见东房的灯也亮着。

  我毫不迟疑,开门走过黑黝黝的小院,进到东房。这里也是三个灯,大放光明。我也一一关了,回到北房。开灯看钟,两点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时候。

  关灯坐了一会儿,看它是否再亮。它们本份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睡眠来得很容易。

  我活着,随即得了一场重病。偏偏没有死。

  许多许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1966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

原载:《宗璞作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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