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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民族文献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

韩文宁
内容提要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郑振铎 文献同志保护会 古籍文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为以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所学校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及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的名义购书为宜。经过商讨,最后一致同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6]”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他生性积极,实际上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自这以后,郑振铎等便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前二年郑振铎替国家收书是以个人的力量,自发的,出于“嗜书如命”的爱好,而这时“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以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体现了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炽热情感。购书的目标,原则上以收购江南若干“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设法为国家购下。当郑振铎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以及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书商们开始骚动了,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书商“逐鹿”的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强劲对手,自知无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一带不会再有所获,于是他们便转移目标,常到郑振铎家里走走,并不时携带些好的书样。郑振铎望之心喜,和张咏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后,也豪不犹豫地收留下来。

这样一来,书商们便一天天多起来,郑振铎的家门庭若市,“样本”堆了好几箱。他不时要和诸位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那时,郑振铎已沉浸在收书之中,用他的话说,“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7]”此话言之绰绰,因为郑振铎本人就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书肆“淘金”,数十年来,他搜集有许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

从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看出,举凡当时珍本图籍从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购、论价等工作,因何炳松、郑振铎同在暨南大学不时相会,大都两人先行商定,然后征得张咏霓同意后办理,即支付书款。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时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拳拳报国之心。这里不妨摘录两段: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8]”“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9]

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据他后来回忆,“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10]另一章殆为“书生本色”,用于立银行帐号。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版本图籍一一鉴定论价,并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正如他给张咏霓信中所说的“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

相当繁重。郑振铎自接手这一工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见到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得以先睹为快,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幸事。作为一个文化人,郑振铎何所求?

为了动员所有爱国文人一起加入这极有意义的“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作《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编者在《编后记》感谢作者“在万忙中写的论文,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由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郑振铎害怕所收的图籍再得而复失,那将是多么令人伤心。他在给张咏霓信中曾指出:“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故在收书的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图籍和史料重游影印出版,该丛书后定名为《玄览堂丛书》,这是后话了。

同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其他使命外,将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11]”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及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由于有了他这条内线,其后到重庆和香港的邮件都是走的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1941年4月底,历经1年多的时间,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的购置工作,随后开始编制“善本书目”。自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的寄。白天忙于此事,晚上还要编写书目,忙得不可开交。

7月24日,徐鸿宝携带着精品两大箱离沪,郑振铎去送行,回来后写信告张咏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后来他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12]。徐鸿

宝抵港后,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上事多未能完结而放心不下,遂决定暂不走,到8月初运书之事基本告竣。

由于资金有限,购书时慎之又慎,间有错失良机,使有些图籍未能得到,对此,郑振铎非常伤心。“心中至为愤懑”,“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无缺,虽已尽力并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当日郑振铎一早就赶到暨南大学参加校务会,会上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大学关闭。”郑振铎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在10点30分见到日军车开来时,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作出了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13]”。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爱国情结。

从9日至16日,整整一个星期,郑振铎每天都在搬运自家的藏书。一部分运到另租的一处,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他动员全家一起上阵,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计帮忙,仅搬书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一二·八”以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停顿,一是因经济来源中断;二是敌伪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三是为了书籍个人安全,他也不得不离开家。12月16日,郑振铎被迫离家避难。他回忆道“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14]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郑振铎等为国家收书,虽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三千八百余种,约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15]”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四册,录有善本书仅三千九百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家原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

叶圣陶后来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16]

对于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徐鸿宝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蒋复璁信中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17]”寥寥数语,勾勒出郑振铎等人的一身正气。

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曾编有目录,现不知流向何处。全部图籍根据郑振铎致张咏霓书信及其他著录,大约可分三部分。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八十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许地山处并暂放在香港大学,原准备陆续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典籍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共计107箱。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台湾。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郑二人分藏于几处地方,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译著、他的作品、他的办刊,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一萍在“疾风劲草识良师”一文中写道:“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18]”

注释:

[1][3][7][10][14][15][16]郑振铎 西谛书话 三联书店1983年10月版,第539页、第276页、第542页、第534页、第546-547页、第536-537页、第3页

[2]郑振铎 《劫中得书记》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书前新序。

[4][6][11][12][17]陈福康主编 郑振铎年谱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85页、第287页、第187页、第317页、第308页。

[5][8][9]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 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页、第23页、第141页。

[13]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116页。

[18]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82页。

原载:《图书与情报》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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