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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杂记》附记二

何其芳
本书编者远兹先生的愿望总算是实现了,出版后不过一年多点,我就读到了这个小册子。虽说我所见到的工作社的初版仍然不能说是最后的完整,其中《我们的城堡》这篇写幼年生活的文章也只能见到一头一尾,朋友和亲人们的热心,偏爱,却是很可感谢的。这个过去的集子似乎值不得他们花那样多的精力去搜集、抄写、编印。

对于读者,我感到更大的抱歉。他们的人数比朋友,亲人更多得多,而且我更没有理由花费他们的时间来读这本书。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本散文集子在艺术上。在思想上都是差得很的。这只是一个抗战以前的落后的知识青年的告白。他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但还未找到明确的道路,还带着浓厚的悲观气息和许多错误的思想。仅有的积极意义大概就只有这样一点点,从这个作者极其狭隘的经历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不合理得很,需要改造。但愿比我更年轻一些的读者们早已在民族大抗战中找到了明确的道路,勇敢地坚决地奋斗下去,不至于再经历与我相类似的经历:走了许多“之”字路!假若尚有在睡梦中者,或梦醒后尚在彷徨,苦闷中者,则希望他缩短这个过程!

旧的教育不是叫人睁开眼睛,而是用各种迷魂帕来迷惑人的.许多极其简单的道理都被弄得颠颠倒倒,胡里胡涂。我在大学里学过哲学。当我读着那些唯心论的著作:他们不说人脑子里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却说有一个什么观念世界独立存在,而客观事物反而是那些观念的翻版,他们不敢肯定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识是可靠的(虽说是逐渐接近真实与完全的),却说除了现象世界外还有一个什么物本体,而那是不可知的,他们或者又说有两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而这两个世界的交通点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什么松子腺……我实在越读越胡涂了。我那时真迟钝得很,我没有怀疑这些死去了的外国人的学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系主任常常称为历史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呀),却认为我自己的头脑不适宜于学哲学。受着那样的教育,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于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弄不清楚。而更坏的是又自以为懂得许多事情。所以《还乡杂记》中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都是不妥当的。 《呜咽的扬子江》是思想最混乱的一篇,从其中就看不出我当时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阵,而使人连这点都摸不到,那只能证明我当时思想之贫乏与模糊。最糟糕的是连苏联的青年与纳粹德国的青年的分别我当时都不大清楚。知识分子有时真是太没有知识了,由于他的知识多半从书本上来,而书本上的知识多半不可靠。世界上自从有了苏联以来,就有过多少睁眼说瞎话的武断宣传啊。把苏联和纳粹德国放在一起就是其中的一种。我在《呜咽的扬子江》里虽说没有明显地把苏联和纳粹德国看作类似的国家,但把两国的青年相提并论,仿佛他们真有什么共同之点似的,还不是无形中受了那种武断宣传的影响。苏联的大学生在西伯利亚铁路的车厢里劝人到苏联去学哲学,是我从一篇通信里读到的。当时我也这样的想:苏联的哲学未必好(教授和教科书上都没有讲苏联有哲学和哲学家呀),因此也颇有点觉得苏联的青年过于自信的样子。历史是最有力的说明者。现在除了白痴而外,大概都不会把苏联和纳粹德国看成类似的国家了。至于学哲学的问题,事实也无情地教训了我。我还是后来读了苏联的哲学著作,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我过去为什么哲学书越读越胡涂,而且对于那些过去难懂的哲学反而大体上能够懂得了。

至于这本书所包含着的那些腐朽的悲观思想,或者怀疑人类的未来,或者感到“地球上没有一点声音”,或者认为人的天性是残酷的,人的历史就是战争接着战争,仿佛不曾有过进步,也不可能进入一个没有战争的未来时代,所有这些都不但说明了知识分子未和群众结合以前的怯懦,无力,同时也说明了我当时的无知。那真是既不知道人类的历史,又不知道人类的现状,更不懂得人类必然的发展与前途。现在,历史的逻辑是容易说服人了。因为它几乎已经可以不需要多费文字,只要举事实为证就够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或者阻止历史的进行。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最好的人证。人民大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一直是历史和世界的创造者,而今天他们的力量与创造显得更鲜明。一九三八年五月,已经就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过这样的预言:“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象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永久和平的。”科学是能预见未来并指导人去争取这个未来的较快到来的。假若这个科学的预言当时我们还不大理解,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与五年的全世界反法西战争,现在我们也能够望见这样一个庄严的远景了。然而八年以前,当我写着这些杂记时,我是既不懂得历史的规律,又不懂得战争发生的原因。而且事实上就是那时的中国与世界也都正在发着斗争的巨响,并不是“地球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是我自己太落后了,或者应该说太怯懦了,把我的耳朵藏在厚厚的个人主义的外套里,所以听不见而已。

在这本书上,我宣言“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而从全书的内容与精神来看,仍然最关心的是我自己。比较这以前的我的诗文,这虽说总算向前走了一大步,因为总算是开始接触到地上的事情,但在应该多写的方面,却给了它并不很重要的地位。比如现在读它,我感到关于我的家乡的农民,我实在知道得太少,也写得太少了。现在比那时,他们又更苦了。在一些接近前方和许多敌后的地区都已经实行了改善办法。大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情绪,生产情绪,也从经济上的民主保证了政治上的民主。我看见过那些地方的农民。他们中有很多人领导生产,领导办学校,而且在敌后地区他们还同时是英勇的民兵,一边生产,一边打仗。为了叫中国早翻身,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为农民呼吁。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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