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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淡淡才是“真”

——论郑振铎的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

江卫社

郑振铎反映现实的小说主要收在《家庭的故事》中,这些小说创作于不同时期,按内容也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写于“五四”运动后,表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困惑与情趣的,计六篇(其中《压岁钱》除外)另一类是郑氏1927年被迫离开上海旅居巴黎时写的九个短篇,反映的是旧中国宗法封建性大家庭的生活及作者对这家庭奥秘的思考。关于小说的创作意旨,作者说,“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妙莫测的所在。……但从那几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吧”①。,由于受世界观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作者当时还不能对中国的旧家庭用出价值的判断,认为自己”实在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②。或者可以这样说,由于作者对中国旧家庭的深入思考,他的笔力触及到了旧家庭实体中那些超出了时代范围的问题,因而他的家庭小说获得了一种较普遍的、久远的意义。郑的这些小说,不像巴金的《家》那样具有强烈的与旧家庭决裂的抗争意识和阶级意识,也不像鲁迅的《伤逝》那样深刻提出“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社会问题。他对于旧家庭、旧人物,无论是悲剧的受害者或某种意义上的悲剧制造者”,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恋”③。虽然作者承认许许多多的悲剧都是旧家庭酝酿出来的,但他又得出反问:“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④作者的“眷恋”旧家庭,似乎有损于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从作者曾一度旅外的大语境来看,这种“眷恋”,除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在起作用外,还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尽管作者一再声明“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纪实”⑤,但小说中的有些生活故事却有“自传”的色彩。比如《风波》中写到的爱打牌的妻子宛眉,《书之幸运》里写到的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仲清,就明显的是他和妻子生活的写照。陈福康在《郑振铎传》中提到:“他平生最钟情的,莫过于书。如果没有书,他将不知如何生活下去”⑥,他“最不赞成妻子经常去打麻将牌,甚至在所写的小说里也批评过”⑦。因此可以说,这些小说是“作者把曾经与自己关系最切近,而当时都是相隔最遥远的一部分人生经验,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⑧。由于作者与“家”中的这些人物关系密切,他自己又是这种“家”的产物,所以即使意识到“家”有着这样那样该谴责的地方,他也难于摆脱对过去的留恋。这是许多作家身上都有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状态,也是社会转型期,大变革时代人们文化心理变异的表现。基于这种创作心态,郑的家庭小说中便自然流露出对其中人和事的宽容、理解、同情的感情倾向,这种平淡温和的风格,使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更切合生活本身。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有些过分拘泥于“事实之真”,因而作品在“艺术之真”上没达到应有的高度。在读郑的家庭小说时,我们感到这些小说没有浓厚的社会背景作衬托,它们似乎远离时代风云,只关注于家庭内部的组织结构,由此达到探求其中奥秘的写作目的。这种聚焦透视旧式家庭内蕴的思索使小说在平淡之中更显出生活之“真”。小说对人性人情和产生于中国式家庭的特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观照与思考,赋予了作品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了文化小说的韵味。

郑振铎在他的家庭小说中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他没有像鲁迅那样在《呐喊》、《彷徨》中探索国民劣根性,思考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解放道路,也没有像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那样刻意地探讨“人生问题”、“恋爱问题”的答案,也没有如20年代乡土小说家那样把目光投射到底层民众愚昧混沌的生存空间中去,他只是在“追忆”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随意”写下生活在那些旧家庭的人物和他们平凡的故事。他说:“在革命与恋爱的两大批出版物中,加上那末一小册略带些怀旧性质的故事集,或许不会为读者所反对吧?”⑨造成这些小说的题材特点和创作风格的原因恐怕是与作者“五四”时期文学的“真实观”及他的富有温和人文主义色彩的人格特征有关的吧。

郑振铎曾在1921年写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把文学比作“人生的镜子”,要求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他特别强调文学要有“真实”的精神,说中国旧文学都缺乏“真”的精神;“载道派”发展成了“圣贤经传”的演绎,“娱乐派”发展成为一种文字游戏。他认为文学要反映西方面的“真”:一是思想感情要真,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要真,因为“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表现”,“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郑追求一种“真率”、“质朴”的文风,《家庭的故事》可以说是对这种文风追求的一次实践。他说:“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斫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挚’的残害者。”⑩正是这种自觉的对于文学“真实性”的追求,使他的小说实现了他所谓的“通人类的感情之邮”的使命与价值。郑的家庭小说,至今仍让我们感到,他笔下那些琐屑的小事,那些中国式家庭中自古承传的思想观念、人情世态还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在起作用,牵制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他无意于要阐释某一永恒的人生哲理,无意于要通过他的故事来呼唤“爱”与“美”拯救我们的人生,他只是以一颗平平常常的心,把他“眷恋”的、关爱的旧家庭里的人物和故事,真真切切地叙述出来,好让事实说话。故而这些小说不管作者当时站的思想高度如何,它们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启示意义和社会批判意义是不容抹杀的。“郑振铎的这几篇小说可以说是巴金的《家》问世以前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家庭小说发展链索上的一个过渡环节的代表作。不管其影响、其艺术水平如何不及《家》,这一特殊的历史意义则是客观存在的”。陈福康的这一评判比较客观地道出了《家庭的故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研究他的家庭小说找到史的“定位”提供了依据。

(二)综观郑氏的15篇家庭小说,尽管在艺术上没有显著特色,但在体现他的文学“真实观”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具体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

1、在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单调平淡的生活描写中,寄寓了作者对人性、人生问题的一些思考。第一篇小说《猫》写的是三次养猫的经历,透过主人对三只猫不同态度的描写,读者领悟到:生活中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可以让人们看到自身精神上的脆弱、缺陷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内伤。这种对人性弱点的揭示,或许是《猫》要诉诸世人的一点小感触吧。小说写第一只猫病死了,第二只猫亡失了,而这两只都得到“我”和三妹的喜爱。第三只是只忧郁的弃猫,得不到如前两只猫一般的宠幸。后来这猫被诬咬死了鸟,遭到“我”的棒打。等“我”知道猫是无辜的时候,这可怜的猫却死在邻家屋脊上了。正是这第三只猫的不幸遭遇,促使“我”反观自身思想感情上的弱点:主观臆断,脆弱多变,多疑易怒。这里虽然也反映了“我”善良的一面(棒打猫也是出于对鸟的爱),但更多地让人看到“我”的弱处———“我”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这种精神负累可以看作是时代造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也是单调寂寞的日常生活积累而成的。《失去的兔》写“我”由同情“贼”转而又恨死了偷兔的贼这一思想变化过程。这种前后矛盾的感情变化使我们既看到“我”对人类及人类以外小小生灵的爱,又看到生活中感情与理智常常发生冲突的普遍现象。也许,这才是一个真“我”。有的论者认为《猫》和《失去的兔》“渗化着”作者的“全人格”“令人严肃地领略到作者的伟大与广博”(孙席珍语),这种“伟大”与“广博”正是来源于如“我”一样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贫困人民,对于生命的真诚的爱。《风波》、《书之幸运》写的是一对夫妇仲清与宛眉家庭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小吵小闹。“风波”是由丈夫埋怨妻子因打牌而荒了家务,冷落了自己,妻子则不赞成丈夫过分买书引发的。有论者认为这种争吵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空虚,打牌和购书都是一种精神寄托。我认为这两篇似乎还反映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生活道理:“爱”是“自私”的,也是脆弱的,在“爱”需要双方共同精心地去浇灌、呵护,才不致走向衰竭。相比之下,在郑描写知识分子的家庭小说中,《淡漠》的题材表现出较大的社会意义。小说写女知识分子文贞和爱人芝清由热烈相爱到感情淡漠以至完全失望的过程。共同的理想使文贞和芝清各自解决了原先的婚约而结合了。这种结合没有《伤逝》里男女主人公的结合那样具有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因为文贞与未婚夫方君原有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是“五四”后,她思想进步了,才与芝清发生了恋爱,经过“道德与幸福的交斗”,文贞才与芝清结合的,可见作者不在这种结合的反封建意义,而在于否定”人生便是恋爱,没有爱便没有人生”的信条。芝清感情“淡漠”的原因是忘却当初两人共同的“理想”,而文贞虽然仍沉浸在“空想”中,但一旦爱情破灭,使“什么愿望却失掉”,在她身上,理想是依附于爱情的。要之,这篇小说“不是呼唤反抗封建势力,提倡个性解放,也不是一般地谴责爱情生活中的薄情者;它的思想起点要高得多,指出了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就将无所附丽的人生哲理”。这一生活哲理是超越局限的永恒主题。

2、寄托作者对旧家庭婚姻问题的思考,探索其中”神妙莫测的所在”。郑旅居巴黎写的九个短篇中,有三篇涉及旧式家庭婚恋问题较深,它们是《病室》、《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前两篇带有一定悲剧色彩,而后者则描述了一个有悖于传统人伦观念的故事。故事中一桩“非常轨”结合的婚事,居然获得了成功,故带有稍许喜剧色彩。作者旨在探索旧家庭奥秘,却在故事中让我们看到了存在于中国家庭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小说中找不到,作者又表明了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态度,答案恐怕是作者留给读者去思索的吧。

《病室》中的苹涧和紫涵原有过美好的爱情,但苹涧的肺病却使他们的幸福生活一去不返。小说借一人物仲宣的口说出了这样一个人生现象:“爱情比蛱蝶还轻,飞到东,又飞到西,这是常事”。作者本想谴责紫涵在丈夫病重后对他的疏远,但又表示了对紫涵的“同情”。因为紫涵的远离病人实在是受不了病人变态般终日咒骂,并非一开始就嫌弃病人的。正如作者在《欧行日记》中所说:“本想有所讽刺,结果却反似同情于所要讽刺的人了。初写时,自己也想不到感情会变迁到这个样子的!”既然夫妻双方都令人同情,造成这婚姻悲剧的根源何在呢?大抵是来源于不可测的疾病吧。在现实的婚姻中,家庭的幸福也是极易被意外的灾病摧毁的,对这意外,家人似乎是无力扭转的,这或许是一种人生无常的命运安排吧。《病室》的悲剧,既非人为的,又非社会的,而是由于疾病及双方个性使然。这种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这种带有生活原滋味的故事可以看作是郑振铎文学“真实观”的体现,同时也有主题不够鲜明突出,艺术提炼不够的缺憾。《在元荫嫂的墓前》里的元荫嫂,嫁了个“忠厚而委琐”的丈夫元荫,对此“我也不禁代她叫屈”。但造成这不般配的社会原因,小说里没有反映,只说那是个“神秘”,许是“月下老人”作怪。这里有对封建婚姻不自主性的批判,但批判是欠有力的,而且带有“宿命论”色彩。元荫嫂对丈夫是有潜在的不满的,她对元荫“只是冷冷的,淡淡的”,一旦遇到了“人品很漂亮”的容芬,便越出了常轨,偷与之约会,隐情暴露后他们仍秘密往来,“社会的压迫和人世间的讥笑声便要飞近到她身上来了”,最后元荫嫂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不久死去。作者认为这小小的悲剧“也许值得我们为这轻叹一口气的”,但没有赋予元荫嫂的死以悲壮色彩。因为元荫嫂爱的是一个除容貌外一无所取的游手好闲之徒,那元荫嫂爱他什么呢?这大概也是个“神妙莫测的所在”吧。小说还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于家庭婚姻生活中的现象,即对婚姻的期望与现实婚姻的差距及由此带来的不满足感。元荫嫂说:“你们好福气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苦楚的!”她的苦楚是什么呢?小说没有告诉我们。有人认为这是暗示元荫嫂在婚姻中得不到生理上的满足而去寻求婚外恋情的。我们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元荫的委琐、死心踏地爱她,甚至她死后仍去墓地看她,是不是有不能满足元荫嫂而产生的一种本能的“负疚感”使之然呢?作者对元荫嫂的婚外恋是同情、宽容的,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作者深知,这样小小的悲剧在人世间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悲剧是旧家庭长期酝酿出来的,不是悲剧中人本身的罪恶。可以说,作者是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站在历史的、文化的,民族习俗的高度来看待小说中的这些婚姻悲剧的。在小说《赵太太》中,八叔与佣人“赵太太”私通,后来却“用了不解决的解决方法”,使得“赵太太”这个不是·63·妻子的“妻子”与八婶相安无事地处下去。对此作者在小说中评说道:“这乃是中国家庭制度下的一个绝大的发明,是鬼子们所万不能学得来的。”作者看到,中国历史文化和积淀中形成的一整套处理家庭关系的“无形法则”是外国“鬼子们”所没有的这一有趣事实。在中国的旧家庭中,像八叔和“赵太太”这样“非常轨”的结合难免成为“亲友们的口实谈资”,而八叔却不惜伤体面留下了“赵太太”,这在旧中国是不多见的。似乎可以说,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中夫妻的结合都建立在一种契约关系之上而非以感情为基础的。一旦夫妻双方在生活中找到了情感依托便会有“越轨”的事发生。为维持旧有秩序和体面,只好“忍垢含秽”,寻求“不是解决的解决”。按现在的观念,八叔与“赵太太”结合后,应与八婶离婚才算彻底解决。而八婶呢,尽管失宠,嫉妒,不平,“却不敢于有决绝的表示”,仍旧维持着自己可怜的太太地位。一方面,生命的本质特性驱动着男女们各自去寻求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另一方面,社会伦理———尤其是旧伦理观却要求这些男女们放弃合理的、自然的欲求,以维护现有的“契约”或秩序。于是,中国旧家庭内便常有这“情”与“理”的矛盾而引发的悲喜剧。当社会还没有完全进步到给人们的感情归宿提供最佳选择的客观环境时,这种矛盾都会存在,由此而产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将延续不断。这,或许是郑氏的这些故事提供给我们的又一人生思索吧。3、通过封建宗法家庭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探索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我认为《家庭的故事》中悲剧色彩最浓的,莫过于《三年》和《三姑与三姑丈》这两篇了。《三年》写十七嫂三年中命运的巨大变化,这变化恰又应了算命先生说她“克父克子”的话。小说写十七嫂三年命运的大起大落似乎都在演绎算命先生的谶语。刚过门时,公公官运亨通,丈夫谋事顺当,自己又有了身孕,婆婆四婶便说这些都是十七嫂的“福相”带来的。当四叔病亡,宝宝死去后,四婶便相信算命先生说十七嫂命“硬”的话了。因四婶的宣传,十七嫂在众人眼里仿佛成了“刽子手”、“谋杀者”。从“福相”到“克星”这前后矛盾的看法本身就说明了封建迷信的极度荒谬。造成这荒谬的是一系列的封建思想观念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人伦结构。十七嫂的命运是有典型性的,它说明在封建旧家庭中,妇女的命运,包括像十七嫂这样的“少奶”,完全是由自身的主客观条件能否与这“人伦结构”相吻合决定的,妇女本人根本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无怪乎既害人也被害的四婶在得知儿子抛弃了十七嫂“又有了家眷”之后,良心有了发现,同病相怜的悲悯战胜了对十七嫂“克父克子”的埋怨。小说偏重于对封建迷信的抨击,但更其深刻的是让人思考产生迷信的社会土壤,即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有论者认为《三年》在主题挖掘上与《祝福》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比较是值得肯定的。《三姑与三姑丈》叙述了一个“老实人”的悲剧,表达作者对“天道无知”、人道无情的感慨。三姑丈和修本来是很阔的,然而“他的丰富的家产,不败于浪费,不败于嫖赌,却另有第三条大路,把他的所有,都冰消瓦解,以至于单剩下光光的几口要吃饭要用钱的人”了。这第三条路,就是上至官府吏绅,下至亲友百姓等众多的人物盘根错节组成的一股强大势力,是弱肉强食,食人又自食的黑暗世道。第一个剥夺三姑丈财产的便是他的两个哥哥,兄弟相争,骨肉相残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古已有之的劣根,这在《狂人日记》中早有深刻揭露。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旧社会吃人历史的一个特写镜头。第一个参与吃人的往往是亲人,鲁迅和郑振铎在小说中都默契地抓住了这一点,这是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的。财产被哥哥霸占后,三姑丈又陷入一场无休止的争讼中,族长房长尊亲,县里太爷、师爷、胥吏,还有讼师们、帮闲的人们都从这场官司中得到好处,于是公理不再存在,得了“利”的人们都希望这场官司最好不要了结,以便一直从中渔利,直至诈尽当事人的财产为止。事实上,当三姑丈米店里的经理携所有现款逃走后,三姑丈完全破产了,这场官司才无声无息告终。是啊,谁还会为一个忠厚无能,再没有钱可以打官司的人主持公道呢?三姑丈谋生无道,靠父辈威望去做会馆主助手,又被馆主弄得身无分文,排挤下山。最后他只好去当很苦的巡警,结果不得善终,被巡官责打后棍疮发作,一病不起,以至于死。对于三姑丈的死,作者说:“也许在他反是脱离了人世的苦海与艰难穷困的陷阱”。是啊,在这“吃人”的社会里,善良懦弱的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小说在揭露社会黑暗、人情险恶方面是有力度的。属于有产者的三姑丈的悲惨命运暴露了有产阶级,不但“吃人”同时也在“自吃”的丑恶本质。“作者对小财主三姑丈的破产洒下了许多同情的眼泪,反映了作者当时还缺乏阶级观点,只有是非观点”。 这是由于作者世界观局限性带来的作品思想深度上的缺陷。但另一方面,小说又在“人性恶”主题上作了相当的挖掘。人们在小说中可以读到根植于形形色色人物灵魂深处的见利忘义、欺软怕硬、爱富嫌贪等丑陋面。这种“人性恶”的展示是有超阶级意义的。三第3期·64·姑丈“米店的伙计们,上至经理,下至学徒,都知道他们的店主人是懦弱的,忠厚无能的,不会计算的,于是一个个的明欠暗偷起来”。这里,对老实人的欺诈是不分阶级层的,这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身上都暴露了动物界”弱肉强食”的兽性。可见,是不合理的社会膨胀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吃人”的兽性,共同绞杀了那些无力抗争的个体生命。也许这就是作者所谓的“天道无知”吧。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好人遭殃、坏人得逞的世态的不平,对美好、文明、进步社会形态的向往,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具有极强人道主义色彩的人格特征与他的“伟大与广博”!

4、通过对旧家庭中一类特殊人物的刻画,探索造成这类特殊人物性格的家庭社会渊源。封建宗法大家庭在延续一代代的“老爷”、“少爷”、“少奶”的同时,也酝酿出了一些承了主子恩惠不上不下的“中间人物”,这些中间人物有着较特殊的地位与性格,从他们身上,作者看到了旧家庭的“片影”。连小说《王老爹》、《王榆》、《九叔》中,作者分别写到了“寄食者的死,投靠者的一生,浪子的飘荡” 。《王老爹》虽然写的是“寄食者”这一特殊人物,但着重表现王老爹的美好品德,与《王榆》、《九叔》的写作态度是相异的。因此,这里只就《王榆》、《九叔》两篇作一简要论述。小说《王榆》中的主人公王榆是个介乎“用人”与亲密朋友之间的人,说是“亲密朋友”,乃是对于老爷、太太、少奶、少爷、小姐而言,而对下人,王榆则借酒使气,摆谱作大。他对主人忠实到近乎麻木的地步,尽管“我”忘了代他办事,甚至当他因好意劝“我”不要借钱给一个赌博的朋友而受到“我”训斥后,仍在若有所失地离开后寄贺笺给“我”。这种在旧式家庭中受家长宠幸而取得一定地位的用人,在具有森严等级观念的家庭中形成了古怪脾气,令人憎嫌的习惯,这种人一旦离开他赖以生存的环境,就会失去生存空间,成为一个“多余人”。这样的“投靠者,”“新主人不会很看重了,用人更不喜欢,因为他仰仗的大家庭尊长的余恩也会随时间推移渐渐消失。这种人既是旧式家庭酝育出的怪胎,从其真正人格的丧失来说,又是这种旧式家庭的牺牲品,其性格及遭遇是可怜又可鄙的。九叔在家庭里也有奇特地位,无足轻重,人人讨厌却又不敢和他顶撞。他也像王榆一样像个“多余人”,走开了,便没有人提。但他又是个“浪子”,爱管闲事,自以为是。他言行放肆仰仗的是在家族中天然形成的辈份,这辈份是资本、是权威。但这资格摆多了也会出岔子,与二婶的“战争”便是验证。但这个讨厌鬼还是忠于家族的,他的赶贼立功便是极好的表现。九叔外出发迹归来后,人们都不再讨厌他了。可见在旧家庭中一个人的地位是由出身与金钱等决定的,人品倒是其次的了。这恐怕也是旧家庭的又一个“神秘”之处吧。

5、在对旧家庭中善良平凡人物的“追忆”中,体现作者对好人性的追求。作者说他对旧家庭,旧人物有些“眷恋”,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家庭中有些平凡而善良的人物曾在作者心录中留下过美好记忆的缘故。这些人物身上人性的闪光点是作者极力赞颂的。《王老爹》中的王老爹对孩子的爱,不无滑稽之处的表演,对“我”的故事启蒙,都表现了一个处于“食客”地位,后来又被迫外出谋生,穷得衣服当光的人残留着的慈悲、忠良的品性。《五叔春荆》里的五叔孝顺、听话,“温温和和,对什么都和气,读书又用功”,这在出身旧家庭中统治者地位的人群里确是罕见难得的。五叔春荆对儿童细致入微的疼爱,对家庭琐事的勤恳、实干,对写字的一丝不苟,都反映出作者对“温柔敦厚”人格的赞赏。然而这样人见人爱的五叔却死于溺水后的大病中。他对于死的平静更是一个具有博大慈爱心的人才有的态度。这样美好的人格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中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尽管在黑暗年代,宣扬这种温和的人性似乎有悖于“革命”的潮流,但作为一个人的个性完善,作为对一种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人格的追求,这两篇小说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三)综观郑振铎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每篇都是以“真”字为骨的。由于作者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具有封建性的大家庭中,他个人的童年遭遇又极其不幸,因此他对旧社会旧家庭中的人情世态也就有了较一般人更为真切的体验,反映在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因其“真”而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我们读《家庭的故事》,似乎感到小说·65·中的生活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一样,那些平平凡凡的人物,平平淡淡的故事,以及令人叹息、悲悯的“小小的悲剧”,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作者本着求“真”的精神,使我们竟难以看到小说中有多少是“虚构”的成分,以致他的整个《家庭的故事》都表现出一种散文化的质朴平淡的中和美。这种风格又恰好与作者温和的人文主义性格特征取得了和谐一致,真可谓“文如其人”。细看郑的这些小说,吸引我们的不是小说中曲折的情节,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小说中那些真实感极强的琐碎的家庭小故事和人物命运。作者在富有诗意的语言中对这些事件和人物倾注了极浓烈的关爱,这使得小说具有很浓郁的抒情味。这些小说在结构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前六篇主要“以事系人”,写出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状况,后九篇则“以人系事”,主要突出人物命运,是以人物命运为主线展开生活场景的。小说故事情节不讲究完整性,而大多是若干生活片断的连缀。对于叙述人记忆清晰的,小说便以精细笔致刻画,而对于那记忆较模湖的或间接得来的有关人物的材料,则用概括叙述,如《王老爹》中有关王老爹的往事的详略叙述便有这种特点。另外有些小说简直就可以当作人物回忆录式的散文来读,如《王叔春荆》、《王榆》等。从小说的叙述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以叙述人追忆式的笔调娓娓道来,叙述人有时以第一人称“我”的角色进入小说中参与情节的发展,作为见证人而存在,如《三姑与三姑丈》。有时叙述人又作为旁观者置身于小说外,偶尔进入小说中发表一些精辟的议论,如《赵太太》。有的则多角度叙述故事、评介人物,如《病室》。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具有博大慈爱心同情心的叙述者———郑振铎的存在,我们都感到这些故事和人物是“真实”的,作者的感情也是“真实”的!郑振铎曾说过:“写在纸面的,当然,无非是事实,无非是平凡,无非是琐碎”, 但由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高尚的人格,精深的文化修养,以及建立在这些之上的“体味”生活的能力,他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才会从事实里见到意义,从平凡里见到精深,从琐碎里见到完整”。 我想,这也许就是《家庭的故事》魅力之所在吧。

注 释

①②③④⑤郑振铎:《家庭的故事·自序》。

⑥⑦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394…395、448页。

⑧ (11) (12)陈福康:《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6月第1版,第285、288、269页。

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自序》(这句话在解放后出版的集中被作者删去)。

⑩郑振铎:《〈雪朝〉短序》,作于1992年1月13日。

(13)王剑丛:《论郑振铎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一期。

(14)唐□:《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5)(16)《小说月报》第17卷第7号《最后一页》。第3期江卫社:平平淡淡才是“真”。

原载:《龙岩师专学报》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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