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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歌》后记二

何其芳

《夜歌》于一九四五年曾在重庆由诗文学社出版过。这次重印,把当时未能收入的几篇全部都编进去了。这些诗,都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前写的,关于它们的内容在《后记一》里已略有检讨。这次,只想把增加进去的几篇再说明一下。

《解释自己》原稿写得还要罗嗦一些,这次编时把后面删去了许多。当时写这首诗,记得不但是为了解释自己,而且是为了解释我当时的创作见解。虽然我在诗里说“我辩护着新的东西,新的阶级”,但当时我还是并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观点,并没有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因此在这首诗里我就既不能确切地认识中国,也不能适当地认识自己。我感到了“我的国家”是“这样萎缩而又这样有力量,这样麻木而又这样有希望”,不知道是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之下,中国才有某些萎缩麻木的现象,而中国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却是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希望的。自己是从封建地主的家庭生长起来,而又曾经长期过着脱离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生活,写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历史”,写这样一个“中国人所看见的中国”,又怎样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和斗争呢?所以,不用说我当时所主张的写知识分子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来的这种见解(而且实际上是以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去写知识分子),是并不恰当的,不过是知识分子企图表现自己的一种说法而已。

《革命——向旧世界进军》,也许是我这本无力的诗集里面最有革命气息的一首吧,记得是在有一个时期,听了许多革命故事之后郁郁不能自已,因而写出的。当时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欧洲的战争还是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帝国主义国家从互相火并中快些走向灭亡。历史修正了我那几行诗.在这次战争之后,世界上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削弱了,欧洲出现了一大片新的欧洲,出现了许多个人民民主国家,我的设想并未全错,但是,旧世界大大地削弱了也还不等于死亡,中国人民的道路还要从血泊中走过,世界人民的道路也还要经历复杂的斗争。更重要的缺点是我虽然歌颂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但我当时还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种无比的勇敢和无穷的力量的来源,我只是止于这样的赞叹:“什么样的东西在支持着你们呵!”我引用了斯大林的名言来表达我的情感,但我当时也还并没有明确地理解他所说的“用特殊的材料制成的”“特种样式的人”的含义,不知道那就是被压迫人民中有了高度的阶级觉悟,并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里参加了许多实际斗争,受了许多教育和锻炼的人。为什么三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如此波涛汹涌,百折不回,我们是只有从中国人民的长期的深重的苦难,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这两者去取得解答的。我并不是说在这篇诗里面就一定要发挥这些道理,我只是说明我当时的认识上的限制,而有了这种限制也就总会影响到诗的内容的深入。

《给T.L.同志》等三篇小诗,发表时曾冠以《叹息三章》的题目。从狂热的“叫喊”到软弱的“叹息”,两者竟是这样邻近,这样容易相通。也曾打算删去这三首,后来想,加上它们也许更可以看出当时的思想情感的全貌,就又留下了。

《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写于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也刚好是过第四个“七七”的时候。原来还写得浮夸一些,这次编时删去了很多,因此有些地方,特别在最后一段,读起来有些不很连贯。由于自己很快地也厌弃了这种比较浮夸的写法,在这篇以后我就停顿了许久未曾再写诗。大约是过了半年多,我又写起《黎明》以下的那些短歌来了。那些短歌,若只就内容而论,有许多篇都是一种倒退。幻想的,个人的,脱离现实的成分更增加了。这说明生活不加扩大,思想不加改造,只是在写法上摸索和变化,是永远不能向前跨进的。

最后,把未曾写完的《北中国在燃烧》也附上了,这是因为我不打算再去写它的缘故。 《断片一》写于一九四O年春天,刚从前方回来不久,只是计划把一些印象记录下来而已。后来忙于别的事情,没有时间写,就停止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我又来重新写它,而且计划也扩大了,打算从旧社会写起,写一个知识分子到延安,上前方,写他的思想情感的矛盾和变化。风格也不同了一些。这就是《断片二》。后来又因为忙于别的事情,没有时间写,又停止了。而且从此起了怀疑,不想写它了。没有能够把这篇长诗写完,现在看来是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在整风运动以前写这样的长诗,是不可能有很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来处理题材,也不可能采取比较容易为多数读者所容易接受的表现形式的,就是有充分的时间把它写完,也不过是另一篇庞大一些复杂一些的《夜歌》而已。

象这样一些作品,以及过去印过一次的那些和这差不多的作品,为什么还把它们编起来再印呢?严格说来,的确是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作品,都不过是可以说明我的文学道路的曲折和落后而已。当我还是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小孩子的时候,就在那些迟迟的日影爬过墙壁,孤独的夜鸟飞鸣在天空的私塾的日子里,文学,自然也只能是封建社会的文学,就走到我的生活里来了。它好象在无边的黑暗里闪耀着惨白的光辉的灯火。然而当时既然不懂得就是那种不满意的寂寞的日子也是建筑在对于别人的劳动的剥削上,自然更不可能辨别那些封建社会的文学的有害方面。上了鄙陋地抄袭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所谓新式学校以后,和接触新文艺的同时,也就接触了远及我们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波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经过四川军阀的手所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的时候,我正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现在还鲜明地记得那些被屠杀者的家属寄到我们学校里来的红字的油印传单,那种红色就好象是革命者和青年的血一样。在这以后,我就日甚一日地逃避到逃避现实的文学作品里面去了。这已经是一个普通知道的名言了:“宗教就是鸦片烟”。而那种逃避现实的文学呵,也正是鸦片烟。但等我离开了学校,要寻找职业和自谋衣食的时候,我就开始从个人的立场来非难旧社会,而我所爱好的文学也就变换为非难旧社会的文学了。我自己过去写的东西也是和这个适应的。所以,如果我不背叛旧社会,如果我不在抗战以后到延安去,那是连这样一本今天看来消极的成分多于积极的成分的诗集也绝对写不出来的。那么,这或者也可以算作对于那种认为我参加革命以后就写不出东西来了的错误看法的一个回答吧。自然,这还不是一个较好的回答。这些作品实在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不又是进一步证明了只是参加革命队伍还不够,还要真正和工农群众结合,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并以这来改造自己吗?如果能从这样的角度来读这些诗,那也许就不至于只得到一些消极方面的东西吧。而这,让我重复一次,首先就要求带着一种严格的批评的态度。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编后附记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北平略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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