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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谈《画梦录》和我的道路

何其芳

艾青先生:

六月间的《文艺阵地》我在十一月底才有机会见到,而且还是一位同志见到它里面有你评论我的那篇《梦·幻想与现实》,替我借来的。读了你那篇文章,我感到对于你,对于许多许多读过《画梦录》的人,对于一些关心着我的人,我都有作一次自我解释或者自我批评的责任。

我要说,请你允许我直爽地说,你那是一篇坏书评,你对于我那本小书,对于我,都作了一个不公平的判断。而且由于你着意地加上那个相当长的附记,你的判断更成了一个离奇的问题。读了你那篇文章谁都会这样想的:“既然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都如你所说的几乎一文不值,为什么他会突然变成另外一种人,写出另外一种文章呢?难道他是一个疯子吗?”我就这样想过。但因为你评论的就是我自己,我能够很容易地答复这个问题。

你在你的《一点声明》里最后说:“《梦·幻想与现实》这篇文章作为何其芳文学发展上的纪程碑看,想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吧?”我要回答,请你允许我爽直地回答,你这最后一句话也说错了。不成问题的,《画梦录》是我的文学发展上的一个纪程碑,然而你那篇文章却不能象一块碑石那样竖立起来,更不能竖立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上。世界上没有这样可笑的纪程碑,它非常自信地指明着:“这里是一片污泥,没有希望走得通的污泥。”而事实上那里不过是一片荒芜的缺乏人迹的旷地,而且从那里,越来越明显的,越来越宽阔的,越来越平坦正直的道路就开始出现。

我只承认《画梦录》是一片荒芜的旷地。前几天我借了一本来自己读了一遍。我已有三年多没有自己读它了。假若不重新读一遍,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判断它的。我“拿它来读”的时候和地方,比较你读它的时候和地方,恐怕还更“充满了阳光”。因此它使我感到它于我已非常辽远,非常生疏,而且我感到惊异。我惊异它竟是那样可怜的一本书:它包含的思想竟那样少,甚至就是我当时的思想也保留得那样不完全。

比较写文章,我是一个更爱思索的人,我一直是想得太多而写得太少。

在过去,由于我用着一种我自己所特有的思索的方法,不读理论书而仅仅依靠自己从生活所得到的一点点感受和经验,从文学作品所接受的一点点教育和梦想,虽说我对于我所碰到的问题都认真思索,而且有了我的见解,我的思想的一部分是幼稚的,错误的。我思索得非常迟钝。然而真理只有一个,不管我走得多么缓慢,走了多少岔路,我终于走近了它……但是,让我先谈谈我写《画梦录》时候的生活和思想吧。

《画梦录》是我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中间所写的东西的一部分。它包含着我的生活和思想上的一个时期的末尾、一个时期的开头。 《黄昏》那篇小文章就是一个界石。在那以前,我是一个充满了幼稚的伤感,寂寞的欢欣和辽远的幻想的人。在那以后,我却更感到了一种深沉的寂寞,一种大的苦闷,更感到了现实与幻想的矛盾,人的生活的可怜,然而找不到一个肯定的结论。 《汉园集》里我的那十几篇诗的分辑更明显地说出了这种变异。前一个时期,就称它为幻想时期吧,我只喜欢读一些美丽的柔和的东西,第二个时期,应该是苦闷时期了,虽说我仍然部分地在那类作品里找荫蔽,却更喜欢T·S·爱略忒的那种荒凉和绝望,杜斯退盖夫斯基的那种阴暗。

我过着一种可怕的寂寞的生活。孤独使我更倾向孤独。如我那时给一个远方的朋友写信时所说, “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我的班上几乎全是一些古怪的人。虽说一共才七八个,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使我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两个是佛教徒,一个实行绝对的长斋,一个还容许他自己吃鸡子儿,牛奶,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是由于没有一种国教。有一个是公子哥儿,他的兴趣非常广博,从哲学、文学,围棋,溜冰,一直到拉钢锯,而且有一次他要热心地教我下围棋,我谢绝了他。最进步的一个也不过进步到胡适那样,他计划着毕业后到外国去专门研究几个问题,然后回来作教授。功课也使我感到寂寞。笛卡尔气势汹汹地怀疑了一大阵,结果却承认了God,而且说人的脑子里有一个松子腺,心和物两个世界就在那里交界。康德绕了一个可怕的大弯子,最后的结论却不过这样:“我们的知识只限于现象界,物本身无法知道。"黑格尔老使我打瞌睡。我感到我还是更适宜于生活而不适宜于弄学问。我只和三个弄文学的同学有一点儿往还,卞之琳,李广田和朱企霞。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里开始了我的独语。

独语是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的。接着我就编织一些故事来抚慰我自己。正如我们有时用奇异的荒唐的传说来抚慰那些寂寞的小孩子一样。这自然不过是一种逃避。然而逃避也是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的,因此《画梦录》只是那样薄薄的一本。

在现在,虽说我惊异它所包含的思想竟那样少,从《独语》和《梦后》(它也是一篇独语)和其它的片断我仍然找到了一些我当时的思想。一些就是在现在仍然引起了我的同情的思想。一些我的矛盾,我的苦闷,我的热情象火花一样从它们里面间或又飞溅了出来的思想:

这是颓废吗!我能很美丽的想着死,反不能美丽的想着生吗?

唉。我尝自忖度: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两者都足以致病的。(以上《独语》)

我尝窥觑,揣测许多热爱世界的人:他们心里有时也感到极端的寒冷吗?历史伸向无穷象根线,其间我们占有的是几乎无的一点:这看法是悲观的,但也许从之出发然后觉世上有可为的事吧。因为,以我的解释,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是的, 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遂狭小了。(以上梦后》)

我仿佛知道一个真理,唯有在这地上才建筑得起一座乐园,唯有用我们自己的手,但我总甘愿生活在最荒凉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点忠贞之心。(《楼》)

我到哪儿去?旅途的尽头等着我的是什么?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那些刻满了厌倦和不幸的皱纹的脸,谁要静静地多瞧一会儿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 (《代序》)

然而你却判断我在“掩饰自己对于这时代的过咎。”你却判断我就仅仅“因为我们的才子和他的那些佳人的爱情故事得不到很好的结尾。”你却判断我不过是一个贾宝玉。你说了一些刻薄的话。你说了一些武断的话。你说了一些过火的话。你替我那些故事分了一阵类,然而你却没有发现它们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点:由于一种被压抑住的无处可以奔注的热情。你也引了我刚才引的第一条,然而你去了开头那句问话和后面那个问号,仿佛我甘心那样。你也引了我刚才引的第三条,然而你删节了一些,而且非常可怕地把我的原意解释成了完全相反的,仿佛你就读不懂我那几句话不但对于“理想主义者”们有着大的同情,而且暗暗地想把我自己也算作一个。你也引了我刚才引的最后一条,然而你却读不出那说明着我对于人生,对于人的不幸抱着多么热情的态度。

我承认我当时有一些虚无的悲观的倾向。我承认我当时为着创造一些境界,一些情感来抚慰自己,竟大胆地选取了一些衰颓的,纤细的,远离现实的题材。我承认我当时的文体是一种比较晦涩的文体。然而我的“血统”和“大观园小主人”实在毫无关系.公平的说法是我当时接受了一些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和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如鲁迅所说过的,尽管同样是颓废,欧洲文学里所表现的和中国旧文学里所表现的很不相同,因为前者还是由于一种对于人生的热爱和不满。尽管我曾经歌颂过爱情,歌颂过“永恒的女性” (借用歌德的话),那和道地的旧派中国人的“才子佳人”故事实在不同得很,道地的旧派中国人倒往往是这样的:他年轻时候自以为是贾宝玉,或者想作一个贾宝玉,然而当他有了老婆,孩子,他却会板起面孔骂年轻人讲恋爱,或者带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嘲笑爱情,嘲笑占了人类一半的女性。

曾经有一位俄国的批评家这样判断过契诃夫, 说他将来要喝醉了酒,倒在污水沟里死去。写书评大概是一件难的工作。而要从一本书去判断一个作者恐怕尤不容易。因为我们写出来的某一本书往往只能代表我们某一个时期的而且是某一个部分的生活和思想。刘西渭先生批评我的《画梦录》是那样认真,他说他读了三篇还不敢下笔,但结果主要地只看出了我受了废名的影响的那一点(在这里我应该写出对于那本小书或多或少地有过一些影响的作者的名字;伟里耶,巴罗哈,阿左林,纪德,梅特林克和废名)。李影心先生使我很吃惊地说我很喜爱自然,而且推断我受了卢梭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从来不喜欢自然,只把它当作一种背景,一种装饰。而你更奇特了,竟说我是一个贾宝玉。

所以《画梦录》虽然是一本可怜的书,你对于它的判断并不公平。虽然“寂寞使我变坏了” (如我在《梦后》里自己所承认的),你并没有找出我当时的真正的坏处。我当时的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在于我抑制着我的热情,不积极地肯定地用它去从事工作,去爱人类,在于我只是感到寂寞,感到苦闷,不能很快地想到我那种寂寞和苦闷就是由于我脱离了人群,在于我顽固地保持孤独,不能赶掉长久的寂寞的生活留给我的沉重的阴影。

我实在过了太长久的寂寞的生活。在家庭里我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孩子,在学校里我没有朋友,在我“几乎绝望地期待着爱情”之后我得到的是不幸。

这使我当时甚至间或有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我曾经这样想过:对于人类我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因为我并没有从“他”得到过什么。我曾经这样说过, “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然而,虽说我有过这些错误的思想,当我和人群接触时我却很快地、很自然地投入到他们中间去,仿佛投入我所渴望的温暖的怀抱。

让我结束了关于这一个时候的谈论吧,因为很快地我就走出了阴暗的狭小的大学寄宿舍,离开了那个安静的颓废的都市北平,到天津一个中学里去教书去了。在那里我更加苦闷地过了一年。因为我更多知道了人的生活的可怜,更多看见了现实的不美满。那个学校是一座“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那些学生多半来自阔家庭,他们似乎对于电影比对于知识更热心。教员们过着一种可怕的空虚和无聊的生活,而又异常无力地顺从环境和雇主,我常常想着巴罗哈的一篇小文章,《马理乔》,我感到真如他所叙述的,到处都有着不幸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个抱着死了的婴儿的母亲,到处走着,到处去求医,到处看见了不幸。

一九三六年,我到山东半岛上的一个乡村师范里去教书,在那里我才找到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陆”,我才非常清楚地肯定地有了这样一个结论:

第一步: 我感到人间充满了不幸。

第二步:我断定人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造成的。

第三步:我相信能够用人的手去把这些不幸毀掉。

在你看来,在一些幸福的人看来,我这结论也许是简单的,粗浅的,平凡得可笑的。然而我就是这样一个迟钝的人,顽固的人,任何道理我都要经过了我的思索,理解,承认, 我才相信。在这一年中,我写了八篇《还乡杂记》和《我和散文》(似乎这些东西你都没有见到)和你所提到的那几篇诗和《刻意集》序。在起初,我的文章里仍然带着一种个人主义的沉郁的气息。有一个深夜,我自己非常感动,当我写到了《还乡杂记》第二篇《街》的这样一段:

爱, 品德, 高贵,美……这些使我们悲哀时感到温暖,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我只在书上遇见过。在人间我所找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对于这些粗粝的苦的食物,我带着做一个人所必需有的勇敢吞食了许久许久,直到书籍替我打开了一扇金色的门……现在,我醒来了,叫我相信什么呢?叫我相信人类的未来吗?即使必有,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必须以正直和宽大去回答人间的寒冷吗?……(原稿不在手边,凭记忆抄引)

我仿佛就是一个约伯。我向人间发出我的怨言。然而使我自己感动的倒是当我这样问时,我就想到我已经,我从来就可以说是以正直和宽大去回答人间的寒冷了。问题不在以正直和宽大,而在还要以热爱。我开始那样做。我开始从人群得到温暖。我不能忘记那些比我更年轻的来自农村的青年,他们经常吃着小米饭,四等面,红薯,在寒冬里只穿一件棉制服,却那样热心地追求着知识和进步的思想,我不能忘记他们对于我的友爱。我应该说不是我教他们而是他们教了我许多许多从前在学校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抗战发生了。对于我抗战来到得正是时候。它使我更勇敢。它使我回到四川。它使我投奔到华北。它使我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看见了我们这古老的民族的新生的力量和进步。它使我自己不断地进步,而且再也不感到在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

这就是我的道路。

我并不愿意来这样琐碎地说我的道路。象我这样的年轻人,从他们的各种不同的道路走到了参加抗战,走到了靠近真理,在现在的中国,不是有着成千成万的吗?他们在工作,他们在斗争,他们在牺牲,而我又做了一些什么呢?我又有什么理由来这样高谈阔论地叙述我的道路呢了然而当我读了你那篇文章,我感到了一种责任。我感到了解一个人,判断一个人并不容易。

你使我想起了去年春天,我在成都的一个小刊物《工作》上写了一篇鞭打别人也鞭打自己的文章,引起了一位徐中玉先生的一篇古怪的苛刻的书评的责备,他的神气仿佛说, “你既然做过梦,就不应该醒来!”然而就在成都祠堂街的书摊上,摆着《人间世》上的他的《一个绝世的散文家——阿左林》。你使我想起了由于那同篇文章得到了的肖乾先生的一封信。他说:“我假若要写《抗战对于作者们的影响》,一定要举你为例子。你看,《画梦录》的作者也写出这种文章来了。”这使我不满意地想:虽说他在他所编的《文艺》上发表了我的一部分《还乡杂记》和《我和散文》,似乎他并没有把它们读一遍。我并不否认抗战对于我有着不小的影响,它使我更勇敢,它使我脱离了中学教员的生活,它使我过着新的快乐的生活,然而我的觉醒并不由于它。就是在抗战当中,不是还有着一些做着梦的人吗?而且,最后,你使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我离开成都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青年朋友(我愿意称他为朋友)从浙江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关心着我,而且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形容词:“热情的”。我很感动地回、复了他。来到陕北后,从四川又转来了他的一封信。然而因为我没有记下他第一封信上的通信地址,我无法给他再写回信(我愿意在这里对他提到这件事)。

我在思索着:为什么他能够感到我是热情的,而书评家们却谁都没有找到这个字眼吧?

因此我要告诉你,过去的那种小小的“热闹”反而使我寂寞。我从来没有接受你所说的批评家们的“柔软的包围”,也没有被他们“闹得太苦”。虽说正如我要在这里谢谢你一样,我也愿意谢谢他们,因为不管对我了解了多少,他们和你同样地都是善意地给了我一个判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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