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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

游友基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所作的贡献: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倡导“血和泪”的文学,促使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形成;致力于“美文”建设;创造了散文式小说,丰富了小说文体;作为一位新诗的开拓者,赋予诗歌以鲜明突出的时代精神,探索新诗体式的多样化。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关键词 郑振铎 中国文学现代化 贡献

中国现代进程虽然滞重而缓慢,但在“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转型期却孕育出了一批文化巨人。巨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不仅于众多领域有新开拓,而且于某个或几个领域有深入的掘进。郑振铎涉足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俗文学研究、目录学、文物考古学等,且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倘若还称不上文化巨人的话,那么他至少具有巨人的性质。端木蕻良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郑振铎属于“百科全书派”。

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人批评以往的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不够公允,这是有道理的。不过,郑振铎在文学运动中影响不及胡适、陈独秀、沈雁冰,在文学创作中,小说成就不如鲁迅、叶绍钧、茅盾,散文艺术不如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诗歌不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文学史对他评价偏低,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正是他身上备集了“百科全书派”的长处与短处,所以在“广”的维度与“深”的维度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反差。“百科全书派”是蓝路筚缕的拓荒者,容易出现广博有余而精深不足的状况,一个人精力有限,他不可能既广泛涉猎又要在所涉猎的范畴都有精深的拓展。我们对之不应苛求而应高度评价,但亦应见其不足。同样,我们研究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既不应贬低,亦不宜拔高,应当按照历史实际给予恰如其分的定位。这也是笔者研究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贡献的逻辑起点。

就参与文学运动的贡献与进行文学创作的成就相比较而言,郑振铎于前者更为突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是该会的“核心人物之一”(1)。他在文研会中的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参与发起。1919年五四运动后,郑振铎加入“新社会”小组、“人道社”,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后来全部参加文研会。郑参加多次预备会,并物色约请发起人,许地山、周作人、朱希祖、沈雁冰等人都是郑负责联系、约请为发起人的。二、联系、编辑、出版刊物。郑与耿济之曾找赴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商议文研会编辑、商务出版刊物之事。后,郑又见高,谈妥文研会接编改革《小说月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文研会丛书”计划,郑还推荐沈雁冰任《小说月报》主编,由郑负责在北方的组稿工作。1921年3月,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不久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文研会丛书和文研会会刊《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三、草拟会章。郑在预备会上被推举起草会章。成立大会上通过两项决议,即在研究会内成立“读书会”和成立研究会基金,凡会员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需上缴十分之一稿酬作为基金,《文学研究会宣言》进一步提出“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等主张。这些议案、意见,显然吸收了郑振铎的意见,甚至可以说,它们主要是郑振铎提出来的。四、主持日常会务。他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营会务”(2),他当时的住处,还被确定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以上四点,足以说明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及此后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结社,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结社在文学流派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单靠个体力量的聚集是不够的,它必须依靠群体力量之合力,才足以击垮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新青年”实际上是个准社团;之后,社团蜂起,文研会、创造社、浅草社、沉钟社、语丝社、莽原——未名社、新月社……层出不穷,正是社团,把有共同思想、艺术倾向、有共同文学主张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文学社团促成了流派的萌生、发展,迎来五四后流派纷呈的生动局面。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文研会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它总体上保持并发展着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学主潮。而在文研会创建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郑振铎,自然也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因此,这个贡献是巨大的。

郑振铎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成立文研会,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助澜,而且在于他有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成为文研会中的激进派。除了“为人生”这一总目标的一致外,文研会内部的文学观念差异明显,有的主张写实,有的介乎写实与浪漫之间,有的则倾向于浪漫抒情。即使是“写实”,也存在一个写什么“实”?如何写“实”的问题。叶绍钧执著于“冷静”、“客观”地反映现实人生,周作人喜于咀嚼人生的“平淡”与“苦涩”,而郑振铎与茅盾则力倡“血和泪的文学”。郑振铎在《血和泪的文学》一文中说:“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在当时“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确实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这一主张体现时代对文学最迫切的要求,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中的劲旅。需要指出的是“血和泪的文学”绝非简单的时代传声筒,它也体现了郑振铎对文学特性的重视。它不仅包含理性,包含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而且包含着巨大的情绪、感情,血和泪便是情绪、感情的产物,而非“冷血的产品”。“血和泪的文学”影响了新文学前30年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作家的创作,其威力不仅使“娱乐派”、“鸳蝴派”胆寒,而且使新文学营垒中不写血和泪的作家承受着压力。如湖畔诗派专写爱情诗,自然跟血和泪无涉,当时应修人就曾写信给周作人说他面对“乱闹”血和泪的文学“胆子小了许多”(3)。过分、片面强调文学写血和泪,是有偏颇的,正如朱自清所说:血和泪的文学是“先务之急”,“却非‘只此一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美与爱,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能偏废(4)。在血与泪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中,正面影响始终是主要的。血和泪文学的倡导,大大缩短了中国既有文学与世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距离,使中国文学开始接近世界文学主潮(20世纪,现实主义仍为足与现代主义相颉颃的文学主潮之一)。因此,郑振铎倡导的“血和泪的文学”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朝现代化迈出坚实的一步。

在创作领域,郑振铎从哪些方面,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呢?

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四者中,无疑,郑振铎散文的成就最高,但他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散文的现代化方面。这岂不矛盾?中国是个散文大国,中国古代散文的灿烂辉煌,形成了强大的散文传统,而五四散文“也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5)这里的中国名士风、外国绅士风,隐士,叛徒,是就思想内容而言的,而描写、讽刺、缜密等等表现方法或风格特征都是古代早就有的,并没有太多的现代性。由于传统的积淀过于丰厚,散文现代化的进程特别艰难。除了语言由文言改为现代人的白话,表现上借鉴了西方的象征暗喻等手法外,其余几乎还是古代的“沿续”(内容上表现近代思想、表现五四精神自不待言)。既有“沿续”,自然也有发展,现代散文对传统作了更多的继承、反拨与推进,大家、名家迭出。郑振铎还称不上“大家”,他只能属于“名家”的位置。他的散文不乏《街血洗去后》、《海燕》、《黄昏的观前街》、《鹈鹕与鱼》、《烧书记》等名篇精品,具有真挚、平直、乃至稚拙的风格特征和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有较为明确的散文文体自觉,“举凡随感录、博物记、散文诗、回忆录、悼亡文、文艺短评、历史散文、轶事散文、白话散文、考古游记、风土小志、史钞、寓言、日记、书信、传记、游记、书话、序跋等等体式,应有尽有6。然而,上述品种古代大都具备,五四后自然也有所推陈出新或发展创造,但仍然袭用古代“大散文”的概念。因而散文的现代化主要不表现在体式的多样化上,而主要表现在“杂感”与“美文”两大类散文的建设上。郑振铎对“美文”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其散文集《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中的篇什大多属“美文”。如在《山中杂记》中他写观瀑(《山中的历史》)、听蝉(《蝉与纺织姑娘》)、闻鸦(《苦鸦子》)、逛公园(《塔山公园》)、与爱妻的意外相遇(《不速之客》)……表现了莫干山避暑时的生活片断,映照出某些社会侧面。《海燕》、《欧行日记》描写赴法途中的见闻和思念祖国、亲友的心情,这是些清新隽永的游记,也初露文化散文的端倪。郑振铎追求这种“纯正的文学”,这是“诗神的歌声”,是“孩童的、匹夫匹妇的哭声”,是“潺潺的人生之河的水声”(7)。

郑振铎加入了“美文”创造的行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郁达夫说:“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8)五四后的散文作家,在心中相当明晰地描画着现代散文的蓝图,在他们看来,现代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表现个性。依此考察郑振铎的散文,可以看出其中“真率”、“质朴”的风格,而这两点也正是郑振铎人格的特点、个性的特点。《蛰居散记》的爱憎分明,剀直切迫,表现了郑振铎在最艰苦岁月里的高风亮节。无怪乎陈福康会把它推为郑振铎“一生中最好的散文集”,也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流的佳作”。

郑振铎的写实小说,历来为文学史家所忽略,其实,写实小说《家庭的故事》(1929)虽仅16篇,却有开拓意义。家庭小说古代就有,如《金瓶梅》、《林兰香》等。现代家庭小说始于“五四”时期,鲁迅的《伤逝》可谓开山之作。郑振铎家庭小说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作者对旧家庭并不持当时流行的批判态度,而是“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9)他写那平平淡淡的家庭琐事与脉脉温情中轻笼的哀愁,更有悖于“血和泪的文学”的主张。尽管作家主张表现“血与泪”的人生,但他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当他拿起笔来表现中国的家庭时,他老老实实地写出自己或别人家庭中发生的事,探索人性的美,探索某些人物悲剧命运的家庭社会渊源。如《三年》写十七嫂的一生被算命瞎子的一句话毁坏;《元荫嫂的墓前》写元荫嫂因得不到美满的爱情而与容芳偷情,遭人唾弃,抑郁而死……撩开了旧家庭面纱背后隐藏的悲哀。《家庭的故事》更多的是描述人性激起的波澜。如《猫》写由于“我”认识上的误差造成一只猫无辜而死,充满了歉疚与忏悔。《失去的兔》写“我”对小生灵的怜惜。《风波》、《书之幸运》写家庭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小吵小闹,而这一切,全源于人的本性。其次,《家庭的故事》创造了散文式小说的新品种。它们平平淡淡,淡化了传统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结构笔致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是种散文式的写作。第三,它还是种情绪小说。关于情绪小说,郁达夫等人的贡献最大,不仅首开其端,而且造成气候,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浪漫抒情小说。《家庭的故事》在家庭的人与事上维系着独特的情感,对家庭深深的眷恋与略微的不满交织一起,在欢快中轻笼着淡淡的哀愁。《压岁钱》洋溢着亲情与欢乐,但孩子们的笑和失望的哭,却隐约透露出旧家庭正悄然衰败,把眷恋与不满相交织,在欢乐中轻笼上一丝哀怨,情绪在小说中占重要地位,情节、人物反在其次,其家庭小说多采取独特的情绪反差渲泄模式,如《王榆》、《九叔》、《猫》等都表现情绪的变化过程:主人公往往由误解而情绪愤怒,而由情绪驱使采取行动,继而发现此行动是错误的,因而悔恨。可见《家庭的故事》是种情绪小说。可以说,郑振铎的家庭小说在当时和之后,都别辟蹊径,促使中国小说在现代化的多维度上前行。

至于历史小说,文学史家较为注意。郑振铎历史小说的主要特点是:一、立足现实,借古喻今。如《取火者的逮捕》以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歌颂当代的反抗精神,呼唤光明降临世间;《桂公堂》借文天祥之事迹,歌吟爱国主义情怀,寓抗日精神于历史题材。二、张扬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为准绳,力图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黄公俊之最后》,黄公俊参加太平军,两次冒险前往湘营,说服降敌曾氏兄弟,拒绝赦免、慷慨就义,在民族危机与阶级矛盾激化的大背景与主人公特定的活动环境中,塑造了一位出身知识分子的太平天国将领黄公俊的形象,突出其舍生取义等英雄品格。由于当时不少历史小说都已采取此法,所以,郑振铎那些思想、艺术成就颇高的历史小说,显得缺乏创新意识,只能说他以自己的作品加入了中国历史小说现代化的合唱。

最后要谈谈郑振铎诗歌在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价值。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第一本诗歌合集《雪朝》(1922)的八位作者之一,其余七位是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他们几乎包括了文研会的代表诗人。如果说胡适的《尝试集》标志新诗的咿哑学语阶段,代表其幼稚的写实主义水平的话,那么,《雪朝》则显示新诗已开始被推进到渐次成熟的现实主义。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浪漫派、写实派、新月派、象征派对峙并立,相反相辅,造成了诗坛的繁荣。写实派的诗歌,其成就虽不如浪漫派,其特色甚至不如新月派、象征派,但它为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到了30年代,逐渐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成为诗歌的主流。当然,这个进程绝非郑振铎一人所能为,但他作为诗人,参与了这一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的诗富有鲜明突出的时代精神。其第一首诗歌《我是少年》中的少年是五四青年的化身,他的破坏与创造精神,体现着五四时代特征,他不是天狗式的神灵与超人,而是五四时代“大写的人”。郑振锋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看到了新时代的“红光”、看到了“新世界的生活”(《追寄秋白、颂华、仲武》),他要“高唱革命之歌”,让“生命之火燃了!”(《生命之火燃了》),在五四交响曲中,他的诗歌跳荡着时代的强音。在写实主

义中,揉进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他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把旧中国看作“人间的地狱”,“地狱的人间”,是“毒龙之国”,“人间较之地狱更为可畏”(《毒龙之国》);他抨击反动军阀的罪,严厉斥责他们杀害人民及其领袖的恶行,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死者》);他批判人们的不觉悟,在头等车与三等车严重的阶级对立中,许多被压迫者却不思抗争;他慨叹“为什么不把这扇门打破了,大家坐得舒服些”?(《在电车上》)郑振铎在《雪朝》中,创造了一啸向前;时而悲哀孤寂,徘徊不定;而从总体上看,他执著人生,关注现实,追求光明,憧憬未来。郑振铎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五卅”运动激发了他思想感情的演变。他急切地询问生者,“将何以安慰”烈士的英灵?蕴蓄着行动与复仇,发扬了早期“战歌式”作品的战斗性,诗的格调变得奔放、雄健。他的个人诗集《战号》(1937),其中部分作品是中国抗战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悲愤之作,而且是热情的颂歌,刻画了众多的抗日战士的形象,摄下了他们的雄姿,倾吐着他们的心声,充满着爱国的激情与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鲜明突出地体现时代精神,应当说是文学现代化特征的一个方面。郑振铎的诗与这一特征是相吻合的。文学现代化的另一特征是作品社会内容的强化,作家对社会人生高度关注,密切审视,多方描写。郑振铎的诗歌,有厚重的社会内容,他很少写爱情诗,而多写社会诗,并蕴含哲理的思索。他的诗歌确实实践着他的“血和泪的文学”的主张。

郑振铎对新诗现代化的另一贡献在于他是新诗开拓期诗体多样化的探索者,他除创作一般的抒情诗外,从1922年开始,陆续写了不少小诗。他的小诗创作起步比冰心、宗白华为晚。他的某些小诗,冠以一个标题,从多方面反复吟咏之,如《怅惘》20首(1923)、《旅中》13首(1925)、《微思》18首(1926)、《铜铃之什》10首,《北平杂忆》21首,《微思》56首等。这些小诗不同于冰心、宗白华而独树一帜,他与五四诗人一道,使小诗得到发展。郑振铎还是早期散文诗的作者之一,收入《雪朝》的《荆棘》、《旅程》、《痛苦》等都是颇有新意的散文诗佳作。尽管散文诗并非诗歌的正体而与散文交叉,尽管小诗也只风行了二、三年,便渐次消歇,但从“尝试体”的单一性到“女神体”、小诗体、象征体、格律体、散文诗体、叙事体的多样性,正标志着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郑振铎虽然不是文学巨匠,但他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注 释:

1 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点滴回忆》。

2 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

3 《应修人致周作人》(1922年8月1日)。

4 朱自清,《蕙的风·序》。

5 朱自清,《背影·序》。

6 萧成,《论郑振铎对散文文体的贡献》、《郑振铎研究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7 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1922)

8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9 郑振铎,《家庭的故事·序》。

原载:《福州大学学报》 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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