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鲁迅与郑振铎的比较研究

王书声

本文拟就我国20世纪上半叶文坛上的两位重要作家鲁迅和郑振铎作一比较。

他们的相似点:

1、生平有相似之处。一是籍贯相同。鲁迅诞生于浙东(绍兴),郑则诞生于浙东南(温州),其祖籍是福建长乐,他们都属于具有浓厚区域文化———越文化特色的浙江籍作家群。二是都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当官,荫庇后代;父亲仕途多舛,一个屡试不第身染重病,一个深受刺激神经错乱;父亲和祖父相继谢世之后,家庭生活逐渐陷入困境。三是个人经历颇为相似。都是长子,很早就尝到了人间的辛酸,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各自最小的弟弟夭折。都曾寄居于乡下的亲戚家里,对农村和农民的悲惨生活有所了解。长大后都不得不走异路,逃异地,进了享受官费的学校就读。原先学的都不是文学专业,一学医科,一学工科(铁路管理)。后来都成为驰名中外的文学家兼大学教授。都到过国外,或留学或考察,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有较深的了解。

2、政治思想有相同的地方。首先他们都是强烈的爱国者。鲁迅年青时就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决心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呐喊。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腐朽势力的憎恨,对国民弱点的鞭挞,对“中国的脊梁”的赞颂,都是基于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愫。鲁迅以其卓著的成就,终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和民族魂。郑振铎早在五四时期就投身于反帝爱国的激流,积极参与组织“救国讲演周报社”;创办《闽潮》、《新社会》等刊物,大声疾呼:“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①在“福州事件”、“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及40年代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之中,郑的爱国主义思想都表现得十分鲜明、凸出,终于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位杰出战士。其次他们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实际上都同情、支持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领导下,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可是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血腥镇压,酿成了“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文章,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悼念烈士。郑也写了活报剧剧本《春的中国》,对这一惨杀事件表示强烈的抗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翌日,郑毅然参加了由上海市总工会领导的工人集会和抗议游行。14日又领衔签署了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书,并公诸于报纸。同年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反革命政变,在中山大学执教的鲁迅也义愤填膺地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左联”时期,鲁实际上是它的首领。郑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也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中共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既是郑的好朋友,也是鲁的好朋友。瞿牺牲之后,鲁、郑为出版其翻译论文集《海上述林》尽了大力。1936年,他们都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与郭沫若、茅盾等共21人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再次他们的文学思想也很接近,都持现实主义文学观,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郑与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倡导为社会改造服务的现实主义文学。郑还提倡“血与泪的文学”。鲁是支持文学研究会的。他写小说,目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也大都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3、兴趣爱好也相类似。在创作上,他们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等领域。鲁创作了60多首古典格律诗和10多首新诗、30多篇小说(含历史小说)、10多本杂文集、1本回忆散文集、1本散文诗集。郑创作了120多首新诗、30多篇小说(含历史小说)、8本散文集,还写了不少杂文。在学术著作方面,鲁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郑编写了《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他们都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都有大量著名译著问世。对木刻画,他们也有共同的嗜好。彼此合作编辑出版了彩色水木刻笺纸《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为保存我国传统的木刻艺术作出重大的贡献。

4、重视友谊,相互尊重与支持。郑比鲁小17岁,在郑的心目中,鲁是一位可敬的长者和老师。郑对鲁心仪已久,在1920年冬筹建文学研究会时就写一封聘请信给鲁,请他参加,但由于当时“文官法”规定,凡是政府官员一律不能参加社团组织,所以鲁没有参加。从1923年郑主编《小说月报》之后,因为郑常向鲁约稿,彼此之间便有了较多的书信来往。常互赠著作或译作,鲁赠郑《苦闷的象征》、《中国小说史略》,郑赠鲁《灰色马》、《俄国文学史略》、《泰戈尔传》、《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郑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需要《西湖二集》明版平话书,有求于鲁,鲁即寄赠《西湖二集》六本给郑。郑写信向鲁请教冯梦龙的“三言”问题,鲁不仅很快复信,而且附了一张他亲手抄录的《醒世恒言》目录,使郑大为感动。鲁称赞郑热心好学,“在中国教授中郑振铎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③郑则认为“只有鲁迅,周作人还是不断的努力着,成为新文坛的双柱”。④在他们的友谊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共同编印了两种彩色水印木刻笺谱,如上所述。

5、善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30年代中期在文学青年中流传着“南迅北铎”的赞语,这是对他们爱护青年作家的最好评价。鲁关心并培养了诸如叶紫、柔石、殷夫、丁玲、胡也频、萧红等优秀的青年作家。作为大编辑的郑也像伯乐一样发现了许多人才,王任叔(巴人)、朱湘、章靳以、端木肆良等就是他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与郑同辈的郁达夫、老舍、巴金、许地山,黄庐隐等人的处女作也是在郑的支持与帮助下发表的。季羡林说得好:“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⑤

鲁迅与郑振铎的相异点是:1、性格上的差异。按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典型性格类型来衡量,鲁基本上属于E型,兼C型的一些特征,即情绪比较稳定,社会适应性较差或一般化,趋于内倾型的特点,善于独立思考,有钻研精神,不大胜任领导工作。由于兄弟失和、外部环境的压迫,加上自身健康状况不佳,鲁的性格较早地表现出固执己见、急躁易怒、多疑、悲观等现象。尤其是他对人决不宽容,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⑥郑基本上属于D型,即情绪稳定,社会适应性较好,带有外倾型的特点, 与周围的人关系较好,有组织领导能力,积极主动。郑的朋友都称他是性情真挚、坦白的“大孩子”,对人宽容。他说:“我从不曾利用文字使意气的骂过人。我对于同道的人总是持着最宽容的态度———甚至有时过分的采取了犯而不校的办法。”⑦他“向来不喜欢打‘落水狗’”。⑧那些与鲁迅搞不好关系的人,例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徐志摩、傅东华等人,都与他保持较好的关系。当然郑对他们也有所批评。就是对像林纾这样曾反对新文化运动又对中国文化有较大贡献的人,他也能给予较公允的评价。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如此。在《译文》停刊、“左联”解散等问题上,鲁对郑有极大的误解。正像茅盾所说的,“在《译文》停刊的风波中,真正倒了霉的,却是郑振铎。因为鲁迅怀疑这次《译文》事件是振铎在背后捣的鬼,并从此与振铎疏远了。”⑨尽管如此,郑还是胸无芥蒂、一如既往地协助鲁出版《海上述林》和珂勤惠支版画选集。鲁逝世之后,他写了几篇深情悼念鲁的文章,并鼎力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由此可见他心胸的宽广和对友情的真诚

、世界观上的区别。鲁早年信奉进化论和个性主义。1927年4月15日广州的血腥屠杀使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了;紧接着而来的是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逼使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极其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从而纠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经过长时期的观察与思考,加上敌人的“打”和共产党人的“拉”,鲁终于由进化论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转化,初步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郑在五四时期就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信仰,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当他的好友瞿秋白成为共产党人之后,他“还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向往者’,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到最前列去”。 这说的是老实话。1923年9月他在《小说月报》“泰戈尔号(上)”发表的文章中流露出比较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为此受到了瞿秋白的委婉批评。1937年8月他在《〈战号〉献词》中说:“我不喜战争。……有一个时期,我还是一个非战主义者。”他对革命文艺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比较敏感,早有所觉察,并有所批评。他本人也受到“左”的冲击,被指责为资本家豢养的“伙色”,是“现在统治者的帮手”。 并被排斥在“左联”门外。我认为,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的。虽然他一直站在左翼力量一边,思想中的唯物史观因素也有所增长,但是他的世界观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3、某些学术观点上的相左。作为学者,鲁、郑都具有严谨治学、独立思考的品格,因此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有时会产生不同的观点。1926年11月,郑发表了《“呐喊”》一文,在肯定鲁《阿Q正传》成就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即认为像阿Q那样的人竟“做起革命党来”,“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著文辩驳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再如,鲁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唐三藏取经诗话》疑为元版。郑在《宋人话本》中认定《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宋版,还说:“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鲁看到郑文后,作《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一文加以反驳:“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此外,鲁对郑的一些治学方法也不赞成。他在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谈到郑治学的两个毛病:一是“恃孤本秘笈”的考证方法,二是郑编写文学史重“资料”,缺“史识”。据陈福康研究,他认为鲁对郑的批评尚欠公正,失之偏颇。

4、成就上的差异。从总体上说,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其成就是无比巨大、辉煌的。作为诗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编辑、文艺翻译家、批评家、藏书家和大学者的郑,其成就也是极其出色的,但与鲁相比则显得逊色些。首先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鲁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他在小说、散文诗和杂文方面的成绩是同时代所有中国作家无法企及的。郑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我是少年》、《云与月》、《机关枪手》、《离别》、《蝴蝶的文学》、《欧行日记》、《蛰居散记》、《家庭的故事》、《淡漠》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但是他的创作才能远不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这是事实。其次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鲁的贡献比郑大。鲁关于文艺的任务和特点,关于题材、人物典型化、艺术独创性,关于文艺批评、文风,关于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等方面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宝库。郑的文学理论活动主要集中于20年代前期,他大力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建立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作出重大贡献。此外他的比较文学思想、文学翻译理论似比鲁迅丰富,也不可忽视。再次从学术著作的角度来看,鲁的著作少而精,《中国小说史略》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力作,其地位是非常之崇高的;但是郑著作的数量比鲁多,郑编写了《文学大纲(中国部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质量与影响均不可低估。此外,在整理古代文学遗产、组织并领导文学社团、编辑并出版丛书、报刊等方面,郑的成就与贡献则比鲁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

注释:

① 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

②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③鲁迅:《35061致增田涉》。

④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⑤季羡林:《西谛先生》。

⑥鲁迅:《死》。

⑦郑振铎:《〈短箭集〉序》。

⑧郑振铎:《锄奸论》。

⑨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10)鲁迅:《280722致韦素园》。

(11)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12)学濂:《热辣辣的政治》。

(13)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14)参看陈福康:《郑振铎论》。

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0年04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7021]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