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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

何其芳

《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①


这是我的第二个诗集。抗战以来所写的短诗大部分都在这里面了。其所以还有少数未能收入者,因为全部原稿并不在手边,这是根据大后方的朋友们替我保存的作品编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在那篇诗里面,我说我曾经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说着《我爱云,我爱那飘忽的云》的远方人,但后来由于看见了农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见了农民的没有土地,我却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亮,

也不爱星星。

不久抗战爆发了。我写着杂文和报告。我差不多放弃了写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但后来,主要是一九四O年,我又写起诗来了。我写得很容易,很快,往往是白天忙于一些旁的事情,而在晚上或清晨有所感触,即挥笔写成。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诗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写的。

这个集子的全名应该是《夜歌和白天的歌》。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写的,有些是白天写的而外,还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

创作者不一定发表他的理论,但是他总有一个理论在支持着他的写作,这个创作理论的正确或错误直接影响到他的实践与成就。抗战以前,我写我那些《云》的时候,我的见解是文艺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后来由于现实的教训,我才知道人不应该也不可能那样盲目地,自私地活着,我就否定了那种为个人而艺术的错误见解。抗战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我有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一碰到困难我就动摇了,打折扣了,以至后来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的倾向又抬头了。那是我在前方跑了一阵,打算专门写报告的计划失败之后。那时我在创作上又碰到了苦闷。报告写得自己不满意,而又回到一个学校里教书,似乎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才又考虑到写诗。记得当时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明白我的感情还相当旧,对于新的生活又不深知,写诗也仍然有困难。但接着我又退让了一步。我说,就写我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又回复到主要是抒写个人的倾向了。

《夜歌》就是在这理论的支持之下写起来的。所以里面流露出许多伤感、脆弱、空想的情感。现在时过境迁,更主要地

是我经过了最近两年来思想上的变化,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当辽远了。当我这次把它们编成集子, 重读一遍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

——《谈写诗》

而且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呵。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而且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

现在看来,这真似乎是毫无道理的,在愤慨于成都还是沉沉地睡着的时候,我一方面说要把它摇醒,一方面却又还在想着马雅可夫斯基对叶赛宁的自杀的非难,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这是何等明显地表示出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可笑。这篇诗固然是我参加革命以前写的,但在以后写的诗里面,类似这种矛盾、可笑的地方也还是不少。

正因为还有着很多的感伤、脆弱,我才那样反复地强调温情与快乐。想到列宁的时候,也是想到其最适合于当时的我的地方,“心境并不是小事情呀”,或者“我们必须梦想”。整个的列宁,当然并不只是这样的。明知要求着温情是可羞的,然而又说不能抛弃这种想法。为什么不能抛弃呢?正是说明自己还没有经过认真的锻炼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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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深重,她的每一个忠实的儿女都应该担负起双倍的担子。一个人不能成天只是唱歌。许多事情我都要去学习做。我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都实在太狭隘了。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就是写诗吧,要使你的歌唱不是一种浪费或多余,而与劳动人民的事业血肉相连,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也非从学习理论与参加实践着手不可。

在写这些短诗的中间,我还计划写一篇较长的诗,并写了几个断片,即《北中国在燃烧》。那是企图把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从四川到陕西、山西、河北所看到的,感到的写出来,其中贯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的矛盾与变化。因为缺乏充分的写作时间,动手写了两次,都只写了很少几节。第一次是刚从前方回来不久,只是打算记录一些印象。第二次却计划扩大了,风格也不同了一些。这篇诗我却写得比较吃力,比较慢。后来停顿了下来,也是因为不满意于其内容上旧知识分子气太浓厚,而且在形式上也发生了疑惑与动摇。我担心那种欧化的形式无法达到比较广大的读者中间去。但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代替它,则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些诗发泄了旧的知识分子的伤感、脆弱与空想的情感,而又带有一种否定这些情感并要求再进一步的倾向(虽说这种否定是无力的,这种要求是空洞的),它们在知识青年中得到了一些同感者,爱好者。最近还有一个热心的多次朗诵过我的诗的人从远地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我的作品引着一些青年走上了“生活的正路”。在过去,我得到这样的信是往往当作一种鼓励来接受的。现在,我却是既有些怀疑,又有些忧虑。这样的东西难道还能引人走上生活的正路吗?我想,也许对于一些还未振奋起来的人,这些诗也并不是毫无一点鼓动的作用。但可忧虑者,则是在鼓动他们的时候我又给予了他们一些不健康的有害的思想情感的感染。我自己就深深地感到过去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帮助了我,一方面又给予了我许多累赘。这也是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

但愿读我这个集子者,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的态度来读,而偏爱我的作品者,超越过这本书,超越过两年以前的我,走向前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重庆

注释:

① 即《夜歌》后记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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