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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常的故事

——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是怎样来到延安的?”

何其芳
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这真需要一点解释吗?

在开出了许多新窑洞的山上,在道路上,在大会中,我可以碰到太多太多的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虽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他的故事,当我和他们一样忙着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急于来谈说我的?

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

这不是一个好理由。那本小书,那本可怜的小书,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为他自己制造的一些玩具。它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

或者因为我来得比较困难,比较晚?是的,我时常感到比我更年轻一些的人要比我幸福一些。我回顾我的过去:那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一个榜样!”我感到异常孤独, 异常凄凉。来到延安,我时常听见这样一个习惯语, “起模范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它和我自己的那句话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大家说着它的时候,不是带着悲凉的心境而是带着快活的,积极的意味。

当我把这一类的感触告诉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志:

“我们不同,”他说。 “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

是的,他们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这里来的,而我却是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

我想我大概并不是一个强于思索和反抗的人,总是由于重复又重复的经历,感受,我才得到一个思想,由于过分沉重的压抑,我才开始反叛。

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小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一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和书本、和一些旧小说说起话来。我时常徘徊在邻居的亲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声,不敢说出我的希望,为着借一本书。当我苦于无法借得新的读物,我夜里便在梦中获得了它。但当我正欢欣地翻阅了那丰富的回目,开始读它,我就醒来了,它就从我的手指间消失。对于正面的生活, 对于人,我都完全没有怀疑过它们,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我不能想象它还可能更好一点。我承认了它。

十三岁的时候,当我又在私墊里读着家里仅有的另一些旧文学书籍,一个叔父告诉我一个他辗转听来的道理;地象一个圆球。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那样可笑。我心里想:“我所读过的书上都没有这样说过。”读着《礼记》上的《曲礼》和《文王世子》,我想作一个儿子真麻烦。但我的思想并没有滑到那些礼节好不好、应不应该有上面去,只是接着想,好在现在大家都不照着书上所说的那样做。当我象一个小孩子那样哭泣着,要求着家里让我去上中学,我已经十四岁了。我并不曾明显地想到新式学校比私墊好,仅仅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境的渴慕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由于地域的偏僻,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并没有给与我多少影响,它留给我的一些较深的印象不过是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当地驻军的布告上把“讨贼联军”改成了“国民革命军”,和重庆大屠杀后被难学生的家属们寄到我们学校来的红色的传单。我自己另外经历了一点寂寞的事情。这使我象一个小刺猬,被什么东西碰触了一下便蜷缩起来。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刺毛是孤独和书籍。汉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鱼》是第一个深深地感动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那用来描写那个最年轻的人鱼公主的两个外国字: beautiful和thoughful。而且她的悲惨的结果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我牺牲。不知这三个思想(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是刚好适宜于了我还是开启了我,我这个异常贫穷的人从此才似乎有了一些可珍贵的东西。我几乎要说就靠这三个思想我才能够走完了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但它们也限制了我,它们使我不喜欢我觉得是嚣张的情感和事物。这就是我长久地对政治和斗争冷淡,而且脱离了人群的原因。我乖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在上海住了一年,我讨厌体育活动,我没有看过一次电影,而且正因为当时社会科学书很流行,几乎每个同学的案头上都有一两本,我才完全不翻阅它们。在一个夜里,我写了一首短诗,我说我爱渺小的东西而且我甘愿作一个渺小的人。我有点儿惋惜那些少年期的作品后来被我烧毁了,因为我现在很想看一看我那时是怎样幼稚地说着那种幼稚的思想。那时我十八岁。

这个幼稚的时期继续得相当长久,一直到我二十二岁,也就是一直到大学二年级。我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用带着颓废的色彩的北平城的背景,用幻想,用青春,而且,让我嘲笑一下那时的我吧,用家里差不多按期寄来的并不怎样美丽的汇票。生活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我并不感到满足,如我曾经在别处写过的, “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而且,“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也能从它们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如同在酸辛的苦涩的生活里得到一点糖果。我觉得这是我仅能作到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一点贡献。我没有更大的志愿,更大的野心,因为我象一个无知的孩子,对于许多事情还没有责任感。

但在这种生活里,新的思想也在开始生长,虽然仍然是不健康的,近乎虚无主义的,在我的思想里它到底是新的。一个阴晦的下午,我独自在一条僻静的街上走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的孩子从我的对面走过来,挂着一个盛报纸的布袋,用可怜的声音叫着一些报纸的名字。我看着他,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的一个小兄弟。一种复杂的思想掠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个兄弟一样年幼,为什么他却要在街头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类为什么这样自私自利,我想到难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难过地让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忽然决心买一份他的报,仿佛这可以给他一点安慰似的。他从布袋里取一份报给我,因为没有零钱,我给一块钱让他找。当他到街旁的小铺里去兑换,我又忽然想,难道我真还要他把那点钱找还我吗。于是我跑进胡同里,一直跑回了我住的地方。一种沉重的难过压在我心里,我哭泣了一会儿。当我恢复了平静,我却责备自己是一个傻子,因为我想那个诚实的小孩子一定在那条街上寻找着我,焦急地而又疑惧地。我不安了许久。我后来想写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新生长起来的思想。一个乖僻的年轻人在一些陌生的地方流浪了许多年,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得了沉重的肺病。他家里的人得到了消息,远远地跑去看护他,而且偷偷地为他哭泣。但他并不感谢他们,反而被触怒了似地说; “正因为每个母亲只爱她的儿子,每个哥哥只帮助他的弟弟,人间才如此寒冷,使我到处遇到残忍和淡漠,使我重病着而且快要死去。”我的生活限制着我的思想更进一步。我不知道人间之所以缺乏着人间爱,基本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我不知道唯有完成了社会的改革之后,整个人类的改革才可能进行,而在进行着社会的改革的当中,一部分人类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而且我是那样谦逊,或者说那样怯懦,我没有想到我应该把我所感到的大声叫出来:“这个世界不对!”更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也可以成为力量。

但我终于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丧失了我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我的翅膀断折。我从空中坠落到地上。我晚上的梦也变了颜色:从前,一片发着柔和的光辉的白色的花,一道从青草间流着的溪水,或者一个穿着燕子的羽毛一样颜色的衣衫的少女,而现在,一座空洞的屋子,一个愁人的雨天,或者一条长长的灰色的路,我走得非常疲乏而又仍得走着的路。

我曾经把我的这个改变比作印度王子的出游。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我的确有过一次旅行。然而现在想来,并不是从那次旅行我才看见了人间的不幸,因为它并没有使我遭遇到什么特殊的事件,还是从小以来的生活经验的堆积使我在这时达到了一个突变。我到底不是一个思想家,我十几年的经历,感受,似乎还比不上人家一天的出游。现实的荆棘从来就不断地刺伤着我,不过因为是比较轻微的刺伤,我这个年幼的堂·吉诃德才能够昂着头走了一些日子。而且在北平的那几年,我接触的现实是那样狭小,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一个被弃的少妇,一些迷失了的知识分子。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来的不过是带着不幸的阴影,带着眼泪的爱情。我不夸大,也不减轻这第一次爱情给我思想上的影响。爱情,这响着温柔的,幸福的声音的,在现实里并不完全美好。对于一个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几乎是一阵猛烈的摇撼,一阵打击.我象一只受了伤的兽,哭泣着而且带着愤怒,因为我想不出它有着什么意义(直到后来我把人间的不幸的根源找了出来,我才知道在不合理的社会里难于有圓满的爱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它的确教育了我。唯有自己遭遇过不幸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同情别人的不幸,而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诚实地说了出来反而并不是可羞耻的,更要不幸降临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它的沉重。在以前,虽说我感到我随时可以为别人牺牲,我至多至多只是消极地做到了不损害人,不自私自利,对于人我仍然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以后,我才如我在别处写过的, “对于人间的快乐和幸福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对于人间的苦痛和不幸我的骄傲只有低下头来化作眼泪。”我的偏爱的读物也从象征主义的诗歌、柔和的法兰西风的小说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的灵魂们的呻吟。虽说我自己写的东西仍然远离现实,象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们》中的那个失掉了丈夫的爱情的妻子,一边痛苦到用针尖刺着她自己的手指都不能感到疼痛,一边还对她的婆婆谈说她的幼年的梦想,又象那个为着同情当妻子的人的痛苦而决定放弃爱情的女客人,在黄昏里,对她将要别离的爱人,在钢琴上弹着悲哀的小曲。

我到天津的一个中学里去教书。在那教员宿舍里,生活比在大学寄宿舍里还要阴暗.那里充满了愤懑而又软弱无力的牢骚,大家都不满于那种工厂式的管理和剥削,然而又只能止于不满。我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发狂。一个独身者在吃饭的时候对我叹息说:“我们太圣洁了,将来进不了天国的。”他本来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做事情,但他又不愿离开这个都市和它所有着的电影院,溜冰场,网球场和抽水马桶。因为一个同事病了,一个比较起来还算很强壮的人竟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当他早晨看见阔人们的子弟坐着汽车来上学,他总是对我说:“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家里的汽车夫!”或者, “我们有一天会被他们的汽车压死的!”他是我在那种环境里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互相影响又互相鼓励的人。在黄昏中,看着远远的烟囱,看着放工回来的小女工沿着那从都市的中心流出来的污秽的河水的旁边走了过来,我们开始谈说着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我的班上,一个买办的儿子白天听我讲授着白话文,而晚上回到家里,又从他的家庭教师读古老的经书。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渐渐地感到了羞耻。我仿佛看见了我将被毁坏。而在这时候,学生运动起来了。它更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尴尬的地位,在学生和学校的中间,我们是可怜的没有立场的第三者。当“五.二八”那天,游行的队伍一阵暴风雨似地冲到了我们的宿舍外边的操场上,欢迎着我们学校的学生们参加,热烈地开着会,呼着口号,那象一堆突然燃烧了起来的红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阴暗,然而我却只能远远地从寒冷的角落望着它,因为虽然我和他们同样年轻,同样热情,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被雇用者。

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象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在那个有着“模范县”的称号的地方,农民是那样穷苦,几乎要缴纳土地的收入的一半于捐税。那些在农村里生长起来的青年,那些在他们的前面只有小学教师的位置、每月十二块钱的薪水和无望的生活等待着的师范学生,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番薯,却对于知识那样热心,象一些新的兵士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格和使用方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有几个因为到邻县去作救亡的宣传而被逮捕。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了我并不是孤独的。我和他们一样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的情感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当我看见了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带着一束农具从邻县赶来做收获时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场一样的田野里等待着雇主,晚上为着省一点宿店的钱而睡在我们学校门前的石桥上,又到青岛去看见一排一排的别墅在冬天里空着,锁着,我非常明显地感到了这个对比所代表着的意义。我把我这点感触写了一首短诗,我写着:“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就是说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箠。

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不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梦想者,也不复是一个怯懦的人,我已经象一个成人一样有了责任感,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四川。我发现我的家乡仍然那样落后,这十分需要着启蒙的工作。在我教着书的一个县里的学校里,教员们几乎成天打着麻将。当上海失陷、南京失陷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他们也显得不安而且叹息,但仍然关心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那个五十多岁的半聋的校长,一个从前在日本学工程的,在教员休息室里公开地说中国打不赢日本。但是,他接着补救几句,中国还是不会亡。他说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没有灭亡过。当大家问他元代和清代算不算异民族统治,他才装作没有听见,停止了他的政论。而且我不喜欢我班上的许多学生那样安静,那样老成。他们对于学校是有着许多意见的,然而他们却很少正面地提出来。我甚至于有一次对快要毕业的那一班说:“我看你们比我还世故。”我希望他们多管一些事情,首先从学校里管起。我并不是单责备他们,我没有忘记文化的落后,军阀官僚的统治,革命的低潮,职业和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都帮助了某一部分人所施行的训练,那种使年轻人丧失了理想、热情和勇敢的训练。我只是希望能够见到一种蓬勃的气象,一种活跃。后来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我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我到底不是一个坚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一个比较热情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慨叹着县里的人对于抗战漠不关心,学校里的一位主任劝他不要发表,并且说:“你责备别人,应该先从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请假回乡下去作宣传工作,而且不久以后,带着一笔募捐来的钱回到了学校,这时候那个主任对我说到他,就只轻轻的一句,“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一点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点事情。我教着书,写着杂文,而且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人。我和一个朋友每期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我的文章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但当我的笔碰触到那个在北平参加“更生文化座谈会”的周作人,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个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他老早就劝我不要写杂文, 还是写“正经的创作”,而且因为我不接受,他后来便嘲笑我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在这时竟根据我那篇文章断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这使我感到异常寂寞,我写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象鼓励自己似的,我说:

我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这时,一个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个从前喜欢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却在一篇文章里取消了他对他的好感和敬意,说他愿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汉奸、日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当他提到了我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一直到这时候我还间或又喜欢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因为我是有着我的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的,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同时也可以使后方过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们思索一下,看他们会不会笑那些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兵士们也是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

我来到了延安。

我是想经过它到华北战场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从它受教育。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我写了《我歌唱延安》。

现在,从华北战场回来后,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在这里,因为生活里充满了光明和快乐,时间象一只柔和的歌曲一样过逝得容易而又迅速,而且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以我生活在这里来作为对于它的辩护,而不仅仅以文字。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在这里,我这个思想迟钝而且情感脆弱的人从环境,从人,从工作学习了许多许多,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迅速的进步,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象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

194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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