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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郑振铎

林荣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新文学的倡导,是在国内外新形势和反帝反封建文化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著名作家郑振铎,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曾立下赫赫功绩,理应得到重视和肯定。

郑振铎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北京社会实进社”,并组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郑振铎任部长,是发刊词的起草者,又在该刊发表了头条文章。新社会小组最迟于191910月成立①,成员最初有4位,即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稍后又有郑的同乡许地山、郭梦良、徐其湘加入。《新社会》被迫停刊后,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对外称“人道社”。新社会小组暨人道社的成员,后来全体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是发起人。在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中,尤以郑振铎贡献最大。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1月,开始酝酿则在192011月间。其时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但因经济原因,拟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②。适逢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编辑主任高梦旦在北京,郑振铎与耿济之便找上门去同他们商量。除了积极筹办刊物,郑振铎全部参加了1920112329日,12430日的预备会,并被推举起草会章。这期间,为了使文学研究会更具影响,郑振铎在物色、约请发起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振铎与耿、瞿、许本都是新社会小组成员,他们列名发起人自不待言。周作人时为北大教授,因其盛名被视作文学研究会的“偶像”。从19205月开始,郑振铎就经常与之通信、见面。由周作人又联系上他的同事朱希祖。郭绍虞时在北大旁听,与郑振铎相识,颇受郑的影响。叶圣陶与郭绍虞是同乡,且从事创作较早,便由郭向郑推荐作为发起人。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编辑,王统照是曙光社成员,郑振铎常为《晨报》副刊和《曙光》写稿,还参加了曙光社。郑振铎因帮蒋百里编过书,因而相识。沈雁冰那时在上海,约请蒋做发起人,就是由郑振铎写信去联络的。从其他发起人与郑振铎的关系看,他在文学研究会的地位自然是众口称道的。郑振铎还邀请鲁迅、郭沫若等人参加发起,却因种种原因未果。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曾做出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决定在研究会内成立“读书会”,并推郑振铎与朱希祖、蒋百里、许地山起草读书会简章;二是决定成立研究会基金,凡会员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所得稿酬的1/10要上缴。后又扩大到会员的《文学研究会丛书》著作稿酬,亦要上缴一部分。另外,还决定会员互相借阅藏书,各人应整理出自己的书目交给郑振铎。《文学研究会宣言》就该会发起思想谈了三点:其一“联络感情”,其二“增进知识”,其三“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郑振铎之所以有此动议,显然是为了该会既定目标的实现。文学研究会成立会上还决定以郑振铎的住处“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可见对他的信任程度。19213月,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因酷爱文学放弃了在铁路部门的工作,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由于他的南下及该会大部分作家聚集在上海,文学研究会名义上虽一度仍设北京,实际上重心已经移到上海。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最盛的六七年间,郑振铎可以说一直是核心人物,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这样几项:一是与其他发起人一起发展了百余名会员,与沈雁冰共同支持成立了广州分会。二是主编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会刊《文学旬刊》(含其后的周刊)、《星海》,以及1923年后的《小说月报》。三是发起并带头批判“礼拜六派”与“学衡派”,并与创造社有关文艺观点展开论争。四是以该会名义积极投身五卅运动和大革命运动。与此相关,由他署名或执笔的发刊词、序文、按语不仅数量多,而且发表位置显要。对此,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人都早有评价。在《略叙文学研究会》中,叶圣陶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点滴回忆》中,郭绍虞也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  

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在文学理论建设上,集中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为新文学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为“白话”和小说、戏剧正名,强调它们的正宗地位;其三,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净化被污染的小说园地。其四,广为摄取外国文学的营养,为冲破旧的文学观念与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中第一项工作最为重要,其余三项可以说都统一于第一项。这几个方面,郑振铎都做了大量工作,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一方面积极响应先驱者们的主张,大声呐喊壮其声威,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特眼光与独立见解。郑振铎“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确有不少过人之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文学向来以诗、文为正统,在很长时期只有诗、文的理论批评,而缺乏文学的整体观念。秦汉以前,“文学”一词是一切文献典籍的总称,后来又用来概括文章之学或学术著作,直到近代基本上还未走出传统的文体论的范畴。“五四”文学革命之初,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就意识到,只有诗歌、小说等文体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性质是什么?”“何谓文学的本义?”成为他们经常提起与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郑振铎为此连续写下了《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的统一观》、《文学的使命》等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学应该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是新文学倡导者们的共识。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中把“为人生”的观点阐述得最彻底的作家。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他就指出,文化工作者应将“改造社会、创造文化”作为自己“光荣的责任”与“终生的目的”③。他在《文学旬刊宣言》中具体指出,文学是“人为地改造的原动力”,是“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在《文学的使命》中,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文学的“使命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提高人们的精神”。这就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真情实感,而且“须有改造时代精神的思想”,并呼唤创作与“雍容尔雅”“吟风啸月” 相对立的“血与泪的文学”④。他认为这才是“现在中国文学最主要最伟大的责任”⑤。

提倡新文学,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人生的问题而发动的。历史地看,郑振铎的上述主张虽比较激进,却与民主和科学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是“人的觉醒”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的投影。这正是一个热血青年、爱国作家的必然选择。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还十分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不但特别强调文学的主观精神,即创作者的主体作用;也意识到文学有自己的思维与表现方式,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在他看来,并非一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都可称为文学,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是不同的。文学是成功地表达抒写作者情感的语言文字,只有饱含着情感与思想的语言的艺术,方可称之为文学。在《平凡与纤巧》一文中,他以为能不囿于“平凡之域”的“普通而深入的思想情绪”,远比具体的写作手法重要。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创作成败的关键在作家的情感素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创作,普遍存在思想题材的“平凡纤巧”,缺少作家的“独创精神”,所以千篇一律。要加以救治,就不能把作品当成“灌输什么教训”的工具,而应作为“通人类的感情之邮”。

为了强调文学情感教育的职能,郑振铎甚至说出了“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一类极端的话,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郑振铎把情感与思想对立了起来。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情感指的是一定的事物或现象与人构成一定的关系,从而引起人的相应的态度。一切情感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同样不单纯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时代的。何况郑振铎所强调的情感,不是生命力的冲动或感伤式的,而主要指对丑恶现实的怀疑、憎恶之情。在介绍叶绍钧的《不快之感》等作品时,他便明确要求新文学创作应担负起“引起一般青年憎恶旧秽的任务”。他认为情感与思想二者是互为补充、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他想以情感沟通作为文学产生社会作用的中介,来达到改造社会人生、提高人们的精神这一目的。

郑振铎对文学的整体性认识,既面向时代,又立足于文学自身,表现了一个杰出作家的使命感、责任心和艺术的自觉精神,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发生过积极的影响。19228月,他曾撰文提出建立一种“文学的统一观”的设想。这种设想的实施,就是他自1924年起连载于《小说月报》,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大纲》。从这样的整体观出发,他对文学的具体问题的论述,每有新见,便达到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较高的高度。比如,他指出:“写实主义的文学,不仅是随便的取一种人生的或社会的现象描写之,就算能事已定”,还得注意“有意义的描写对象之裁取”,而“裁取”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⑥。这个观点代表了“五四”时期对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较为深入的理解。又比如,“五四”以后,对小说的研究开始力求系统化和科学化,力求有史有论、有纵有横地展开。郑振铎以史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这种风气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及其方法学的意义,从而热情地加以肯定,并进一步从理论上给予强调,主张打破横向的国界限制和纵向的历史年代的限制,从宏观上、总体上把握小说的艺术属性及其在整个文学上的地位,“综合一切人间的文学,以文学为主观点,而为统一的研究”⑦。“文学的统一观”,是郑振铎“五四”时期文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新文学理论建设最重要的贡献。至于“五四”时期他对文学的其他主张,大抵由此生发开去,抑或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到了“五四”时期,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更是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依照他们当时的认识,近代西方文化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新型文化,其内部所包含的各种思潮都有可能满足和配合中国反封建思想斗争的需要。

五四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是从对中国旧文学的批判开始的,而终极目的是要创造属于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外国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新的艺术方法,自然成为“五四”作家的重要参考与借鉴。大量汲取异域文学营养,对建设新文学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没有这种异质文学的参照与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是难以迅速走出传统、走向世界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历史的“错位”,反映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思潮便不可能与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需要完全吻合。新文化运动在外来思潮影响下,对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学,一度采取了颇为偏激的虚无主义的批判态度。然而,当旧的被全盘否定之后,新的文化机制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窘态与稚拙。“五四”作家所面临的文化难题,不仅仅是摆脱传统,更在于超越传统的局限去重新认识发现传统的积极的精神内核。在看待东西文化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上,郑振铎显得相当清醒相当理智,是少数几个最早把眼光投于东西文化的互补、中外文学的整合的“五四”作家之一。

郑振铎的关注外国文学,与投身新文学运动基本同步。评介外国作品与创作新文学在他是并重、并行的。仅在1920年,他就发表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史略》《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艺术论〉序言》《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和影响》等文,重点介绍了俄苏文学及其借鉴意义。1921年至1925年,郑振铎发表在文学研究会所属刊物上的翻译作品,就多达65篇,是该会作家中数量最多者。他翻译的史拉美克、柴霍夫等人的戏剧、小说,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德国的《莱森寓言》等,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与此同时,郑振铎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他旧学功底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学尤有研究,曾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这是他能够在反传统的时代对传统保持正确的文化立场的重要原因。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郑振铎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吹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他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一文中,具体阐述了他的要求:“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一个时代之研究的著作”, “还应该有不少部综述全部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还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辞书、类书、百科全书,还应该有不少关于她的参考书目,研究指导等等。”他利用自己编辑或主编有关刊物的便利,在刊物上增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并在“编者按”之类文字中,旗帜鲜明地进行倡导。1927年,他在《小说月报》上推出“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一次刊载了6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先秦汉魏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至于后来这个专号被认为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他的种种努力,为新文学第一个10年重估传统文化和文学,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郑振铎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扩大文学研究的范畴,整理各家各派的思想艺术,还给它们原有的地位价值。这是对待文学遗产的基本原则,从一个侧面昭示着郑振铎驾驭文化遗产的信心。在解释之所以要提“国故新研究”时,他强调说:“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⑧这种心态,使他在遵循历史尺度的时候,能够在自身与文学遗产之间构成一种谨慎而又自由、切近而能超越的关系。这是他的审视与挑选,能够较为宏观公允的关键所在。

郑振铎强调用发展的观点进行考察,将各个时代的文学放在整个文学史的纵座标上做出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一切文学现象,只能是整个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并非“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而是“文学是时时在前进,在变异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剖析了“文以载道”“为名教的艺术”等旧的文学观,以现代意识烛照出传统文学“堕落”“失其天真”“陷于教训的桎梏”的某些弊端,并用“内化”与“外化”观点,勾画出中国文学的进化历程。所谓“内化”,是传统文学在自身土壤中的生长过程;所谓“外化”,则是中国文学历代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这是他“新的文学研究”得以建立“近世精神”⑩的主要内容,不仅有效地拓展了整理研究文学遗产的领域,而且有助于新旧文学的对接,有助于拉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郑振铎还十分注意对传统文学的多维审视。他以为自然(包括社会)客体、文学本体、作家主体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以客体论,真实性是前提;以本体论,看重的是昌明文学自身的美学特征,追求的是独立品格的文学;以主体论,是客体与本体的中介,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容,既包括作家实践主体因素,又包括作家精神主体因素。这种彼此依存的三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以来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社会思潮的一种形态,显示出文学向自身规律回归的趋向。正是时代为郑振铎提供了契机,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统文学进行真与伪、善与恶的分类,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古代文学中“文以载道”与“游戏”“消遣”的一派。上述主张不但体现了作家的良知,更包含着审美的基本精神。作品系作家主体意识的物化形态,是作家风范才情的凝聚体;自然客体只有被摄入作家的主体意识,才能成为审美对象,才具有艺术境界。因此,作家只有自身精神世界“善”,才能保证反映自然客观的“真”,也才能赋予文学本体以“美”。

一切个体的审美心理,都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积淀及其对生活传统、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的回应与再现。郑振铎祖籍福建,生于浙江,“五四”时期求学、工作于京、沪两地。故土情亲与地域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郑振铎的志趣选择;南北文化的对比参照,大大开拓了他的视野与胸襟;“五四”以来的文化变革及其成果,为郑振铎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恢宏的背景和新的手段;异域文学的接触与研究,使他能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重估传统文学而不至于夜郎自大;整理国故以推动新文学建设的明确目的,又赋予他积极的精神动力。郑振铎的理论与实践,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了强烈的现代倾向和现实意义,显示出与“国粹派”“追摹派”的质的区别。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郑振铎身上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某些不足与遗憾,较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因企望过高,而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功近利倾向;二是因对如何有效地继承传统缺乏有力论证,而导致的简单化弊端。这是郑振铎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无论如何,郑振铎仍不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位提倡新文学的组织者,一位胆识过人的理论家。

注释:

①《新社会》创刊于1919111

②《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本会发起之经过》,《小说月报》122号。

③《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192061永嘉新学会《新学报》第2号。

④《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期。

⑤《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

⑥《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3号。

⑦《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第138号。

⑧《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1号。

⑨⑩《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


原载:《新文化史料》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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