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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 文史共欣(上)

——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00周年

俞筱尧

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一位热爱祖国、待人热情、学识渊博而又有多方面成就和贡献的学者和作家,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和殉难40周年,我们特别怀念他。

创办《新社会》改造旧中国

郑振铎字警民、铎民,祖籍福建省长乐县,祖父一代迁居浙江省永嘉县(今浙江省温州市)。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家境贫困。他的笔名很多,较常用的有郭源新、西谛等。他在永嘉上完了小学,1913年考取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习惯上也叫温州中学),爱好文学和史学。毕业后到北京投奔叔父,因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学费低廉,职业较有保障。他考取该校高等科乙班(英文班)学习,课余通过《新青年》等刊物,接受苏联十月革命新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国外社会科学和英文版俄国文学书籍。当时,瞿秋白和耿济之等在俄文专修馆学习,两个学校相距较近,他们志趣相投,时相过从。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他们作为两校的学生代表,和附近的汇文大学的学生代表瞿世英、许地山等组成一个单位,一起参加运动。这年6月,学校提前放假,他回到永嘉,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社团永嘉学会的活动。回到北京后,在11月又和瞿秋白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在郑振铎起草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改造的时候了,要在中国创造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战争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他和耿济之在陈独秀的启发下,继续发表了《我们今后的改造运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国劳动问题杂谈》等论文,对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社会改革运动作了探讨。虽然当时他们的认识还是朦胧的,但是树立了旧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造,新的社会制度终将诞生的坚定信念。《新社会》旬刊除发表论文外,还辟有《随感录》、《书报介绍》等专栏,并编印“劳动号”等专辑。1920年5月第19期出版后,遭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可是,他们并不畏惧,一面继续发表自己的主张,一面邀集《新社会》同人,另行组织人道社,创办《人道》月刊,但不久又被迫停刊。在这期间,瞿秋白应《晨报》之聘,任该报特派记者,于1920年冬赴苏联。郑振铎曾和耿济之合译《国际歌》歌词,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他还翻译了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关于战争的决议》等文章,向往和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小说月报》的改组

“五四”时期,我国思想界十分活跃,各种社团林立。郑振铎积极参加和创立曙光社、批评社,创办刊物,发表文章,介绍探讨改造中国的各种思想。他在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十分欣赏俄国文学。他认真阅读了契诃夫、列·托尔斯泰等的作品。他对高尔基的作品评价很高,热心地把它们翻译了过来,发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认为俄国自伯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来,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多以“人生的艺术”为着眼点,深为赞赏。他也主张“应该把艺术当作一种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创造爱的世界的工具”。郑振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和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经过多次酝酿,得到鲁迅的支持,在1921年1月正式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到会21人,公推蒋百里为会议主席。郑振铎报告发起筹备经过,并讨论通过了郑振铎起草的会章、周作人起草的成立宣言。这次成立大会还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决定成立读书会为活动方式,郑振铎的寓所作为接洽会务的处所。这样,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成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我国新文学社团正式宣告成立。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后逐渐形成了文学为人生服务,反对将文艺作为消闲阶级的玩物,举起了现实主义的旗帜。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社团,最多时有170余位会员。成立之初,他们的活动中心在北京,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也有人参加为会员的,因此也就建立了分会。后来郑振铎到了上海,沈雁冰也接编了《小说月报》,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郑振铎是最活跃的成员,叶圣陶等在说起文学研究会时,也多次说起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心最多。凡是与建立和发展我国新文学有关的工作,他都无不竭尽全力以赴。

《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为鸳鸯蝴蝶派刊物。从1921年1月第12卷起改由沈雁冰主编,后在1923年又由郑振铎主编(1927年至1928年曾由叶圣陶主编),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被炸毁停刊,共编22卷268期。该刊从沈雁冰、郑振铎接编后,实际上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们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正文由四号宋体改用五号,开辟了评论、研究、创作、特载、世界文坛动态等新的栏目,发表了大量具

有民主思想和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论文和作品,广泛介绍了外国文学名著,尤其着重介绍了俄国和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还编印了《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专号》、《罗曼罗兰专号》、《泰戈尔专号》、《安徒生专号》、《拜伦专号》等专辑。作者的阵容也大为加强,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冰心、庐隐、许地山、瞿世英、孙伏园、耿济之、郭绍虞、夏丐尊、王统照、沈泽民、李达等都经常为该刊写稿。1927年以后,茅盾的《蚀》三部曲和《虹》、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灭亡》、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张闻天的《旅途》、冰心的《超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的《旅途》、冰心的《超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

的《在酒楼上》等小说和散文,都是首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或连载的。郑振铎也发表了短篇小说《不幸的人》,翻译了俄国普希金的短剧《莫萨特与沙来里》、高尔基的小说《在木筏之上》。特别令人注意的是他十分重视文学原理和民间文学的探讨以及小说史的编撰,他所编撰的《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史大纲》、《希腊神话》、《印度寓言》等著作,也都是在该刊连载后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的。

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到《文学周刊》

1921年3月,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西站当见习站长。但他到上海不久,便到李石岑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实际上脱离了铁路系统。后来由沈雁冰介绍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儿童世界》,仍兼编《学灯》副刊。随之,他又在《时事新报》创办和主编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7月改名《文学周刊》,1925年5月改名《文学周报》后独立出版),并公开刊登启事,宣布该刊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这年7月,郑振铎接替李石岑任《学灯》主编。他在《学灯》增辟《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研究》、《读书录》、《书报介绍》和《国内学术界消息》等新的栏目。他发表了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序诗》、《归国吟》和郁达夫的小说《银灰色的死》等等。使《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的《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成为著名的新文化四大副刊之一。

《文学旬刊》和《文学周刊》发表了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文学与革命》等著名论文,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呼唤革命文学的诞生。他还撰写和组织文章,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予以抨击。《文学周刊》虽偏重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以及外国文学介绍,但也发表了不少创作名篇,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田汉的独幕剧《月光曲》、叶圣陶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等,都是该刊首先发表的。此外,《文学周刊》还编印了《悼念王国维专号》、《苏俄小说专号》、《世界民间故事专号》、《现代世界文学专号》等专辑。1929年6月出至第9卷第22期停刊,前后共出397期。

在那些年里,郑振铎还创刊和主编了《时事新报》的《鉴赏副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刊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鉴赏丛书》等几套丛书,对发展我国新文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由于左联早期的关门主义,郑振铎未能参加。这年4月,刚由日本回来的茅盾知道后很是纳闷,也不赞成这种“关门”的做法。(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但郑振铎顾全大局,始终支持左联作家的革命文学活动,并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深厚的友谊。

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

在《小说月报》被日寇炮火炸毁停刊前后的几年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过不少刊物,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主要有:鲁迅、冯雪峰主编的《前哨》(第2期改名《文学导报》),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姚蓬子、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等,但都为时不久即被查禁。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虽也经常发表进步作家的作品,但后来杜衡(苏汶)参与编辑,而杜衡被认为是“第三种人”,所以进步文艺界一时没有适当的刊物。1933年春,郑振铎南下度假,他和茅盾都觉得需要办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得下去的文艺刊物,首先得到胡愈之的支持,鲁迅和左联也赞成他的这个计划。经过商量,这个刊物定名《文学》月刊,由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郁达夫、洪深、傅东华、徐调孚9人组成编辑委员会。鲁迅不公开署名。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先后主编。

《文学》月刊提倡现实主义,以发表创作为主,也重视评论和翻译,1933年7月1日创刊,生活书店出版发行,是30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大型文艺刊物。作者面也很广泛,许多进步作家都曾在该刊发表论文和作品。郑振铎的著名历史小说《桂公塘》,短篇小说《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以及论文《元代“公案”剧发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元明之际的文坛概观》、《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等,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该刊于1934年6月出版的《中国文学专号》,影响深远,鲁迅认为“内容极充实,由许多是可以借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底的”。(《鲁迅书信集》上卷)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孤岛”,该刊在11月间出至第9卷第4期(总52期)停刊。

几乎和《文学》月刊创刊同时,在同年10月间,靳以正在北平筹办《文学季刊》,邀请郑振铎出面主编,冰心、巴金、李健吾等担任编委。郑振铎表示同意并和靳以共同主编。他还表示:《文学》月刊在上海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有许多文章被“检查老爷”抽掉,正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阵地。为了麻痹敌人,郑振铎提出《文学季刊》多发表一些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他的这个意见得到鲁迅的赞同。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还发表了论文《选本》。后来曹禺的名剧《雷雨》,也在《文学季刊》发表。郑振铎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神的灭亡》和《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著名论文。1935年12月出至第2卷第4期停刊,共出版8期。

中国文学史的建设

前面说过,郑振铎十分赞赏俄国文学,认为俄国文学是“近代的世界文学的结晶。———而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可以在此建其基础。”(《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家·序》)他很重视小说、戏曲、寓言、神话和传说等民间文学。他认为中国虽是“文物之邦”,文化遗产之丰富是世界之最,而对于文学的性质、功用及其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在20年代,他认为当时中国流行的文学观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主张“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于小说则卑之以为不足道,于抒写性灵的小诗词,则持排斥的态度,于曲本则以为小道不足登大雅之堂”。所以,《四库总目》不录《西厢》等曲本,亦不列小说一门。另一派则极端相反,以为文学只是消闲之物。也有一般读者把文学看作谈神说怪,无稽空谈。他认为这两大派其实都不明白究竟什么是文学。前一派的文学观因受西方小说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但后一派的观念,仍充塞“读者社会”。鸳鸯蝴蝶派一类小说盛行,就是这个原故。(参见《新文学观的建设》)在他主编的《文学旬刊》和《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对鸳鸯蝴蝶派的猛烈抨击显然是不为无因的。郑振铎在他的文学活动中,重视文学观的积极探讨和输入,他很希望我国有一部“比较完备些的”,而又有“自己的主张与发现”和“新的见解”的中国文学史。但当时已经出版的几种,大多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参见《我的一个要求》)他涉猎了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大量资料,一方面注意国外著名作家作品的介绍,同时对中国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学史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从1923年他着手撰著了我国第一部介绍俄国文学的著作《俄国文学史略》之后,接着在1924年初开始,他又以几年之功,在1927年撰成《文学大纲》,这实际上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世界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印度史诗和中世纪欧洲、波斯、阿剌伯、日本的文学和欧洲的文艺复兴,18至19世纪英、法、德、俄、波兰、南北欧、荷兰、日本以至美国的小说、诗歌和戏曲都作了叙述。《诗经》、《楚辞》、汉赋、《史记》及其以后中国几千年间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也都贯通融会其间,作了综合的考察和介绍,对我国读者全面系统认识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的地位,开拓了崭新的视野。几乎与此同时,他先后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两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由朴社出版,共4册,全书60章,有插图百余幅。文学界认为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只注意“正统”的文学,这部著作对变文、戏曲、宝卷都予以重要地位加以介绍,书中还附了许多插图,在同类著作中是一个创举。1935年,《人间世》月刊发起,经王伯祥、夏丐尊、叶圣陶、陆侃如、冯沅君、赵景深等一致推选为中国现代50年来百部佳作之一。《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于长沙出版。全书共14章,分装上下两册。举凡《诗经》等古代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散曲、明代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以及清代民歌,都以时代为序,对作品及其源流作了详尽叙述和周密论证。有人认为这样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只有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可以媲美。总之,郑振铎对中国文学史的建设和他在其它文学领域一样,也同样投入了艰辛的劳动,又不墨守成规,终于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五·卅”和“三·一八”惨案中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郑振铎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在惨案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和当天晚间,曾两次到南京路作实地调查,对日英帝国主义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十分气愤。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在总工会领导下,上海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市罢工、罢市和罢课斗争。商务印书馆工会在陈云同志等领导下,成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6月1日,英帝国主义者在南京路再次向示威工人群众开枪扫射。见到自己的同胞遭到帝国主义如此疯狂的屠杀,上海一些报纸却都不敢说句公道话。当天,郑振铎和胡愈之、叶圣陶等集会,一致同意办一张日报,公开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他们经过通宵努力,在6月3日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主办的《公理日报》创刊。该报对英日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为了办这张日报,郑振铎把发行所设在他宝山路宝兴西里的家里,动员全家人参加这一工作。他“整晚不睡觉,自己动手写稿、编报、校对、接洽印刷”,还在“家门口亲自派报”(胡愈之:《哭振铎》),影响很大。但没多久,在当月24日被迫停刊。27日,商务印书馆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千人,选出执行委员23人,郑振铎当选为执行委员。“

五·卅”以后,郑振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国民党人于右任、戴季陶和知名人士杨杏佛、郭沫若、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救济被难家属,后又创办《济难月刊》等刊物,申明该会“以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并发展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团结精神为宗旨”。该会后来在1929年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1933年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破坏,停止活动。中国济难会成立后,在当年12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华,被北洋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郑振铎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43人签署《人权保障宣言》,表示强烈抗议。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赤手空拳的北京爱国学生,进行血腥大屠杀,当场打死47人,重伤200余人,造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一次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郑振铎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文学周刊》上,发表了独幕活报剧《春的中国》、散文《街血洗去以后》、《六月一日》和新诗《我们的中国》、《墙角的创痕》,还发表了叶圣陶的散文《五月卅日急雨中》等等,表达了对封建军阀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无比愤慨的心情。他通过活报剧《春的中国》中的一位青年之口,大声疾呼:“这种大惨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试看法国,俄国……。”在这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的《卷头语》上,他又说:“怀疑的,悲观的,徘徊于歧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在微薄的晨曦中,见到了前途的大路,见到了我们要到达的鹄的,见到了我们所爱的中国的伟大的将来了。”面对封建军阀的血腥屠杀,郑振铎更加坚定,更加坚强了。

“四·一二”政变和欧洲之行

1926年7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郑振铎支持北伐,欢欣鼓舞地参加欢迎北伐军的活动,在1927年2月间与胡愈之、叶圣陶等组织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并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但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却在4月12日公然向上海工人纠察队指挥部所在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进行武装袭击,收缴纠察队武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领导工人于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游行队伍经过闸北宝山路一带,预先埋伏的“北伐军”竟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捕人。郑振铎参加了这次游行险遭不测,幸亏有几位工人冲上前去和“北伐军”搏斗,他才得以侥幸脱险(郑尔康:《郑振铎和商务印书馆》)。他回到寓所后,接到胡愈之的电话,共同署名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写抗议信。抗议信实际上是一篇气壮山河的檄文:“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要求“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士兵,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抗议信由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7人署名,公开发表在4月15日的《商报》上。

一代巨人周恩来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经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夏衍:《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抗议信发表后,因白色恐怖加剧,在亲友们的劝告催促下,郑振铎决定赴欧洲暂避。5月21日,乘法国邮船“阿托士(ATHOS)II”号赴法,6月25日抵马赛,次日到达巴黎。之后,他主要在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等地参观了凡尔赛宫、卢孚宫博物馆、巴黎圣母院、卢森堡博物院、洛夫博物院、罗丹博物院以及卢梭、雨果、左拉、拿破伦等文化名人和政治家的墓地遗址。也曾到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历史名城参观文化古迹。他认真欣赏和研究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绘画作品。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逗留尤久,经常连着几天在馆里,对两馆所藏中国古籍和文献进行检阅,凡有所获,都作了笔记。后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和戏曲》、《中国敦煌的变文》等长篇文章,发表在《小说月报》,介绍给国内读者。《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也是在大英博物馆编撰的。

在伦敦期间,他还编撰了《民族学概论》和《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前书原稿不幸毁于“一·二八”战火,后者介绍了古埃及和巴比伦等著名遗址考古发现的概况,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深感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但缺乏科学发掘,以至许多文物遗弃于地,无人过问。他迫切地盼望有计划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旧中国,这个愿望又怎能实现呢!

1928年10月,郑振铎从法国巴黎回到了无日不思念的祖国。他到上海后仍回到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时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但“四·一二”后的中国政局,使他心情经常处在痛苦和悲愤之中。1931年初,左联5位作家在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其中胡也频、恽雨棠(洛生)是他所熟识的,他闻讯后悲愤已极。在早几天听说胡也频被捕时,他急忙托沈从文带几百元钱给丁玲;还带去他和陈望道两人署名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请设法营救,但没有起作用。后来他在《文学月刊》上,所写《纪念今年几位逝去的友人》一文中,公开悼念胡也频是“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锋”,“他的死是一个战士般的牺牲”。赞颂恽雨棠是“意志异常坚定的”革命者。他还说在日本长崎因病去世的共产党人杨贤江是“最好的先驱”、“具有真实的伟大的人格的‘人物’”表示哀悼。严酷的白色恐怖,压制不了郑振铎对老友和同志的真情,这多么令人感动和钦敬啊!(待续)

原载:《新文化史料》199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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