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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照人 文史共欣(下)

——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00周年

俞筱尧

《北平笺谱》和《海上述林》及其他

1931年9月,郑振铎应燕京大学邀请,到燕大任教,讲授中国小说史、戏曲史等课程,兼顾《文学季刊》编务。1933年,鲁迅在上海写信给他,建议合作编印木版水印笺谱的问题。由于他们两人对我国古代版画艺术都有深湛研究,而且对出版工作都很内行。当时,他们虽在北平、上海两地,主要通过通信方式对笺谱的选材、用纸、用墨、装帧和目录的写法等都反复作了商讨。最后决定共收笺谱332幅,定名《北平笺谱》。卷首有鲁迅、郑振铎的序言,卷末有郑振铎的《访笺杂记》,以“版画丛刊会”名义刊行。继《北平笺谱》刊行之后,他们又合作翻刻《十竹斋笺谱》,由于资金短缺,出版进度缓慢,鲁迅生前只看到第一册,全书在1941年出齐。

瞿秋白1920年前往苏联考察,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3年初回国后,对郑振铎的文学活动十分关心。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我国访问,郑振铎代表文学研究会等团体表示欢迎,在《小说月报》编了两个专辑。瞿秋白认为郑振铎的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在《文学周报》发表《弟弟的信》,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意见。郑振铎也热心将瞿秋白在苏联期间写的通讯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公开出版。

1931至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郑振铎这时在北平,相互联系较少。1935年8月,郑振铎离北平南下,在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瞿秋白却已在1934年初前赴江西中央苏区,不久红军长征,不幸于次年2月在江西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噩耗传到上海,郑振铎十分悲痛,曾约请生前友好在家中秘密哀悼。鲁迅抱病编辑瞿秋白遗著,郑振铎秘密协助募集资金,安排排字。遗著由鲁迅定名为《海上述林》分上下两册,终于在次年5月、10月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在日本印刷出版。令人悲痛的是,在10月19日鲁迅也因病长逝,没能见到下册成书。

“孤岛”上的抗争

1935年12月,国难日亟,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随之,郑振铎在上海和文化界代表人士300余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3月,左联宣布解散,由郑振铎等出面和各方面联系,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6月,中国文艺界协会成立,他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9人被选为理事,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救亡运动。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久上海沦为“孤岛”。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郑振铎虽在“孤岛”,仍当选为理事,并任会报《抗战文艺》编委。1937年冬,由胡愈之倡议,郑振铎和许广平等秘密组织复社,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郑振铎参与起草编辑计划,许广平曾说,整个编辑工作“尤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为多”。

1938年初,胡愈之奉命邀请郑振铎等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为上海郊区浦东、青浦一带的抗日游击队和新四军培养、输送干部,被誉为“上海抗大”。当时,郑振铎被敌伪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捕杀的可能。为了安全,不断转移住处。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孤岛”。郑振铎随身携带换洗内衣和漱洗用具,辗转暂住友人家,后在友人帮助下改姓换名,以一家文具店职员身份领得“身份证”,又在居尔典路(今湖南路)租借了一间住房,以为掩护。他在这里蛰居达4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

之后,郑振铎以主要精力编辑出版了几部书籍,较重要的一部是《中国版画史图录》,全书5辑20册,共收古代版画作品1000余幅。1940年至1947年出版。一部是《玄览堂丛书》,于1941年至1948年出版。一部是《明季史料丛书》,1944年出版。

抢救古籍

广大国土相继沦陷,我国珍贵古籍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肆虐之下,难以保全,大量被毁和散失。郑振铎感到极度愤慨和忧虑,认为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百年莫涤。

在上海沦为“孤岛”的头两年,郑振铎主要以个人力量搜购一些珍贵古籍,但搜购价格日益昂贵,散失古籍的数量又很大,远非个人力量所能抢救。后来重庆教育部在1940年初,以“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名义,委托他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和张凤举5人负责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涵芬楼名义搜求,郑振铎和张凤举分工负责采访和收购。先后从孙氏玉海楼、邓氏群碧楼、刘氏嘉业堂、刘氏远碧楼、邓氏风雨楼、潘氏宝礼堂以及杭州胡氏,苏州许氏、吴氏、丁氏,南浔张氏等处,购求大批善本。还通过北平、上海等地古籍书店联络了各方关系,逐渐做到“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日录》)

太平洋战争以后,郑振铎不能再发表文章,只能以主要精力从事抢救古籍,但工作更加困难,到1942年冬逐渐停止。他所抢救的古籍,最著名的是《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在那些日子里,他想方设法共计购得宋明善本古籍(包括抄本)3800种左右,其“质”和“量”都可以和当时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相捋,大量清代善本和普通本古籍尚不计在内。他“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求书日录》)他在分类编目以后,也感到“瘁心力于此事,他事皆不加闻问”,(《求书日录》)当时他的经济十分拮据,经常不得不靠卖掉自己过去的藏书,以维持生活。他的工作一时又很难得到朋友们的理解,但当时参与其事的徐森玉对他十分钦佩,在给重庆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说,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原信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叶圣陶后来也曾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西谛书话》序)

《文艺复兴》和《民主》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被推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仍简称“文协”常务理事。1946年1月,郑振铎和李健吾共同主编了一份新文艺月刊,定名《文艺复兴》。上海文艺界在日伪统治下已经窒息多年,它的出版受到上海与新收复区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1945年10月间,郑振铎还担任了政论性的《民主》周刊的主编,积极鼓吹民主政治。郑振铎在该刊《发刊词》和创刊号发表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评论中,严正指出:“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此有过几年是名副其实的?”现在“中国要走向民主政治的大道,已经为一般人的呼声”。所以,“在今日,我们都要不含糊的在谈民主、谈宪政。我们不仅谈,我们要身体力行”。他写了《论根绝贪污现象》一文,指出:“要根绝贪污的现象,非实现政治的彻底改革不可,非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可。”国民党当局借“接收”之名,贿赂公行,遭到收复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他又痛心地指出:“收复区不是敌人的土地,国军也不是占领军”。必须保障收复区人民“应获得的自由权”。“这是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道路,这是实行民主政治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但是,他的这个愿望没有也不可能实现,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政协会议的召开,“四项诺言”的宣布等等,虽然让一些好心的人们似乎高兴了一阵。曾几何时,“一二·一惨案”、“校场口惨案”、“李、闻惨案”、“下关血案”等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案连着发生,妄图“三个月”、“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叫嚣十分猖狂,内战的规模日益扩大,他不胜悲愤,在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反对内战》、《不要再打下去了》、《武力能解决问题吗?》以至《全面内战爆发了!》等许多评论,说出了读者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心里话,说理透彻,影响很大。随之,又发表了《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悲愤的抗议!》、《人权保障在哪里?、》《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等评论,指出“这是一个什么世界!”“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劣作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还写了《论官僚资本》,认为“要扑灭官僚资本,首先要争取政治民主化”。郑振铎坚持为民主政治而奋斗,国民党当局很是惊恐。1946年11月终于被迫停刊。

《民主》周刊停刊后,郑振铎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民主政治而奋斗不懈。这时,他多年来发愿要编撰的一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方行、刘哲民的热心赞助下,组织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以促进工作的开展。郑振铎日夜赶编,工作进度迅速,《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终于在1947年3月开始出版,1951年5月陆续出齐。建国后因政务繁忙,部分图片说明没有能够完成。

在这段时间里,郑振铎还编撰了《韫辉斋唐宋以来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包括西域画(即郑振铎历年搜集的帝国主义者掠夺去的《敦煌壁画》3册,汉晋六朝、唐五代画各1册,宋、元、明画各3册,明遗民画2册,清画4册。另续集4册。共24册(函)单叶装,珂罗版印刷出版。

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

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号召,郑振铎于1949年春应邀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欢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同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成立,被选为理事。后又兼任古典文学部部长。9月,全国政协开幕,郑振铎作为文联的代表出席大会,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文教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先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所长,并被推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又兼任《考古学报》(季刊)和《考古通讯》(双周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召集人。他并创议编辑《文物参考资料》(后改为《文物》月刊)。为了弘扬和积累我国古代文化,他还创建了以编辑出版文物考古书籍的专业出版机构———文物出版社和印刷厂,并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所制彩色铜版印刷的《两宋名画册》,《宋人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瓷》以及按原作尺寸印制的唐代阎立本绘《步辇图》、宋代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等单幅名画,都成了我国彩色铜版印刷的名画精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全面主持和负责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以后对制定和宣传党和国家的文物政策,保护祖国文物,培养和扩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队伍,为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郑振铎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建国伊始,百废待举,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参与制定《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文件,由国家颁布实施。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他邀请中央有关各部基本建设部门和各方面专家学者,多次座谈,要求工程建设和文化部门随时互通声气,密切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郑振铎等主张在北京市扩建金鳌玉桥时,保留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团城。195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视察了北海团城,经过调查研究,采纳了他的建议。团城得以保存,而金鳌玉桥的扩建工程也得以按要求完成,做到了两全其美,为社会各方面所称许。对明定陵的发掘,他也作了现场指导。在那几年,他还曾到陕西、河南、浙江、山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从1954年5月至11月为期半年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在郑振铎的倡议下于故宫博物院午门大殿开幕,展出出土文物3760件,观众达17万人。毛主席也曾两次参观了展览。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是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的出土文物图集,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

郑振铎对文物考古干部的培养十分重视。从1952年至1955年间,在他的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人员训练班。前后办了4期,毕业学员341名。随之,他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训练班和考古系的历届毕业生后来也多成了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第一线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了国内外著名学者,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贡献。

郑振铎还邀请陶孟和、向达、陈梦家等专家和博物馆工作者,在1950年8月召开博物事业座谈会,讨论了国家博物馆的性质、现状及其发展方向。1956年5月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郑振铎在总结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了博物馆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又是“文化教育机关”,也是“科学研究机关”。他对博物馆性质的这一概括性认定,对文物博物馆工作者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

最后的奉献

郑振铎十分关心新中国考古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古籍出版工作。1957年6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组组长,和考古学家、考古所副所长尹达、夏鼐共同制订《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同年冬,国务院科委又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郑振铎任规划小组成员兼文学分组召集人。受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的委托,主持制订《整理出版中国古籍十年规划草案(文学部分)》,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整理出版文学古籍的长远规划。

郑振铎虽然公务繁重,仍尽量挤出时间研究文物和古籍,撰写论文和编撰书籍。1951年9月至195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终于编成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全书分珂罗版和彩色铜版印刷,用宣纸线装和胶版纸精装册两种装帧,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对中国古代的木刻版画艺术,郑振铎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并有精湛的研究。

1956年,他从旧藏和新发现的唐至清代新发现的代表作500余幅,新编了一部《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所撰《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长篇论文,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和心得,它也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古代版画的研究成果。稿件几经周折,终于在1985年出版。

郑振铎对古代小说、戏曲十分重视,涉猎之广和用功之深,在同时代学者中是罕见的。30年代初,他曾自费影印《清人杂剧初集》初、二集,后来又有《孤本元明杂剧》和《录鬼簿》等的印行。《古本戏曲丛刊》1至4集的编印,恐怕是最大的工程了。全书原计划编印12集,郑振铎生前已编了4集,出了3集,第4集于1958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已出版的4集,几乎包罗了现存元朝和元明之际、明清之际的传奇和杂剧。郑振铎遇难后,齐燕铭于1952年6月邀集该书编委和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以及陈乃乾等在一起商量,决定将原定全部12集改为10集,正在印制的第11集内容多为历史剧,为便于剧作家们参考,改为第9集。10集全部出齐后,如客观条件允许,可以再出续编若干集。准备编辑的第5至8集和第10集所收戏曲要加以精选。当时还商量了精选的几条原则,但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继续编印了。“文革”后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要求继续完成其余几集,但进度缓慢。郑振铎还标点了明万历十七年(1589)汪道昆序本一百回和袁无涯刻本的后二十回本《水浒全传》,1954年出版。此外,他的著述和影印古籍还多,不一一赘述。

1949年3月,郑振铎曾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刘宁一、马寅初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次年9月,他又参加了丁西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在1952年至1957年,郑振铎曾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先后率团赴波兰、印度、缅甸、印尼和保加利亚等国进行友好访问,他对所访问的国家都作了认真的考察,尤其是当地的民俗和风土人情,世界著名的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如印度的泰姬陵、阿旃陀石窟,都是他慕名已久的,他详细参观记录,回国后向国人做了介绍。同时,他还将中国的音乐、舞蹈和京剧等艺术带给了被访国家的人民。在做学术演讲时,他都认真准备详尽的提纲。他在保加利亚访问时,应主人邀请做中国文学和中国考古学的专题系列报告。以中国文学为例,他从“古代神话与传说”直到“明清文学”共讲8讲,成为一部通俗的中国文学史。所以有人说,他每次出国访问,既是“取宝”也是“献宝”,为增进新中国人民和被访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杰出贡献。

郑振铎想做的工作很多,有许多宏伟的计划。他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在车船旅途中,他都不停地写作。为了新中国,他不懈地工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和副团长蔡树藩等一行10人乘客机赴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18日飞经苏联上空时,不幸失事。郑振铎和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牺牲!《人民日报》20日在头版发布了这一悲痛的消息,全国人民莫不感到震惊!

郑振铎一生追求真理,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20年代,他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和批判旧文学的工作;30年代,为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出了重大贡献;40年代,在战火中抢救文化遗产,赴汤蹈火;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民主政治不遗余力;50年代,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奠基。郑振铎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祖国和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附言:本文的写作,得到郑尔康、程毅中、叶淑穗同志的指教,并参考了陈福康著《郑振铎年谱》、刘哲民编《郑振铎书信》和陆荣椿编《郑振铎选集》等书,谨致深切谢意。

原载:《新文化史料》199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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