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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上)

吴敢
内容提要 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1900一1923年、1924一1949年、1950一1963年、1964一1975年、1979一1999年五个阶段。本文为其上篇,即1900一1978年《金瓶梅》研究史。19。。一1923年是《金瓶梅》古典研究阶段的终结;1924一1949年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以发现和影印《金瓶梅词话》为机缘,以吴晗、郑振铎为代表,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195。一1963年是一个热后冷却的阶段,但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则是高标独帜;1964一1978年在台港、欧美、日本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而中国的《金瓶梅》研究一度消歇之后,其巨大的潜力即将奔突洋溢,可以想见,一门新的“显学”-一“金学”,正在催生。
关键词 20世纪;《金瓶梅》研究;回顾;思考

《金瓶梅》研究史,或者说“金学”史,或者说《金瓶梅》研究的研究,己经引起不少《金瓶梅》研究者的关注。〔曰但作为20世纪的研究者之一、又是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姑为综论,谨请“金学”同仁不吝赐教。

一、1900一1923年的《金瓶梅》研究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1900一1923年,1900一1923年,1924一1949年,1950一1963年,1964一1978年,1979一1999年等五个阶段。1900一1923年是《金瓶梅》的古典研究阶段,即明清评点序跋琐谈阶段的终结,新的研究方式尚在探索,新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仅写有个别辞典条目,如宫琦《金瓶梅》(载《日本百科大辞典》,东京三省堂书店1910.3)等;少量书目叙录,如钱静方《<金瓶梅)演义考》、蒋瑞薄《小说考证·金瓶梅》(均载《小说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等;少量笔记丛谈,如曼珠《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4年第8期)、黄人《小说小话》(载《小说林》1907一1908年第1一9卷);个别文学史章节,如盐谷温《金瓶梅》(载《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刊1919.5)等。

这一阶段,《金瓶梅》的外文翻译,继18一19世纪之后,仍处于片段译文、节译和改写状态,如法文节译本《金莲》(乔治·苏利埃·德·莫朗译,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1912)、日本节译文《金瓶梅})(井上红梅译,上海日本堂书店1923)等。此外不复可见。本阶段的《金瓶梅》研究像几点火花,在中国、日本和法国闪了几闪。

二、1924一1949年的《金瓶梅》研究

1924年6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由北新书局印出全书。其第29篇首论《金瓶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盖幻之情,随并见,同时说部,无以上文”。又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摺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己。”

20世纪初叶,中国古代各体文学史竞争相比效,著书立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马当先。又10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脱稿。复10年,始有《中国诗史》、《中国散文史》问世。鲁迅的小说史直至今日,仍可谓高标独帜,究其原因,发前人所未发也。即如《金瓶梅》,鲁迅不仅以文学家而且以思想家的眼力,不仅以旧文学而以新小说的观点,于思想艺术两端,语出空前,博大深湛,鲜活允当,小说文本研究,无过于此矣。以《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

这一时期,累计出版编著1种、原著6种,发表论文七八十篇,终使《金瓶梅》走出图书馆,走进学者书斋。

(一)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金瓶梅》的著作,虽然只是编著,或者说是汇编,但是毕竟填补了一项空白,是一个突破。以专著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以《红楼梦》为最早最黔,咸同间“红学”已蔚然而成大观。而《金瓶梅》研究,此阶段以前,一直是零打碎敲,不成气候。这本编著就是姚灵犀的《瓶外危言》,天津书局1940.8一版,平装,一册,260页。1967年香港重印,改名《金瓶梅研究论集》。该书除序文题词外,收有9篇作品,其中姚氏本人5篇,吴晗、郑振铎、痴云、阐铎各1篇。这9篇作品中,有5篇论文、1篇随感、1篇词语汇释、2篇资料汇编。该书所收论文,吴、郑二公以外,多系索隐蹈袭;而姚氏所作,以《金瓶小札》最具文献价值。《金瓶小札》约1870条,涉及名物、行止、习尚,钩稽稗语,评检史乘,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二)发现了《金瓶梅》的较早刻本《金瓶梅词话》,并且出版了6种原著。

1932年,河北深县书商张修德在山西介休发现一部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后于北京疏璃厂文有堂求售,经徐森玉、赵万里、孙楷第中介,为北平图书馆收购。1933年3月,北京孔德文学校图书馆马廉(隅卿)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小本影印104部,补图1册200幅,系通州王孝慈据《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提供;后以影印本在日本再次影印,原书第52回所缺第7、8两叶,亦以绣像本抄补。1947年原书与北平图书馆珍本书部其他珍本书一起被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归还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这一发现和出版,在当时引起轰动,并迅速引起人们的兴趣。

1941年,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所藏明万历丁巳刻本公金瓶梅词话》得到确认。连同1962年所在确认的日本德山毛利家栖息堂藏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是迄今为止传世的《金瓶梅》版本中词话系统的所有3个完整传本。这3个传本,虽均标署为万历丁巳刻本,其实既非万历丁巳所刻,又非翻刊于一时,是3个独立的晚明万天崇时期的版本。

本阶段还陆续出版有5种原著:郑振铎校注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上海生活书店1935.5一1936.4《世界文库》第,1~7、9一12册,仅33回;施蛰存标点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上海杂志公司1935.1。《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1辑第7册,100回;1935年排印本《金瓶梅词话》,100回;襟霞阁主人删节重刊本《金瓶梅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6.2《国学珍本文库》第1集,中央书店另刊有《金瓶梅删文补遗》1小册;新京艺文书房删节本《金瓶梅词话》,1942.12出版,洋装20册。

这一阶段前后,当然都有《金瓶梅》版本的发现与出版,但在“金学”史上,这一阶段的发现与出版最为引人注目,最具有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

另外,1916年5月存宝斋铅印出版有一种《绘图真本金瓶梅》,100回,精装2册。系据第一奇书本删改而成,上册有蒋敦良同治三月二日序,并附录有《金瓶梅提要》与所谓王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撰《金瓶梅考证》。以此本为肇始,所谓“真本”、“古本”《金瓶梅》竟泛滥了一段时间。

(三)这一阶段所发表的关于《金瓶梅》研究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多,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内容涉及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渊源、本事、背景、人物、思想、艺术、语言、资料等方面。这一阶段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都辟有专门章节叙议《金瓶梅》。可以说,本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在这一阶段都有人留目,并且大多能够一空依傍,垂示来者。其最著名者为:

1.1931.12一1934.1,吴晗连续发表3篇论文,成为本阶段的重头文章。吴晗的主要学术成就是:

(1)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明清两代传统认为王世贞作。吴晗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联系,认为王世贞著书报仇纯属子虚乌有,从而扫除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苦孝说”、“嘉靖间大名士.说”,结论是《金瓶梅》非王世贞作”。

(2)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吴晗通过对明代一些典章器物的考证.认为“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10年(1582一1602)中。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

(3)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方法和产生的社会背景,吴晗指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认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个作品。”

2.1933.7,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号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1300。余字,分6个部分,主要从反映社会现象与人物塑造两个方面,比较研究《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异同,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并对《金瓶梅》的各种版本的真伪优劣作有检讨,亦提出作者非王世贞说和成书万历说。本文与吴文堪称中国早期《金瓶梅》研究的双璧,至今仍为《金瓶梅》研究者所重视。

3.1933年3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出版,其卷四明清小说部乙开篇就是《金瓶梅》,对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多有著录,间作考证,实为《金瓶梅》版本研究的先声。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1948.9.9~11.7在香港《文汇报》连载,论及《金瓶梅》27位人物,文图并茂,是当时难得的普及读物。

这一阶段,日本又陆续推出多种《金瓶梅》译本。1948一1949年尾坂德司以第一奇书本为底本的《全译金瓶梅》在东京京西出版社出版。几乎同时(1948一1949),小野忍与千田九一据《金瓶梅词话》合译的全译本《金瓶梅》,由东京东方书局出版,并很快淘汰了尾坂德司的译本。这个译本一版再版,至1973~1974年己出版6版,成为最好的日译本.另外,1948~1949年日本学者批量性涌现的20余篇论文,以及一本类似论文集的《金瓶梅·附录))(东京东方书局1948.5~1949.5,4册,收文14篇)的出版,在中国和日本形成《金瓶梅》研究的东方热点。

三、1950~1963年的《金瓶梅》研究

这是一个热后冷却的阶段。1924一1949年的东方《金瓶梅》研究热,比起云起波涌的“新红学”已是大相逊色,更是后劲乏力。1950~1964年14年间,《金瓶梅》研究总计出版编著1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40余篇)。像前二阶段一样,研究的重镇仍然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港开始有少量文章发表,并且出现《金瓶梅》的影印风向。其间可足称道之处:

(一)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在沉寂之中,亦有少许争辩与阐发,主要是:

1.解放后,不少学人试图运用苏联文艺理论认识文学现象,引起诸如《金瓶梅资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争论。李长之《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载1957年《文艺报》第3期)是本阶段重要的论文。李长之给“严格的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认为《金瓶梅》与非“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文章说:“在《金瓶梅》里,……才开始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故事而写出了一百多回的长篇,才开始触及了那末广阔的社会面,才开始以一个人的创造经营而不是凭借民间传统的积累而写出了一部统一风格的巨著,才开始有了鲜明的不同于浪漫主义作风的踏踏实实的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部长篇巨著中对现实不存在任何幻想,不加任何粉饰,而是忠实大胆地在揭露现实。”李长之对《金瓶梅》的社会意义的引发,至今仍有参考作用。

2.更能引人深思的是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载1957年《文艺报》第38期)对李长之的批评。批评认为李长之的文章归纳起来是两个问题:现实主义人物创造问题、反映时代的范围问题,指出“《水浒》里的突出而鲜明的典型性格,无论就质和量上来看,都是《金瓶梅》所不及的”,“《水浒》虽然没有完全反映出像《金瓶梅》样的特定的社会生活面,但是,《水浒》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和人物创造,不仅广泛地概括了历代农民起义的特征,同时也分明具有宋徽宗时代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批评李长之“这种机械地给现实主义下定义的结果,是只能造成社会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概念的极端混乱,模糊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李希凡认为“与其说从《金》开始是严格现实主义的标志,不如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金瓶梅》时代,正在经历着深刻地分化过程”,《金瓶梅》一方面是使现实主义向前发展了……为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像《红楼梦》那样的伟大杰作作了准备”,一方面“却在文学的基本倾向上,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客观主义”。李希凡更推崇《水浒》,说《金瓶梅》“无法抢夺《水浒》这个光辉牢固的开拓者的地位”。这个争论对于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和如何评价《金瓶梅》具有积极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争辩没能持续下去。

3.本阶段还有一场争辩同样引人注目。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一为个人创作说,一为世代累积说。自从《金瓶梅》问世,便一直是个人创造一说,只不过作者为谁,虽然王世贞呼声为最高,却也是众说纷纭而已。特别是鲁迅认为是第一部文人创作的中国长篇小说,吴晗、郑振铎又共同否认王世贞作之后,个人创作说几成盖棺定论。不料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载1954.8.29((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提出世代累积论,并列出5点理由:平话体裁,戏曲曲艺的大量引录,行文的重复矛盾,一边讲一边编的结构,淫词秽语的说书习惯等。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载1955.4.17《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则提出异议,认为不论平话体裁还是戏曲曲艺的引录,都是文人的拟作,并且举出4条理由证明《金瓶梅》是作者有计划的创作。这场争辩潜留下后来关于《金瓶梅》作者、写定者的波及海内外的大论争的基因。

(二)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与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是前呼后继,而理论阐述相对不足的话,那末本阶段至少已是齐头并进,并且开始不但在论文数量而且在部分研究课题上领先。举如:

1.《金瓶梅》版本研究,本阶段经过一批日本学人的努力,〔3〕取得全方位进展和成绩。《金瓶梅》的版本,约有抄本、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异本5类。关于绣像本(日本习称小说本)、第一奇书本、异本旧本又称缩约本),可以说鸟居久晴一人几毕其功。关于词话本,长泽规矩也、小野忍导夫前路,鸟居久晴、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多面探引,以大安株式会社1963.4一8以慈眼堂本、栖息堂本“两部补配完整”影印出版《新刻金瓶梅词话》为终结,可也说是眉目清晰。关于抄本,亦多有涉及。

2:《金瓶梅》文献研究,日本在本阶段同样成绩斐然。泽田瑞穗一马当先,著有《关于〈金瓶梅>词话所引的宝卷))(载1956.10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5册)、《<金瓶梅)书目稿拭1959.5油印)、《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载1961.6名古屋大学采华书林刊《天山系列丛书》第1卷)等,特别是后者,经过增修,于1981年早稻田大学中国采华文学会出版,成为“金学”不可或缺的资料。1963.5((大安》第9卷第5号是《金瓶梅特集》专号,收有10篇论文,成为继《瓶外危言》、《金瓶梅·附录》之后又一部论文选集。在这个专号里收有饭田吉郎(((金瓶梅>研究小史》一文,虽然比较粗疏,却是“金学”史的鼻祖。

(三)作家作品研究一般总是从文献研究入手的。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是如此,30年代初北图本《金瓶梅词话》的发现与出版,导引出一个可咨存鉴的研究成昊。日本的《金瓶梅》研究是如此,如果没有本世纪上半叶《金瓶梅》的搜求确认、翻译出版,便没有195O一1963年《金瓶梅》研究的火爆。自本阶段起,台港也开始飞动《金瓶梅》旋风,并且这一风头也是《金瓶梅》的出版。〔4〕1962年香港大源书局出版了一本南宫生著《<.金瓶梅>简说》,算是台港《金瓶梅》研究的先声。欧美的《金瓶梅》研究也是如此,西文《金瓶梅》的翻译出版,早在19世纪已发现,一直延续到本阶段及其以后。西文译本有以下三种情况:

1.片断译文,其著名者有:

(1)法国巴赞《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法文,内容仅限《金瓶梅》第1回,收入1853年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

(2)德国奥尔格·加布伦茨据满文本《金瓶梅》翻译的片段,德文,载巴黎1879年10~12月号《RevueorientaleefAmericaine》杂志。

(3)美国ChaiChu与WinberyChai翻译的《金瓶梅》第1回,英文,载1956年美国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中国文学宝库》一书。

2.节译本,其著名者有:

(1)法国莫朗《金莲》,法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1912年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

(2)德国库恩《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德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193。年莱比锡岛社出版。库恩也曾翻译《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名著,很受欧美推崇,《金瓶梅》的英、法、瑞典、芬兰、匈牙利文节译本,多半据库恩德译本于50年代转译出版。

(3)英国伯纳德·米奥尔《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英文,据库恩德文本转译,1939年伦敦约翰·苹恩出版社与1940年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分别出版。

3.全译本,其著名者有:

(1)英国克莱门特·埃杰顿《金莲》,英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译文由老舍合作,颇觉完美,1939年伦敦G.劳特莱基出版社一版,1954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修订再版。

(2)另外,韩国金龙济《金瓶梅》,朝鲜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1956年南朝鲜正音社出版。

本阶段欧美的《金瓶梅》研究也已启动,英国阿瑟·韦利为伯纳德·米奥尔英文节译本撰写的导言,论及《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创作情况、时代背景、作者、版本等,并提到作者卢楠说,主张作者徐渭说。最有成绩的是美国的韩南,仅1961~1964年,便连续发表4篇重要文章,〔5〕,其中《(金瓶梅)版本考》与(((金瓶梅>探源》尤具学术价值。前者分《金瓶梅》之主要版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万历本与崇祯本之比较,“补以入刻”的第53~57回、改头换面—第1回、散失诸回的内容,手抄本、失传的几个版本等7个部分,尽管如栖息堂本在韩南发表本文那年方被确认,所以本文不可能论及,本文于抄本、词话本、绣像本仍作有详尽的考察。海外研究《金瓶梅》版本者众,但迄今无过日本鸟居久晴与美国韩南者。《(金瓶梅)探源》对《金瓶梅》所引用的小说、话本、清曲、戏曲、史书和说唱文学,取得集其大成的成果。文章广征博求,精审明辨,直至今日,仍是数以千计的《金瓶梅》论文中的上乘之作。

四、1961年一1978年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一片空白,而台港、欧美和日本则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

(一)台港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台港约出版5部专著,发表论文30余篇。其知名者为:

1.东郭先生(刘师古)《闲语(金瓶梅>》,1977.1台北石室出版公司出版,对《金瓶梅》的思想内容、文学体裁、艺术特点、人物形象、文化色彩、方言语汇等作有广泛论述,文笔生动活泼,是台湾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70.2((金瓶梅》附录有一篇王孝廉的《金瓶梅研究》,对《金瓶梅》的作者、写作年代、评价、写作思想、版本、时代背景等作有介绍,是一篇较早的综述性导读。

2.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1978.2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从小说主题到人物塑造,从创作手法到结构布局,以形象体系探索作品思想内涵,是《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作者分析人物时有新得,唯以人性作立论之本,颇觉狭浮。孙述宇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亦可认为香港《金瓶梅》研究的重头之作。此前1967年香港华夏出版社有一册《金瓶梅研究论集》,实为姚灵犀《瓶外危言》的翻版。该书改头换面亦为香港南天事业公司与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3,最著名的莫过于魏子云。〔6〕魏子云自1972年开始发表论文,迄今已在“金学”园地辛勤耕耘近30年,出版专著5部,累计300万言,在全球首屈一指。其主要研究内容与学术观点是:

(1)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影射明朝万历时事的政治讽谕小说,在《(金瓶梅>编年说》中指出,小说第70一71回的记年就是隐指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天启元年。这一旧红学惯用的索隐方法,遭到美国郑培凯的批评。《金瓶梅》以宋喻明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因此大陆学人的商榷意见,持论比较公允。

(2)挖掘、整理、注释《金瓶梅》史料,他在《明代<金瓶梅>史料注释·绪说》中说:“我这2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诸多探索所得,无非为研究《金瓶梅》的同道友朋,提供了一件件史料,作为参考而己。”他申发义理说,认为“集字成辞,集辞成语,集语成句,集句成段,集段成章……无不由义理成之”。

(3)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版本,主张小分作抄本与刻本两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可分作前期、后期两段,认为现存《金瓶梅词话》即《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系天启初年改写、天启年间刻成。其第1回刘邦宠戚夫人欲废嫡立庶作为楔子,这顶王冠戴不到西门庆的头上,这种剩余痕迹,说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系改写本。

(4)注重《金瓶梅》人物形象分析,曾计划写作《<金瓶梅)人物论》、《(金瓶梅)艺术论》,并依据原著线索,以现代小说手法再创作出《潘金莲》、《吴月娘》两部新小说。

(5)为《金瓶梅词话》‘注释凡40余万言’,所注虽不无可商榷之处,却是众多的《金瓶梅》语言研究专著中较早的也较有影响的一部。

(6)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说抄本《金瓶梅护、刻本《金瓶梅词话》、绣像本《金瓶梅》的作者不二定根同,“认为这部书的作者,不一定是山东人,··….可能是一位籍隶江南吴越某地而长千北地的宦家之子”(《(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所以他一人就提出沈德符、冯梦龙、屠隆三位候选人。

(二)欧美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欧美约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者主要是美国、苏联、法国的学者。其著名者有:

1.不少欧美学人选《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如詹姆斯·沃恩的(((金瓶梅>的版本与校勘》,1964年发表于纽黑文耶鲁大学:弗劳克·法斯滕瑙的《<金瓶梅)的人物形象与<玉环记》:中国小说理论试析》,1971年发表于慕尼黑路德维格—马克西迷连大学;保罗·马丁森的《报应和赎罪:从(金瓶梅)观察中国宗教和社会》,1973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等。

2.《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研究引起美国学人的兴趣。戴维特·’罗依《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载浦安迪主编之《中国的叙事文学)),乃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古典文学讨论会论文汇编,1978年普林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认为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是中国古代小学传统评点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该给张竹坡一个重要地位:指出“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强调艺术结构的整体评论,而不是微言大义的阐发”,因而“是很光辉的文学批评”。该文发表时,张竹坡家世生平尚未揭晓,所以作者错认为张竹坡是张潮的侄子,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时间也给提前了10年。苗效侠《张竹坡评论<金瓶梅>》(载浦安迪《中国的叙事文学》)与前文以及阿瑟·戴维·韦利的《〈金瓶梅)引言少同为张竹坡研究的早期重要论文。另外,台湾潘寿康《张竹坡评<金瓶梅>》(1973·12台北《黎明文丛》18)也留意到此一选题。

3.苏联的《金瓶梅》研究同样引人瞩目。用力最勤的是马努辛。〔7,他在《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中推测“兰陵”二字应是“酒徒”的意思,因为兰陵这个地名使人很容易想起李白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因此,“应当将兰陵笑笑生看成一位嘻嘻哈哈的喝醉了酒的人,一位经常喝得醉熏熏的家伙”,而这位“兰陵醉汉便是一仪敢于去揭露社会溃疡的人物。”作为假设,他推测可能是李贽、徐渭、袁宏道、冯梦龙等人。更见理论功力的是他的《金瓶梅》人物论。他在《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描写手法》中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取材于作者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作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背景之上描写暴发户西门庆,把他看作典型环境下活动的时代主人公的典型社会形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造。”“把平凡的现实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这一创造要求作者有新的表现手法”。他认为“小说中的形象,按表现的原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传统的方法表现的,另一类结合了传统的和新创的方法。第一类形象是人数众多的媒婆,招摇撞骗的庸医,不学无术的冬烘,测字算命的先生,以及和尚、尼姑等。……《金瓶梅》中描写人物的传统手法……一般用于塑造次要的或者插曲式的人物形象。……但一当书中出现西门庆、李瓶儿、吴月娘时”,“故事的叙述者竭力退居一边,让人物自己去进行活动,通过他自

己的言词和行动来表现自己。……在《金瓶梅》皇,通过语言来表现性格成了典型的一个主要手段”。他说《金瓶梅》“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发展,即从细节的真实过渡到形象的典型化和情节的典型化”。马努辛对“金学”的最大贡献是用毕生精力和心血译成俄文版《金瓶梅》。该书印制考究,装帧精美,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77年一版,印行5万套,1986年二版,又印行了7.5万套。该书据《金瓶梅词话》节译,虽然篇幅只有原作的2/5强,但删选比较得当。该书由马努辛主译,舍契夫、雅罗斯拉夫、李福清等润色帮助,所以译本质量较高,是《金瓶梅》外文译本最好的几种之一。马努辛的俄文译本《金瓶梅》未及最后译完出版,便英年早逝;译本的序言《兰陵笑笑生及其小说<金瓶梅>》和注释由李福清撰写,李福清在序言中着重阐明了各类象征和隐喻的含义,简明分析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物形象,指出了说唱文学以及儒家、佛教、道教对小说的影响,认为“把主要的笔墨集中用于描写主人公的私生活”和“花了很大篇幅去描写中国妇女的生活,是作者的两个创,举,说“这部长篇小说宛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危机四伏时期的一面镜子”。娥尔嘉,费舒曼《论(金瓶梅)》(载作者著《中国讽刺小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说:“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家庭的兴衰史。实际上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图景—社会生活的腐败和私人生活的糜烂。”因此,她不同意有人对《金瓶梅》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没有正面人物、没有光明前景、没有作者理想的指责。她还认为《金瓶梅》从写作技巧‘、结构方式、讽刺艺术等方.面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立论平稳而要言不烦,不失为一篇简洁明当的绍介文字。

(三)日本的《金瓶梅》研究

日本学人对《金瓶梅》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本阶段又出版有2部编著,发表论文30余篇。其可资存鉴者有:

1.探讨《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引起日本汉学界的兴趣。小野忍《〈金瓶梅>的文学》(载《中国的八大小说》日本东京平凡‘社1965.6.15一版)认为“从现成的作品中构思或者取材,是明代以及明代以前的长篇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情节有趣,必金瓶梅》便按照惯例借用了《水浒传》。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载《天理大学学报))1973.3第85辑)则通过大安影印本《金瓶梅词话》、天都外臣本《水浒传》、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比勘,认为《金瓶梅》抄写的是天都外臣本。当然,作者认为因为《金瓶梅》只是化用《水浒传》而另自结构成书,所以抄始于1932年《金瓶梅词话》的发现,或者“更严密一点说,是此书由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主持影印一百部的民国22年(1933年)3月开始的”。该文与饭田吉郎的(((金.瓶梅>研究小史》并为“金学”史的开山之作。其《随笔<金瓶梅>》(载《中文研究》1969.12第10号),对西门家的传说、木偶戏《金瓶梅》、张竹坡的“读法”、满文《金瓶梅》、金瓶梅传奇、俗曲的潘金莲、明治译本《金瓶梅》、尾崎红叶的《三人妻))(其主人公余五郎即日本的西门庆)等介绍甚详,走的仍是“述而不作”的路子。

3.本阶段日本出现了一些新的《金瓶梅》研究者,如清水茂、后藤基巳、寺村政男、中野美代子、池本义男、阿部泰记等。如寺村政男《(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载1978.6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研究会编《中国古典研究》第23号),从回目、冒头诗、正文细部等3个方面,探讨了改订者与作者“意识上的区别,或者从词话到小说的过渡过程和读者要求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结论是“改订本不仅只是改正词话本的错误而进行的单纯性的工作,而且还试图从《水浒传》中超脱出来,进一步尽量除去说唱故事的因素,使之更加独立化。因此,我敢于说它是进行了向近代小说推进一步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起了过渡到清代小说的桥梁作用吧?”寺村政男在(((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载1976.12《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中说:“《金瓶梅词话》由小野忍、千田丸一氏共同译成。有了这一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不能不进入细部研究的时期了”。“看官听说”考就是他说的细部研究之一,他通过对《金瓶梅词话》全书45处“看官听说”的分布、形式和内容的分析,认为:“一般能分成二个部分,那就是一部分是‘说明文字’,另一部分为‘批判文字’……它的所谓批判性是缺乏的,但这丝毫也没有降低这部小说的评价。《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大致是使用了,所谓惩恶的中国小说的常套来结尾的,但这部小说描写得最生动的地方是那些作为善人畏惧的恶的部分。”又如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载《中国的八大小说)))认为“《金瓶梅》里所写的年代和写作《金瓶梅》的年代是非常接近的,……《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了西门庆这个人物成功地而又出色地浮雕了明末新兴商人阶级富有特征的生活状态”,文章说:“让我们把这部小说作为坦率地、细致地讴歌了16世纪的中国全社会向着新的风气、新的方向开始转化运动的时代精神,以及在这个经济伦理观、道德伦理观的基础之上,人们的非常开阔而旺盛的思想和行动的市民文学的杰作来品读一下吧。”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自1900年至1978年,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现代阶段的正式启动:以中国大陆、日本、台港、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研究水平。至此应当说,《金瓶梅》研究具有十分厚实的根基和无比开阔的前景。中国大陆的研究一度消歇之后,其巨大的潜力即将奔突洋溢。可以想见,一个《金瓶梅》研究的火红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一门新的“显学”正在催生。(待续)

注 释

〔l〕如幸舟《<金瓶梅》研究综述》(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2一版);石昌渝、尹恭弘《六十年<金瓶梅)研究})(载《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一版;周钧韬《现代对(金瓶梅)及其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载《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4一版);宁宗一《“金学”建构))(载《说不尽的<金瓶梅)》,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一版);周钧韬《(金瓶梅)研究:1985》、《(金瓶梅)研究:1986》(载《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8);刘辉《回顾与喻望—<金瓶梅>研究十年》(载《金瓶梅研究》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一版);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载《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2、3期);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4一版;宁宗一《回归文本:21世纪<金瓶梅》研究走势臆测))(载《金瓶梅研究》第六辑,知识出版社1999.6一版);梅新林、葛永海灯金瓶梅>文献学百年巡视》(载《文献》1999年第4期);小野忍《<金瓶梅)解说》(载《金瓶梅》上卷东京平凡社1960.12一版);饭田吉郎《(金瓶梅)研究小史))(载《大安》1963.5第四卷第5号);泽田瑞称《(金瓶梅》的研究与资料》(载《中国八大小说》,东京平凡社1965.6一版)等。另外,刘辉、杨扬《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6一版;周钧韬、奋歌《我与金瓶梅》,成都出版社1991.7一版;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一版;张兵、张振华《金瓶梅说》,江西教育出版杜1999·1一版等;以及一些《金瓶梅》资料汇编、《金瓶梅》论文选集等,亦可认为此类作品。

〔2〕《<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清华周刊》1931.12第36卷4一5期;《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攀及其衍变》,《清华周刊》1932.5第37卷9一10期;《(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1.1第1卷第1期。尤其是后者,近3万言之分5个部分。

〔3〕如长泽规矩也钊金瓶梅)的版本》,1949年东京东方书局版《金瓶梅·附录》;小野忍《关于<金瓶梅>的版本》,1950.12《东京支那学会报·》第7号;鸟居久晴《关于京都大学藏(金瓶梅词话》残本》,1955.4《中国语学》第37号;鸟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1955.1。《天理大学学报》;鸟居久睛《《金瓶梅)版本考订补》,1956.8《天理大学学服》;鸟居久晴《关于〈绣像金瓶梅〉》,1956.8《天理大学学报》;鸟居久睛《<金瓶梅》版本考再补》,1961.2一3东京《大安》第7卷第2一3号(总第64一65号);长泽规矩也《〈金瓶梅词话〉影印经过》,1963.5《大安》第9卷第5号;上村幸次《关于毛利本〈金瓶梅词话〉》,19635《大安》第9卷第5号;饭田吉郎《关于大安本(金瓶梅词话》的价值》,1963.5《大安》第9卷第5号;太田辰夫《关于(金瓶梅词话》北京影印本的注记》.1963.5《大安》第9卷第5号;鸟居久晴《<金瓶梅词话》版本考补说》,1963:7《大安》第9港第7号等。

〔4〕如台北四维书局1955.5《金瓶梅词话》,10。回,删节本;台湾文友书店19565《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台北启明书店1960.6《绘图古本金瓶梅词话》,100回,为世界文学大系之一;香港文海出版社1963l((足本金瓶梅词话》,虞山沈亚公校订;香港上海杂志公司与光华书局分别影印栖息堂本布金瓶梅词话》等。

〔5〕《中国小说的里程碑》,收入道格拉斯·格兰特与麦克卢尔·米勒合编《远东:中国与日本》,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金瓶梅>版本考》,载1962年《大亚细亚》新丛刊9;《(金瓶梅)探源》,载1963年《大亚细亚》新丛刊10:1;《小说与戏曲的发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编辑的《中国遗产》,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

〔6〕魏子云《金瓶梅》研究著作有:

(l)金瓶梅探原 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4月

(2)一月皇帝的悲剧 自行抽印1981年2月

(3)金瓶梅编年纪事 自行抽印1981年7月

(4)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时报公司1981年8月

(5)金瓶梅词话注释 学生书局1981年12月

(6)金瓶梅审探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

(7)金瓶梅札记巨流图书公司1983年12月

(8)金瓶梅原貌探索学生书局1985年3月

(9)小说金瓶梅学生书局1987年1月

(10)金瓶梅的幽隐探照学生书局1988年10月

(11)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台清商务印书馆1989年2月。

(12)金瓶梅散论台清商务印书馆1990年9月

(13)明代金瓶梅史料论释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6月。

(14)金瓶梅研究廿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

(15)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6月

〔7〕著作如《长篇小说<金瓶梅)与中国文艺批评中反传统倾向的斗争》,载《高等学校学术报告·语文学》1961年第2(14)期;《16世纪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革新》1964年副博士论文;《评<金瓶梅)小说及其作者》,载1974年莫斯科版《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描写手法》,载《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载1979年版《东方语文学问题》等。

〔8〕发表有《(金瓶梅>作者试探》(载天理大学《中文研究》1964.11第4号)、《〈金瓶梅〉的语言})(载《中国的八大小说》)、《〈金瓶梅〉歇后语我释(l)一(7)》((l)载《天理大学学报1966.12第53辑;(2)载《中文研究》1967.1第7号;(3)载《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1967.9第9号,修改稿载《天理大学学报)}196012第64辑;(4)载《天理大学学报》1967.6第55辑;(5)载《天理大学学报))1967.12第56辑;(6)载《天理大学学报》l,70.3第66辑;(7)载《天理大学学报》1970.9第65辑,补订稿载《中文研究))l972.1第12号)、《明代庶民语的一面》(载《中文研究》1968.1第8号)、《关于(金瓶梅)的续书》(载《天理大学学报》1970.3第65辑)、《〈金瓶梅〉诙谐语言的研究》(东京光生馆1972年版)等作品。

原载:《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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