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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全集》的一点印象

程光炜

近年来,现代文学作家全集出版的数量骤增,成为一时的文化景观。在精神失重的历史时期,反映一位作家思想人格全貌的“全集”,据说可以填充市场经济的文化空白,对个别有志青年,不失有某种人生导向的作用。一位作家的全集,实际还是一部小型的文学史,他个人活动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历史活动的过程,因此被文学史家有意删改或无意忽略的史实,大概会在全集中恢复它们的真实面貌;反过来说,即使全集的编者出于“为贤者讳”的想法,想去掉不应去掉的篇什,也是难以通过负责任的文学史的五指关的。

作家全集的出版固然是一个好现象,但有两个问题不免令人担心:一是全集“不全”的现象。为了纪念某作家的诞辰,出版社将全集计划匆匆上马,因有时间“下限”,所以最终编成的全集遗漏甚多。一般读者倒没有损失,苦就苦在那些关注全集的有心人,因为全集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全集不全势必会导致叙述的残缺,甚至走样。二是亲属“参与”全集的现象。不可否认,要想完成一部资料浩繁、关系纵横交错的作家全集,没有亲属的积极介入,单凭编者一个人去爬梳是困难的。然而,亲属“积极”介入也应有个分寸问题。对作家,亲属一般是站在溢美、颂扬的立场上,而编者一般都倾向于忠实当时历史的面貌,向往客观、全面的学术标准;亲属一般希望通过此事重新塑造作家的“形象”,而编者则想藉此重现文学史的真实。所以,材料的取舍、文章的排序、历史人物的隐现等等问题,很容易成为二者发生不愉快以至冲突的“焦点”。姑且不谈有些全集还发生了多处修改原作这样令人感到不安的现象了。殊不知,忠实历史应该高于忠于个人,全集的出版应该对历史而不应只是对个人负责,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做到的确需要宽阔的襟怀和高远的历史见识。

看到蓝棣之先生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全集》,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何其芳既是京派文学在新诗、散文创作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又是20纪40——60年代左翼批评理论的重镇之一,这本来就显得矛盾的形象,天然地缺乏被“整合”的条件。也许因为如此,“思想进步,艺术退步”一说在80、90代一直不能统一何其芳研究者的思想,然而在我看来,它或许就是何其芳的历史魅力。除何其芳大量的诗歌、散文、批评和艺术研究成果之外,编不编他50年代批判胡适、胡风和冯雪峰等人的文章,相信会受到学界的注意。难得的是,这些文章不单尽数收入,蓝棣之先生还力所能及和坦率地在《序言》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批评,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批错了,但这不等于说,在学术的层面上,永远不再有对其中的具体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任何讨论的余地”,“重要的是,细察何其芳的思想脉络,何其芳所希望做的,也的确是学术批评,而不是政治批判,这是有迹可寻的。”又说,“何其芳的理论批评著作,其局限性和失误,毋庸讳言,在所难免。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社会、政治条件之外,就个人本身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是一位柳树性多的同志”,认为他虽然在贯彻权威理论方面“有那么一些复杂的和原则性的看法”,“却不敢在自己的论著里坚持下来”,原因就在性格上的优柔寡断。这种不回避历史,又能设身处地为当时者考虑的勇气和评论态度,大概是近20年间不少全集编者所缺少的吧?

对作家全集的编著,批评作家的眼光,其实不只是对人生的读解,还包括了对历史的读解。如前面所说,作家全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缩影,某种程度也是一部历史的缩影。这一历史进程,决定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价值观念和面貌,重构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今天看来,当代人写历史不可能完全回避虚构性的一面,但这不等于说,不去面对对我们的人生影响甚大的历史。这正如蓝棣之先生所说,“为了保持何其芳文学和理论遗产的完整性和历史的原貌,编选时不仅未对收入全集的任何文集的任何文章进行删节,同时,也未将任何一篇他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从全集里删除。”这恰好是读解历史的一种态度。事实上,“保持”历史的完整性,正是今天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作家全集的编选意义,大概也正在这里。

原载:《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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