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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应光 何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庆三峡学院、重庆市万州区文体局联合发起,重庆三峡学院、重庆市万州区文体局联合主办的“纪念何其芳90周年诞辰暨第二届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11日至13日在重庆万州举行。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共49人,提交学术论文28篇,有22位与会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卓如研究员在《怀念何其芳同志》的第一个发言中,以受何其芳亲切培养的一代后学的身份,对何其芳诗歌散文创作、文艺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及其在精心培育青年人才方面尽心竭力的高贵品质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会上,重庆三峡学院何休教授作了关于80年代以来“何其芳研究”的情况介绍。与会专家学者对何其芳诗歌、散文创作特点,文艺理论批评的特点和贡献及其思想、人品、个人身份的演变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一 研究视野的开阔


80年代以来我们的何其芳研究,针对个别时段、具体作品、具体理论批评问题的研究较多,而以更宏大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来观照何其芳创作、理论批评、思想发展和“角色”演变的研究评论则相对地比较少;研究何其芳诗歌、散文、文学理论贡献的比较多,而关注其小说、旧体诗和文学批评的则很少。这次会议刚好在上述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出研究视野的拓展与视角、方法的调整。例如重庆师院郝明工教授把研究视野投向何其芳后期,把何其芳的个人境遇与整个共和国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考察,试图对何其芳的文学地位作出适当的评价。他认为“共和国文学运动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场景,对于何其芳同志的个人文学境遇进行着严格的限制。因而其个人写作的最大张力,仅仅取决于共和国文学运动中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之间的那种主从关系,是紧密还是松动”,因此“可以说何其芳同志的文学地位,就是从现代革命文艺战士到当代革命文艺战士,在工农兵文艺向着共和国文学演变过程之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革命作家兼革命文艺批评家”(《何其芳同志与共和国文学运动》)。重庆三峡学院陶德宗副教授的论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何其芳》,以更宏观的视野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何其芳,作了一种高度的概括,认为他是一个“闪光的另类”,经历了“真诚的嬗变”,并在论述中对其具体表现的特点做了颇有说服力的阐述。安徽师大的翟大炳教授和《山花》杂志主编何锐先生的联合发言,对何其芳晚年计划中的多部头“长篇小说未完稿”进行了一种“格式塔猜想”的研究批评,揭示了体现在小说已成部分及其创作意图中的何其芳思维定势的局限性和“何其芳道路”(亦即小说主人公道路)的悲剧色彩,并对何其芳的“真诚”作了有保留的批评:认为作者仍囿束于“左”的政治思想而没有反思意识,不恰当地“为不该忏悔的而忏悔,应该忏悔的却没有忏悔”。对主人公董千里的描写有脱离生活真实和历史实际的倾向,“理想化、程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也相当严重”;因而何其芳没有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倒是一种幸事,否则会给后人“留下话柄”(遗憾)。这种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批评,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何其芳晚年的思想和创作及其给予我们的教训,作为一种学术探索是值得提倡的。重庆日报主任编辑万龙生先生对何其芳的旧体诗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从何其芳的人生经历、诗学观点、晚年情怀、作品的艺术特色等方面给予了比较全面的评介。“何其芳研究”早已是一种国际性的学术活动,许多外国研究家也对“何其芳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有着他们研究的特点和一定的成绩。但我们长时期以来,对国外何其芳研究状况及其研究视角与特点,却缺少关注和了解。在这次会上,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蒋登科教授就“西方视角中的何其芳及其诗歌”作了梳理和介绍。他介绍的范围,主要是欧、美、澳大利亚等地区的英语国家关于何其芳诗歌的译介和研究情况,重点涉及到哈罗德·阿克兴、许芥昱、杜博妮、奚密、叶维廉等人共8种文本。他指出:“西方学者在介绍何其芳时,主要是介绍他的生平和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些艺术特色,尤其是他在艺术观念上的转变。对他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则比较少。”同时指出:“(何其芳)作品的艺术性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而西方学者在讨论何其芳诗歌的时候,角度却比较多,有的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有的甚至把诗歌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个部分。不过总体说来,人们对(何其芳)作品的艺术性还是更加看重些,无论是在翻译时选择作品,还是在进行评价的时候(都能表现出来)”(《西方视角中的何其芳及其诗歌》)。日本学者、著名诗人阿部俊明,也介绍了“何其芳研究”在日本开展的一些情况。这对于我们扩大何其芳研究的视野,调整我们的研究视角,都有一定的启发。

二 文本研究的深化

文本的研究仍然是此次会议的一个重点。新时期以来,对何其芳创作的文本研究,大多侧重其早期作品的思想内容、情绪表现和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分析与探讨,有的分析评论文章已有相当的深度。但多角度的研究还很不够,审美批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次研讨会上出现了一些角度新颖、研究深入的文本批评,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洁宇博士在题为《梦中道路的迷离》的文章中,分析了何其芳早期作品的“神话情结”,给人以新鲜感和清晰感。认为何其芳“对古今中外的神话、传说、童话与民间故事尤为偏爱,并在诗文作品中将之精心化用,使其成为一系列与现代诗情完美融合的意象群,从中反映出诗人独特的审美观念与心态情感……体现出何其芳一种独特的‘神话情结’;这‘情结’贯穿于他的早期作品中,随其诗歌艺术追求的转变而淡化、隐匿或消失”,“追踪这‘情结’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条解读何其芳情感艺术世界的重要路径”。又如重庆三峡学院谢应光副教授(四川大学在读博士生)在其《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的发言中,从一个过去人们未曾涉及的新角度,对何其芳诗歌文本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何其芳在人们眼中往往是以一个抒情诗人著称,但实际上他对叙事的偏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却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在其前后期作品中叙事的特点、模式和功能有着显著的变迁。何其芳诗歌抒情因素总体倾向是由强到弱,而叙事因素的总体倾向则“是由隐至显,由弱至强,由审美迁移到实用功利”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苏州大学博士生梁笑梅对《画梦录》文体形成的多元因素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其在孤独寂寞中编织美梦聊以自慰的文学个性、以诗的笔法写散文的偏爱、其所受李商隐的影响和对欧风美雨象征诗的选择与迷醉,认为:何其芳的《画梦录》是何其芳艺术个性与传统影响和西方(象征)诗潮相互交融的产物。这里所作的探讨和解读,是富有个性特征与学术价值的。

三 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

本次研讨大会的发言和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也趋于多样。如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贺仲明博士在题为《我是谁———论何其芳的身份悲剧》的发言中,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对何其芳进行“身份”研究,论述了诗人何其芳自觉和被迫地而兼有其他身份:自觉的“兼有”是一种进步,但被迫的“兼有”(其他身份)就会产生一种悲剧性,使之偏离了文学正当的轨道,以至自觉不自觉地发表一些明显偏颇的批判言论,其原因有现实环境的压力,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知识分子性格上的弱点,还有何其芳自身的知识结构较为单纯———只偏于文学而缺乏深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支撑,影响了思想的深刻,因而顶不住压力有关。认为何其芳的人生道路、文学道路都有悲剧性,从而提出了一种深刻的思考。此外,蒋登科教授通过比较的方法,确定何其芳在西方英语世界的研究视觉中的特点和地位;张洁宇博士通过神话学的分析,建构何其芳早期作品的思想意蕴;谢应光博士运用叙事学的方法,观照何其芳诗歌中的叙事因素;翟大炳教授、何锐主编的联合发言,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去解读何其芳“小说未完稿”;郝明工教授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去给何其芳作身份定位,并用以观照何其芳的后期创作;张建锋副教授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何其芳的人格和文品等等,都充分说明了何其芳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四 研究队伍出现新的力量

本次会议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欣慰的气象,就是研究队伍出现了新的力量。1986年10月《首届全国何其芳学术研讨会》在万县师专举行的时候,参加那次会议的是当时的一批老专家。此次大会除了部分老专家外,多数是比较年轻的学者,他们对何其芳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有的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论点。例如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生罗文军,在其题为《何其芳诗歌的语境矛盾与神性嬗变》的论文与发言中,以宏观的视野,从何其芳的整个诗歌生涯看其个人话语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艺术神性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何其芳个人话语与时代主流话语既冲突又融合的过程”,处于“边缘”、“融合”、“冲突”与“沉默”等种种情况,认为:“其诗歌创作及其前后变化所体现出来的语境矛盾,及其由此影响着他诗艺的美和诗歌本体上的神性嬗变并进而限定了他后期的诗歌创作,这是20世纪较为普遍的文艺现象,其中隐含着具有深刻意义的诗学问题”。正如《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王保生研究员在作总结发言时所说:“一些老专家的发言很有深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但这次研讨会最大的特点是充满青春锐气,一批博士、硕士踊跃发言,他们参加到何其芳研究的队伍里来,这是这一研究领域兴旺发达的标志。可以预料,何其芳研究必定会有更为美好的前景,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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