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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话语与时代语境的脱离与融合

——何其芳前期思想与创作

何休
内容提要 在193l一1942年间,何其芳从唯美主义的诗人和散文家,经过自我嬗变而走向革命群体和革命现实主义方向,其个人话语特色经历了与时代语境相脱离,逐渐融入时代语境的过程,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也为之一变,但都还保持着其鲜明的主体性,给我们留下了《预言》、《夜歌》、《画梦录》、《还乡杂记》、《星火集》等富有特色的文学遗产,从而奠定了何其芳的文学地位。

一、“何其芳现象”的谈论由来已久

“何其芳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既有其独特性,又有其相当的典型性。作为一份文学遗产,还将继续对后世发生影响,我们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去加以研究和总结,从研究中去获得正确的认识,这才是我们所要采取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1946年8月—10月沈从文先后两次接受记者访问时,都涉及到他对原来的学生何其芳和朋友丁玲到延安以后创作情况的关注和看法。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读预科时,沈从文任现代文学课的老师,所以沈从文对后来有了突出成就并荣获《大公报》文学奖的何其芳,是十分引以为荣的,一直关注着他。但何其芳到延安以后,尤其是1942年以后的创作,却令沈从文先生颇为失望,他认为何其芳和丁玲现在都盲目地跟随政治跑,丧失了创作的主体性,特别为何其芳扩大了生活天地却反而写不出好作品深感惋惜。沈从文对何其芳到延安以后的创作的评价,固然还缺乏分析的态度,没有看到他在1938年至1942年之间也写出了具有另一种个人风格的好作品,何其芳只是在“文艺整风”之后才没有新的好作品出现;但沈从文毕竟是尖锐地提出了问题。

度过了1942年以后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深感自己在创作上一片荒凉的何其芳,在诗作《回答》(1954)和《何其芳散文选·序》(1956)中都表现了他对自己创作的荒芜和水平的下降的深深愧疚。《回答》是诗人矛盾心态的集中展示,一方面是政治的苛求:“有一个字火一样灼热/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有一种感情海水一样深/但它又那样狭窄,那样苛刻”;另一方面是创作上的没有成果的愧疚:“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鬓边的白发警告我四十岁的来到,/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这已经含蓄地表明了他诗歌创作所以“稀少”的原因,就是深感政治的“苛刻”和创作天地的“狭窄”,而他又不愿意马虎从事,所以就“变为沉默”了。1956年,他应出版社的要求选编一部《何其芳散文选》,他检视自己20多年来的散文创作,更深深地感到一种强烈的失望: 

二十多年来,除开纯粹议论性的文字不计外,我一共不过写了四五本薄薄的杂文集子,哪里能够从它们选出一本来呢?……现在有些人好象主张我们的语言文字里废除‘难过’这一类的词汇……但没有办法,当我读完了过去写的那些小册子,当然也选出了这样一本,我的心境却实在不能用别的字眼来形容,只有叫做难过。这还不仅由于可选的文章太少。一个人的生命过去了很多,工作成绩却很少,这已经是够不快活的事情了;但更使我抑郁的还是我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当我的生活或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变化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和杂文却好象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侯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所以抗日战争中写的那些文章我只选了四篇,整风运动后写的那些杂文我只选了五篇……我想,一个认真的有责任感的人,他发现他的工作做得不好,因而难过,这倒是正常的。(《何其芳散文选序》)

何其芳对自己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毫不讳言的认定,是和曾经荣获《大公报》文学奖的著名散文家的历史荣誉很不相称的,他自然会思索自己,追问自己:为什么“延安整风”以后这样漫长的时间,就写不出好的东西来了呢?1959年8月29日一位四川读者(周迅)在给何其芳的信中说:“敬爱的其芳同志:我喜欢您的散文,但总觉得您早期的作品比后期的作品更有味道一些。开初我不敢承认,即使承认,也只好说是由于个人的偏爱。但文章一页一页地读下去,这感觉也一次比一次强烈,直到最后,我不得不这样想:您早期的散文作品在艺术技巧上比后期的作品成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为什么当一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逐步深入和进步的时候,写作的艺术会有‘退步’的现象呢?”这位读者的阅读感受和由此产生的困惑,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何其芳于9月19日写信给予回答,从创作发展变化的角度作了比较分析,没有笼统地肯定和否定,但总体上是承认他在艺术上是有那么一种下降趋势的。

何其芳60年代在检视自己的创作成绩时,对自己后期创作的收荒歉芜和艺术质量下降所表示的惭愧和难过,是同他对自己前期的诗文创作所表现的一种欣赏与自豪心理联系在一起的,对其早期作品的艺术质量有着相当的自信。这在《还乡杂记·附记二》(1944年于重庆)和《夜歌初版后记》(1944年于重庆)里,都有鲜明的表现。

到1964年,何其芳在为论文集《文学艺术的春天》作《序》时,再一次回答那位四川读者关于他思想进步以后,他的诗文创作为什么不能保持前期创作那样高的艺术水准的问题。他解释说:“思想对于创作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一个作者的政治思想、艺术思想、艺术上成熟的程度,这三者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是平衡的”;“思想的发展、艺术形式和表现能力的发展,既不是直线上升,也不是两条平行线似的前进,而是颇为曲折复杂的。但总的说来,一个作者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艺术思想、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也总要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因此,用我早期的那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来写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散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内容总是要决定我们的形式和风格的革新,总是要寻求新的形式,形成新的风格。”何其芳在这里显然表示说,自己已不能再写早先那种内容和风格的作品了,他必须适应思想和内容的变化,去寻找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但这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还在探素之中,还不能达到“高度的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何其芳在这些论述和解释中所包含的遗憾和困惑,是很清楚的。这既是针对着自己创作讲的,也符合文艺创作发展的辩证规律:作家的思想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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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评论》
发言者:??发表时间:2009-10-17 17:13:00??IP地址:222.17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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