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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姓名: 白居易

字号: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籍贯: 祖籍山西,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附近)

朝代:

【生平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居士。因曾官居太子少傅,又称“白傅”。他死后被谥为“文”,后世又称他为“白文公”。白居易自称是秦朝大将白起的后裔。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故写诗作文署名时,往往自称“太原白居易”。

白居易曾祖父时代,举家迁居到下邽(今陕西渭南)。据白居易讲,他的祖父白锽“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在白锽任官河南时,白家寄居在郑州新郑(今属河南)。白居易就出生在这里。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明经出身,先后做过彭城县令、徐州和襄州别驾。白季庚四十一岁结婚,夫人陈氏善良贤惠,颇有见识。白居易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弟弟白行简,官至主客郎中,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白居易从小聪颖过人。六七个月大时,乳母指着“之”、“无”二字读给他听,他口未能言,但心已默识,以后无论谁让他指认,他都能明辨无误。三岁时,母亲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五、六岁时,他开始学作诗,九岁时已懂得声韵。母亲对他兄弟几人的学业要求很严,但态度和蔼。白居易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里回忆说:“及别驾府君(即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篦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

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因避藩镇动乱,随父亲任所变动,辗转于江南符离、襄阳等地。十五、六岁时,他知道了可以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苦节读书”,二十岁前后,“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他终于通过宣州府的乡试。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第一次到达首都长安。第二年正月,他向给事中陈京写了一封信,同时献上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以求赏识。这是唐代所谓“行卷”的习尚。白居易在信中说,自己“上无朝廷附离之援”,这并非空言。好在是金子终将发光,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一举登进士第(第四名),是登第十七人中最年少的。不过,和唐代其他知名的文人相比,是比较迟的。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再登书判拔萃科(第三等),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为朝廷校勘和整理图书典籍,从此踏上仕途。这年三月,他结识了后来“海内声华并在身”的元稹,从此成为“谊同金石,爱等弟兄”的莫逆之交。白居易后来回忆说:“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二人“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们以相似相近的平易流畅的诗风,共同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也就是晚近以来相沿而称的“元白诗派”。

因为制举考试是皇帝下诏甚至亲临主持以选拔人才的特殊科目,名望较高,加之登科后不但可以立即授官,升迁较快,而且还能授以所谓美职、清要之官。于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辞去校书郎的职务,和元稹相约,共同应制举。元、白二人退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时事,在如切如磋的备考中,彼此交谊进一步加深。白居易在此期间撰写的《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元稹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中第三次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一名,因为唐代制科照例无第一等、第二等。白居易则因为对策语直,屈居第四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二等。登科后,白居易被授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元和二年秋,白居易被朝廷调任为进士考官。考试完毕后,又被添补为集贤院校理。同年十一月五日,他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五首,六日正式充任翰林学士。这是白居易仕途生涯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任职。

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被任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迁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要。这段时间,白居易的政治热情很高,经常上书朝廷,直陈时弊,如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等,可谓“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他还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大量讽谕诗,进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元稹、白居易以及李绅,以新乐府诗歌为轴心,初步形成了倾向、内容乃至风格相近的创作群体,后人为表彰其成就和意义,称之为一场“运动”,即“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810),元稹贬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遗,政治境遇上的进退影响到他们思想上的转变,因而新乐府创作作为一场“运动”,很快就趋于消歇了。

元和六年至十年,白居易因丁母忧而罢官回乡,服除回朝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属官,负责陪侍太子读书,讽谏太子过失)。

白居易心态的转变,在元和七年812他刚过不惑之年、退居渭上前后的诗作中,有许多明显的表现。其中闲适诗《适意二首》的自白最有代表性: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害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就元白新乐府创作来说,元和五年已是一个过渡。尽管此后元稹有《古题乐府》,仍继承着新乐府创作的精神,但就元白诗派的主要创作方向而言,已从元和五年开始转变到“元和诗”了,至于对这一“运动”在理论上予以系统总结,则又要等到白居易元和十年(815)所写的《与元九书》。

元和十年六月,两河的藩镇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了当时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时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他上疏请求限期严缉凶手。不料,当朝宰相韦贯之等,以白居易身为东宫官,却先于台谏“越职言事”,不免嫌恶。一些素来对白居易没有好感的人又趁机诬告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他还作《赏花》及《新井》诗,其行为有伤名教。于是,当年八月,奏贬白居易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宜任地方长官,于是又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打击实在是很沉重,因此成为白居易一生的重要分界线。从此他由“志在兼济”,迅速而全面地转为“独善其身”,决心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未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改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仕途有了转机。他一方面率州民西涧植柳,东坡种果,深得百姓拥戴;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元和十五年,他被召还长安,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迁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转上柱国。此时,朝中朋党倾轧,国事日非。为避免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他疏浚城中的六口井,以利饮用;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离任之时,他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塘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他还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白居易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在任满离苏州时,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白居易改任秘书监(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又回到长安。大和二年正月,授刑部侍郎(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次年,白居易五十八岁了。他深感年老体衰、宦途多险,便决意彻底引退。大和三年春,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从此长别帝都长安。在洛阳,他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中隐”生活,既稳保富贵,又远祸全身。这一时期,“诗豪”刘禹锡成为白居易在元稹逝世后的新诗友。二人“朝觞夕咏”,相互唱和,时称“刘白”。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

会昌四年,白居易四处游说,筹募资金,开凿龙门八节险滩,为他人生旅途上留下灿烂的一笔:“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之一)

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七十五岁的诗坛巨星殒落了。遵其遗嘱,家人将他葬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北侧琵琶峰顶。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墓志。白居易去世后,在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常到他墓前洒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在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各体兼善,取材广泛,加之精励刻苦,文学活动持续的时间长,作品数量之多,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去世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记》中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散文七百五十余篇,诗歌二千八百三十余首。

白居易文集中,除“檄”外,当时的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这十六种文学体式皆有收录。《文苑英华》中有三十八种文体分类,竟录有白居易的二十五类作品,这是绝无仅有的。白居易在各种文体中都能大展身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文人官僚,具有大量执笔公案文牍的机会。

在质量上,白居易也堪称大家。他不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很高,而且对后代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晚唐批评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称他为“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人格范式。诗品出于人品,故“广大”首先指诗歌创作主体海纳百川、无所不容的“广大”性。白居易前期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

第二,诗歌创作表现领域的开掘和扩展。正如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诗评·评唐”中所说:白居易诗“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

第三,诗歌风格平易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广远的社会价值。白诗在当时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还远播朝鲜、日本、越南、暹罗(泰国)。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诗歌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第四,诗歌体貌与手法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长庆四年(842)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就曾指出:“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白居易还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位自己编集作品的诗人。他将全部诗作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诗四类。其中感伤和闲适两类,题材和主题多有重叠,从情感类型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也许分类的着眼点不在题材或主题,而在于阅读对象。闲适诗是那些流播于世的场面话,而感伤诗则是写给亲交知己的私房话。有了这样的界线,诗中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了。对白居易而言,没有不可以入诗的题材,也没有不可以表达的内容,诗歌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举凡官职迁转、人事升沉、生老病死、种植营造,一切都可在诗中津津乐道。在无限多样的表达中,诗歌的表意和叙述能力,无形中得到扩张。他的诗与韩愈的古诗一道,强化了“以文为诗”的特征,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过于频繁的写作和取材的无所限制,容易导致庸常和琐屑。但从另一方面看,白居易诗的这一特点,却在不经意中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打破了固有的美学意识。其背后跃动着的,是奔放的求变之心。这恐怕已经不是诗歌趣味的问题,应该说是诗歌的功能发生了转移。如果说开元天宝时代的盛唐诗人的写作主要是感发情兴,那么白居易的写作主要就是着眼于生活的记录。每过若干年,他就将作品整理一番,编订成集,这成为白居易回顾和总结平生经历的契机。其内容丰富的文集,就仿佛是一部详细的回忆录,记录着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为)人才绝”(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原因所在。

(陈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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