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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与中西文学传统

蔡晓惠
内容提要 哈金、李彦是北美世界以第二语言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并获得文名的作家。他们 分别代表了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的两种面向、两种写作流脉: 李彦所代表的是华人 进入北美社会之后,受西方异质语境激发而开启“我手写我口”的经验式写作; 这种写 作在与西方社会对话中展开,往往以传递真实中国、促进文化交流为其写作出发点; 从 文学传统上而言,也显示出更多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关系。而哈金所代表的是立足 文学本体、超越或者淡化文学族裔属性的尝试和努力,这一类作家往往接受过西方式 的文学训练,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更自觉地融入西方文学传统。
关键词 哈金;李彦;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中国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传统;族裔性;文学性

    哈金和李彦作为在北美世界少见的以第二语言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并获得一定文名的作家,其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属同龄人,都出生和成长于1950年代的红色中国,经历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后同时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又几乎同时成为奔赴大洋彼岸求学的首批中国人(哈金1985年留学美国,李彦1987年留学加拿大);更巧的是,在国内从未用汉语进行过文学创作的两个人,到了北美却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非母语———英语开始其文学创作,并且获得了所在国颇有份量的文学奖项:哈金凭借英文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奖”(PEN/FaulknerAward),其英文短篇小说集也将美国一系列文学大奖收入囊中;①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oftheRedLand)1996年获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其本人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此外,哈金和李彦都是北美著名大学的教授并从事教学领导工作。可以说,两人都是海外华人流散文学中的杰出代表。
  所谓“流散”(diaspora),原指犹太人被迫大规模离家出走和流离失所的状况。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人口流通加速,族裔域外散居状况成为常态,“流散”这一术语逐渐流失了其流亡和后殖民色彩,泛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钱超英78),而“流散文学”便是由这些人所书写的文学。哈金、李彦的英语流散书写,不同于汤亭亭、谭恩美、崔维新、李群英等北美土生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后者母语为英语,虽然有中华文化背景,他们却是在北美主流社会出生和成长,秉持的是所在国内部者的单一视角,对中国和中华文化其实是雾里看花———既有时代上的巨大差异,又有空间上的认知间隔。两人的流散书写与张翎、严歌苓等人的北美华文文学也不大相类,因为后者自觉处于北美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边缘,主要诉诸中国和台湾等地的中文读者。哈金和李彦,作为中国社会和北美社会的亲历者,同时拥有两种社会和两种文化的内部视野,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又与自己的原生国家和寄居国家存在一定距离,成为两种社会和文化的外部者和审视者;而用英语写作,使他们与北美文学界产生深度合作,强化了其对主流社会的参与度,对于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能见度,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流散文学的跨文化属性使之不自觉地承受了来自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流散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生成于异质文化土壤上的一种文学现象,它蕴涵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要素,但又是将异质文化的要素汇聚在一种文学事实上,并用一种文学现象呈现出来”(刘洪一115)。哈金和李彦的流散书写天然地继承了内含于中华文化之中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因子,又因为浸淫于西方英文书写的氛围之中,或多或少地被西方文学传统浸染和影响。但是两种文学传统对哈金、李彦两人的写作所施加的力道和方向显然是不同的:哈金师法西方文学,在主题和写作方式上更自觉地融入西方文学传统之中;而李彦的文学书写则显示出中国文学的强大力量,与中国文学中的纪实书写和史传传统一脉相承。虽然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大多以中国为题材,以表现中国为叙事中心,但是哈金、李彦以第二语言英语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分别代表了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的两种面向、两种写作流脉:一种是华人进入北美社会之后,受西方异质语境激发而开启“我手写我口”的经验式写作。这种写作在与西方社会对话中展开,往往以传递真实中国、促进文化沟通为其写作出发点,从文学传统上而言,也显示出更多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关系。李彦所代表的这一写作流脉可以向前追溯至李恩富《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IwasaBoyinChina,1887)、容闳的《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LifeinChinaandAmerica,1909)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1935)。很长时间里,这甚至是英语获得语流散文学的大势和主流。而哈金所代表的是立足文学本体、超越或者淡化文学族裔属性的尝试和努力。这其实在流散文学书写中是相当晚近的现象,除了哈金以外,70后作家李翊云也当属此类。这一类作家往往接受过西方式的文学训练,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更自觉地融入西方文学传统。

      英语对于哈金和李彦而言都是自大学时才开始习得的语言,两人在英文书写上的起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哈金自研究生时代就已经开始全面接触西方文学、接受科班的文学教育———他于黑龙江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山东大学获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读完了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并且对英语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5年赴美之后在布兰迪斯大学继续进行文学研究,师从弗兰克•比达特(FrankBidart)和以色列作家艾伦•艾珀菲尔德(AeronApplefield),在文学理念和创作技法上深得其师真传。艾珀菲尔德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推崇和对文学细节的处理方法对哈金影响深远,哈金极为服膺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等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每年都要将他们的经典作品重读一遍。在博士阶段,哈金延续了其对于英美诗歌的兴趣,以《现代主义诗人奥登、艾略特、庞德和叶芝》为论文题目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可见,哈金接受了系统和深入的西方文学教育。他对西方作家作品的熟悉和了解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各种访谈中经常对西方作家和作品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据不完全统计,他曾经提到的西方作家有乔治•奥威尔、切斯瓦夫•米沃什、巴别尔、艾略特、纳博科夫、康拉德、奈保尔、福克纳、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希伯德、卡夫卡、博尔赫斯、伊丽莎白•詹宁斯、雷蒙德•卡佛、梅维斯•迦兰、卡罗尔•希尔兹、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索尔•贝娄、海明威、D.H.劳伦斯、格林、茹斯-佳波娃拉、斯坦贝克、亨利•罗斯、格丽丝-佩利、卡萝尔•希尔德、叶芝、厄普代克等,足见其对西方文学传统的谙熟程度。
  而相对来说,哈金对中国文学传统却较为隔膜和疏离。他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是鲁迅的短篇小说。“中国诗歌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在我思想成形的岁月里,是它们训练了我的感受力。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唯一对我产生影响的,能想到的只有鲁迅”(河西89)。哈金对中国古典小说并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小说传统在当下并不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古典中国小说完全不同于今天我们的小说书写方式”(同上)。
  而选择以英语作为创作语言也是哈金自觉融入西方文学传统的表现之一,他“力图在英语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舒晋瑜3),所以需要面对“另一个文学参照体系[西方文学传统],跟汉语文学拉开些距离,否则很难走远”(江少川6)。全面而系统的西方文学教育和英语书写媒介的选择,使得哈金有意无意远离了中国文学场域而完全浸淫于西方文学浪潮之中。
  这种浸淫对哈金作品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哈金的小说创作从主题、结构到叙事方式,无不带有西方文学传统的烙印。
  其成名作《等待》(Waiting)以上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部队医生孔林为了离婚而不得不等待18年的故事:孔林与乡下的原配妻子淑玉本没有爱情可言,两人的结合是孔林出于孝道遵从母亲遗命不得已做出的决定;与同事吴曼娜的相识相知给了他开启另一种婚姻的可能,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离婚这样的私人事件却完全受制于组织政策和社会伦理道德,孔林的离婚意愿一再遭到挫败和阻滞。18年的漫长等待给牵扯其中的人带来无尽的损耗:青春流失、性格异化、热情冷却、心灵麻木,及至等待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却发现那个结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婚姻里更多的是琐碎、争吵、责任和辛劳。孔林在婚姻困境中的自我反思,正表达了小说的核心主题:“这么多年有气无力的等待,就像一个梦游者那样,被别人的看法、外部压力、自己的幻觉还有内化于心的规章制度拉扯推动着。你被自己的挫败感和消极误导了,因而才相信不让拥有的东西才是你心里想要的”(Ha1999:295)。①小人物在社会大环境下命运无法自主的无助和无奈、人生追求的虚无与荒诞以及贯穿于人物命运中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都可见俄罗斯文学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其中个人在等待中的荒废和遗弃感以及对等待意义的持续追问,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和西方现代戏剧《等待戈多》。作家本人也从不讳言对西方文学的承继关系,“《等待》的风格深受《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和《父与子》的影响。它们帮助我结构这部小说,帮助我做出风格上的选择,这是刻意的选择[……]俄国作家对我写作的影响,是灵感上的。他们使我懂得生命的悲剧意识、悲悯和同情心”(江少川2)。
  哈金的短篇小说集《词海》(OceanofWords)、《小镇奇人异事》(UndertheRedFlag)和《新郎》(TheBridegroom)依然将背景设在中国,在题材和主题上与长篇小说《等待》有着内在的延续性。这几本小说集在结构和风格上明显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每一本小说集都由12个故事组成,而这些故事往往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或环境(setting)中:《词海》借鉴了巴别尔《骑兵军》的技法,所有故事都围绕中苏边境一支中国军队展开,事件和人物产生互文,相互支撑,共同构成边疆军队生活画卷;而《小镇奇人异事》中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叫“歇马亭”的东北小镇。哈金曾说,“在结构上《小镇奇人异事》深受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和安德生的《俄亥俄州温涅斯堡》的影响: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点,有些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出现,每个单篇都起着支撑别的故事的作用,整个书构成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哈金2013:3)。
  哈金在创作中绝少触及精英群体,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草根部落中的小人物。他曾对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发表这样的看法:“我觉得《红楼梦》更像是文人的东西,是用来消遣或附庸风雅的。相对于大观园里的悲欢离合,我更关心焦大怎么样了”(李宗陶79)。哈金对小人物的关注取法果戈里界定的小人物传统,他对果戈里的《死魂灵》中关于小人物作家的论述非常推崇,“以那种含着眼泪的方式来写作,写这种普普通通的人”在他看来是“真正现代的”(哈金2011:57-58)。而哈金的叙事风格平实、冷静、克制,极少花哨和情感的张扬宣泄,颇有契诃夫和海明威之风,“外表看着简单质朴和老实巴交,其实内里却有着特殊的不老实,有着一种罕见的沉着,如同裸露在海面的礁石,暗示着水下的激流跳荡”(邱华栋87)。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作家本人的个性和审美趣味有关,但是也得益于西方文学传统的滋养。哈金坦承,“节制是跟契诃夫学的。他有一个理论———越是在感情强烈的时候,作者越应该把自己的感情压下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更感人”(木叶2)。
  虽然哈金作品大多以中国为背景、书写中国题材,但是无论充盈其中的思想意识还是文学表现手法,都是西方的。哈金的华裔背景和中国经历,只是为他提供了便利的书写材料,而其在美国文学界频频获奖,固然是由于作品本身品质优佳,但是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浸润下,其作品更加符合西方学界的审美趣味,恐怕也是一个潜在的原因。


  二


  对比之下,李彦的流散书写则更接近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学中的纪实传统。与哈金所接受的学院派文学训练不同,李彦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她的文学启蒙来自幼年时代阅读的中外小说,包括《红楼梦》《水浒传》《鲁迅全集》和一些红色经典如《暴风骤雨》《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等。李彦在大学本科英语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深造;1987年出国之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学习历史。新闻和历史都格外强调事件的真实与客观,这样的专业背景对李彦的文学书写影响很深。谈到《红浮萍》的创作时她曾说:“没有亲眼见到的和未经证实的东西,不敢随便乱发挥、瞎渲染,避免‘为赋新诗强说愁’,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讨好读者,哗众取宠”(蔡晓惠李彦51)。这种重事实而轻虚构的叙事倾向,与中国文学中的史传传统和对纪实的强调一脉相承。李彦的文学创作观也正应了捷克学者雅•普实克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评价,“在中国文人文学传统中,高度评价的是‘实’,即确切的实事记录;文学中的幻想因素则因被认为是‘虚’而被贬低或排斥”(普实克52)。
  西方文学叙事的源头来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奠定了西方文学叙事的虚构传统,以“讲故事”为其基本功能;而中国文学源自中国早期的史传文学《左传》《史记》等,强调对历史的记述,文学因素包含在历史纪实之中,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有意的文史结合在李彦的家族小说《红浮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红浮萍》以一个栖居加拿大富孀家做保姆的华人女性“平”为叙事者,采用双线结构,从当下加拿大的生存现实不断闪回“平”在中国的往昔记忆,串联起“平”、“平”的母亲“雯”和“姥姥”三代家族女性的命运沉浮,并以此钩沉出这个家族身后的历史背景:从军阀混战、八年抗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肃反和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政治风云和历史变迁。《红浮萍》可以说是将文学书写和历史讲述成功结合的范例:在这部小说中,既有对人物性格与故事细节生动传神的展现,又真实地记录了人物所处的大历史。加拿大英文期刊BooksinCanada甚至称之为“历史小说”:“历史不仅仅是背景与陪衬,历史本身就是故事,与书中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种承认人性的复杂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透彻掌握,使得她能够以如此丰富的情感写出这部极为深刻、令人敬佩的历史小说”(Tihanyi35)。
  事实上,这也是身为历史学专业硕士的李彦的创作初衷。当时李彦初抵北美,是温莎大学历史系录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她发现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到了肤浅无知的程度,而图书馆里由西方人撰写的书籍,无论是关于历史事件、政治运动还是中国人,都存在种种偏见和误解。正是这种出于纠偏社会成见、讲述客观历史的“非文学”的叙事冲动,促使李彦拿起笔以英文撰写了《红浮萍》。
  《红浮萍》虽然最后以小说类(novel)体裁发表,但几乎就是李彦的家族传记,因为作家本人承认“里面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是源于切实的生活经验”(蔡晓惠李彦49),只是因为其中牵扯到家人的隐私,为尊者讳,进行了适度的改编,并以“小说类”强调它的虚构性。但即便如此,作家的家人还是无法接受;而李彦最终说服家人打消顾虑的理由,也体现了她的尊重历史、讲述真实历史的史家意识:“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历史是要存活下来的,后人需要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这样鲜活的历史是杜撰不出来的。它既是真实的故事,也是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是会流传下去的”(赵明70)。也因其如此,《红浮萍》不仅成为“人性的见证”,也成为“历史的见证”(刘再复语)。而这本书被美加不少学校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辅助教材,更是对《红浮萍》兼具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再一次肯定。
  中国文学中的史传传统以其文史不分的“实录原则”,开启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纪实性叙事的优先发展和对纪实体裁的偏爱,“不仅推动了笔记小说、传记文学这两个文体的产生和繁荣,促成了踵事增华的创作思维的出现,而且在叙事艺术上看,培育了国人对纪实型叙述的浓厚兴趣,使后世文学在很长时间内都以‘拟事实’叙述为最高追求”(倪爱珍82)。李彦新近发表的中文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中这一倾向显示出高度的契合:作家以文学叙事的笔法追索、打捞几乎淹没在历史河流中的事实残片,以严谨的求知精神实地调查、小心取证,解放了被革命话语束缚住的概念化的白求恩,重建了一个有血有肉、魅力与瑕疵并存的白求恩形象。这既是理想主义者李彦接近自己“精神偶像”的另类方式,也给中国和世界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白求恩。这样一篇结合了传记书写、侦探小说元素的纪实性文字,最终以“报告文学”体裁获得了上海市新闻奖一等奖。
  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LilyintheSnow)出版后,被加拿大几所著名大学列为移民女性研究课程的参考教材,并被多伦多大学的加拿大华裔移民研究课程列为必读课本,也印证了她这种重视客观史实的创作态度所得到的学界认同。
  李彦在创作理念上对“真实”“客观”的着意强调和对“随意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手段的不屑,既是作家的新闻和历史专业背景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延伸,也是沉淀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纪实精神在国外流散书写中的传承。


  三


  著名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之后,曾引起华裔美国文学界关于中华文化的真伪之争,以赵健秀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指责她扭曲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美国华裔刻板形象的“黄种代言人”。针对各方评论家的质疑和误读,汤亭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他们关于作家社会角色的观点让人不安。我为什么非得代表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为什么要否定我个人的艺术视角?”(Kingston63)
  这场论争实际触及了西方语境中华人流散文学,尤其是针对西方读者的英语流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被西方国家阅读期待视野所架设而不得不代言身处的少数族群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作家对艺术、人生以及对寄居国家和原生国家的个性化认识和理解。汤亭亭所代表的是崇尚作家个人视阈、以作品艺术性为核心价值的创作观点。也正因为作家对整个华裔族群利益的相对淡漠,招致了对其作品东方主义的批评。
  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发生矛盾,尤其是当作家看重身上的社会责任并自觉自愿为本民族代言的时候。李彦便是一例。
  前文提到,李彦创作《红浮萍》的初衷,便是有感于加拿大社会对中国认识的匮乏。她在图书馆里读到了大量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外国人笔下的中国人,多数都是思想简单、不讲卫生、唯利是图、缺乏是非感的形象,要么贪生怕死,要么冷血暴力。这些华裔刻板印象在西方普通民众心理上根深蒂固,李彦觉得“有责任尽自己所能,让广大西方民众对中国多些了解,公平客观地看待那片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赵庆庆76)。来自于主流社会和加拿大民众的异族凝视锐化了李彦身上的华裔少数族群的自我意识,因此作家在创作《红浮萍》时,很清楚自己作为华裔少数族裔的发声位置,也明白自己作品的发声对象并非中国民众,而是西方读者。因此在英文版《红浮萍》里,作者对许多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事件和文化现象都做了必要的解释。不仅如此,作家身上强烈的族裔性也影响了她书写中国的方式:在《红浮萍》里,并没有海外华人作家中常见的对于中国文革叙事的苦难铺排和血泪控诉(如张戎的《鸿》和郑念的《上海生死劫》)。虽然文革题材所限,难免也有让人感觉冤屈和不忍之处,但是作者用笔非常克制和冷静。这种写法也是出于作家的一份深挚的民族情感,“不忍心把中国人写得太卑鄙、凶残、龌龊……不愿意让西方读者觉得中国人如此丑陋,果然是该杀的劣等民族”(蔡晓惠李彦51)。也因其如此,《红浮萍》不仅写出了跨越三代人的历史烟云,也写出了中国人在历史浩劫中的坚韧不拔和本性中的善良与温暖。这似乎也应和了《雪百合》中母亲Grace的训导:“一个有尊严的作家是不会撰写有害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的!”(LiYan54)
  多年寄居海外的经历将李彦转化成了一个“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更愿意寻求东西方文化中的共通共融之处,拥抱人性中共同的美好,但这也丝毫不减弱作家的族裔立场和社会担当精神。作家自叙用英语写作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华裔移民的声音能够被主流社会听到。因为华裔在加拿大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是绝对的少数民族”(庄建虹飞192)。作为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加方院长,李彦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并且“一直为自己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感到自豪,以做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赵庆庆79)。正是出于这样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作家在教授中国文学时,更注意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和正面的方面,遇到负面因素,也能妥善加以解决。前面提到,哈金所关心的是焦大后来怎样了,无独有偶,李彦在她的讲座中,也提到了焦大。但正如她的演讲小标题“让焦大爱上林妹妹”所隐喻的,她是把那些对中国文学一窍不通的西方民众看作“焦大”的。李彦的文学创作以及她亲自策划主持的众多国际学术交流项目,都是围绕着这个清晰的目标,力图协助中国文学进入英文读者的视野。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海外作家对祖国的反哺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谈到使命感,李彦向笔者透露过自己的矛盾心情。面临中国当代如雨后蘑菇般生发的大大小小的获奖作品,她颇感踌躇,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作品翻译为英文、推荐给英文读者呢?近年来,国内的不少获奖作品,似乎更偏重于炫耀技巧和玩弄文字。李彦所忧虑的,是把怎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介绍给外界的问题。
  加拿大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影响了李彦的流散写作,“和不少国内同胞相比,去了海外的人,似乎对祖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种种不足,更多了一份理解和体谅”(庄建虹飞191)。与加拿大知识分子的交流给李彦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中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视角:在加拿大信奉社会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看来,尽管文革有很多负面效果,它仍然是共产党人试图改造社会的举措,是削弱特权、实现社会平等的方式。身处西方社会多年,也使作者对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看得更加清楚。正因如此,作家事隔15年之后所亲自译写的中文版《红浮萍》,与国内众多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出不一样的叙事基调:《红浮萍》并不旨在咀嚼伤痛、控诉伤痛,也无意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评点当时的政治和道德,而是以平实冷静的语调、典雅诗意的语言将那一段人间事娓娓道来,让人们去体味复杂环境中人性的变异,珍惜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其2010年的英文作品《雪百合》,在展现新移民生活的同时,也多以幽默辛辣的笔调,对她身处的西方社会提出批评。
  李彦不仅在创作理念和文学手法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也十分认同传统文学中对于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在她看来,“一个好作家应当关注人类的命运,并能用手中的笔推动和影响社会的变革。‘纤笔一支,三千毛瑟’”(赵庆庆71)。基于以上对作家社会角色的理解,李彦的作品始终充满现实关怀,如果说《红浮萍》是为了让西方社会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人民,那么《雪百合》则为加拿大新移民绘制了一幅自画像,旨在增强主流社会群体对华裔新移民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族裔的和谐共处。李彦的英文流散书写,始终与作家自身的族裔背景和文化框架相结合,这不仅关乎作品的书写题材和文学传统,更多是源于作家自身的族裔立场和出发点。
  在对作家社会角色的理解和文学创作观念上,哈金与李彦相去甚远。哈金并不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作家并不能成为好的将领,文学在社会变革方面没有效果。一个作家只能尽量争取发出个人的声音[……]一个作家当然要有自己的道德立场,要反抗压迫、偏见和不公正现象,但是这样的姿态只是次要的,作家应该意识到艺术作为社会斗争的手段是很有限的。作家的战场只存在于稿页之上。他的作品如果不是以艺术方式实现的话没有多大价值”(Ha2008:29)。深受艾略特文学理论的影响,哈金认为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普适性和永恒性,“一本书真的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它应该具有永恒的价值,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河西89)。对哈金而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在于讲述真实历史或者提供信息,而是能够穿越历史、种族、文化抵达人的心灵,能够讲出“动人的而又不完全依赖于时间的故事”(哈金傅小平72)。哈金虽然用英文创作,他的目标读者却不限定在西方民众,而是寻求各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人生感受和生活逻辑。
  而在哈金高扬作品“文学性”和艺术价值的背后,是他作为一个华人作家对于自己故国和人民一份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哈金从不否认与故土的关联———“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那是我自身传统继承的一部分”(IlivedforalmostthirtyyearsinChina.That'spartofmyheritage)(GoGwit),并且认为那种到了美国就宣称自己是美国人或者世界公民的做法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很危险的”(朱又可5);另一方面,哈金又有意挣脱对于中国的国族归属和情感维系。尽管他曾有志代言“被压迫的不幸的中国人”(Ha2008:3-4),但随着自己定居美国和身份的改变,又意识到这一立场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Ha2008:4);作为移民作家,哈金开始认为作家的国籍只是“次要的”,他的艺术才是他“真正的护照”,以图消解作家社会责任与个人艺术追求之间的对立。德雷克•沃尔科特曾说过,“要么我是无名小卒,要么我就代表整个国度”(EitherI'mnobody,orI'manation)(Walcott346),哈金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虽然表示感动和赞赏,但却无法认同,“如果我像沃尔科特这样看待自身,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Knight)。他最新的小说《兴风作浪者》(TheBoatRocker,2016)也探讨个人与国家的忠诚问题,里面冯丹林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哈金的观点,“爱国主义在我的字典里是一个贬义词,它意味着精神上的贫瘠、智力上的盲目、懒惰以及道德上的怯懦。只让一个国家形成一个人存在的支柱不是很可怕吗?”(Vognar)在哈金看来,中国人把国家太过神圣化了,有些思想意识比国家更为宏大和高尚,可以超越国家而存在。哈金在对国家、民族等理念逐渐去魅的过程中,一步步摆脱了对故国的情感负担,将自己与故国的疏离合理化了。
  笔者以为,正是作家对文学性的强调和对自己族裔属性的相对漠视,招致了国内批评界对哈金作品的众多争议。对于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华裔流散作家而言,在笔下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似乎是作家对祖国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但是在“中国”和“作家”两个标签之间,哈金显然更看重后者。在追求“伟大中国小说”的过程中,在对“讲好故事”的执迷之中,哈金随心所欲地化用中国题材,脱卸了作家对于故国的社会责任,没有预见到笔下的中国(人)对西方读者所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更不可能做出规避。哈金在以自己的文学想象驾驭中国书写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文学在追求人性真实和普遍真理的同时,应兼具信息提供的功能;而在跨国跨文化语境中,这种功能甚至格外重要。正是对这种功能的忽视,使得哈金的中国想象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发生龃龉,甚至伤害了一部分国内学者的民族感情,使哈金本人也背负“贩卖中国元素”、“自我东方化以迎合西方思维定式”的东方主义恶名。
  

 

   引用作品【WorksCited】
 蔡晓惠李彦:“中英文双语创作与中华文化传播———与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的对话”,《南方文坛》3(2017):49-54。[Cai,XiaohuiandLiYan.“LiteraryProductioninBothChineseandEnglishLanguages:AnInterviewwithYanLi”(zhongyingwenshuangyuchuangzuoyuzhonghuawenhuachuanbo:yujianadahuayishuangyuzuojialiyandeduihua).SouthernCulturalForum3(2017):49-54.]GoGwilt,Chris.“AnInterviewwithHaJin”,Guernica.25Mar,2017.<http://www.guernicamag.com/spotlight/258/post/>.哈金:“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故事———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演讲”,《华文文学》2(2011):55-64。[Ha,Jin.“PersonalStoriesinHistoricEvents:AnAddressattheInstituteofEuropeanandAmericanStudies,AcademiaSinica”(lishishijianzhongdegerengushi:zaitaibeizhongyangyanjiuyuanoumeiyanjiusuodeyanjiang).LiteraturesinChinese2(2011):55-64.]--.TheWriterasMigran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8.———:《小镇奇人异事》,王瑞芸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UndertheRedFlag(xiaozhenqirenyishi).Trans.WangRuiyun.Nanjing:JiangsuLiteratureandArtPublishingHouse,2013.]--.Waiting.NewYork:PantheonBooks,1999.哈金傅小平:“说到伟大小说,我们谈些什么?”,《南方文坛》2(2012):69-73。[Ha,JinandFuXiaoping.“WhenItComestoGreatNovels,WhatShouldBeOurConcern?”(shuodaoweidaxiaoshuo,womentanxieshenme).SouthernCulturalForum2(2012):69-73.]河西:“从民族经验到国际经验———专访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哈金”,《南风窗》19(2011):88-91。[He,Xi.“FromNationalExperienceto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InterviewwithHaJin,WinnerofNationalBookAward”(congminzujingyandaoguojijingyan:zhuanfangmeiguoguojiatushujiangdezhuhajin).SouthReviews19(2011):88-91.]江少川:“写作是为了独立———哈金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6(2014):1-6。[Jiang,Shaochuan.“WritingforIndependence:AnInterviewwithHaJin”(xiezuoshiweileduli:hajinfangtanlu).ForeignLiteratureStudies6(2014):1-6.]Kingston,MaxineHong.“CulturalMisunderstandingsbyAmericanReviewers”,AsianandWesternWritersinDialogue:NewCulturalIdentities.Ed.GuyAmirthanayagam.London:Macmillan,1982.55-65.Knight,HenryAce.“AnInterviewwithHaJin”,Asymptote.25Mar,2017.<http://www.asymptotejournal.com/interview/aninterview-hajin/>.Li,Yan.LilyintheSnow.Toranto:Women'sPress,2009.李宗陶:“哈金:文学苦行僧”,《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1月28日:76-79。[Li,Zongtao.“HaJinasaLiterarySadhu”(hajinwenxuekuxingseng).SouthernPeopleWeeklyNovember28,2011:76-79.]刘洪一:“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2006):103-116。[Liu,Hongyi.“LiteratureofDiasporaandComparativeLiterature”(liusanwenxueyubijiaowenxue).ComparativeLiteratureinChina2(2006):103-116.]木叶:“哈金为民族苦难写‘安魂曲’”,《文艺报》2011年12月13日(010)。[Mu,Ye.“HaJinComposedaRequiemforNationalTrauma”(hajinweiminzukunanxieanhunqu).JournalofLiteratureandArt13Dec,2011:010.]倪爱珍:“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国比较文学》4(2014):72-83。[Ni,Aizhen.“HistoricalBiographyandNarrativeTraditioninChineseLiterature”(shizhuanyuzhongguowenxuexushichuantong).ComparativeLiteratureinChina4(2014):72-83.]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文学中的现实和艺术”,《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47-62。[Prusek,Jaroslav.“RealityandArtinChineseLiterature”(zhongguowenxuezhongdexianshiheyishu).StudiesonChineseLiteratureinForeignCountries.Ed.LiteratureInstitute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ChinaFederationofLiterary&ArtCirclesPublishingCorp.,1985.47-62.]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2006):77-89。[Qian,Chaoying.“LiteratureofDiasporaandIdentityStudies”(liusanwenxueyushenfenyanjiu).ComparativeLiteratureinChina2(2006):77-89.]邱华栋:“哈金:中国底片和美国景深”,《南方文坛》6(2009):85-106。[Qiu,Huadong.“HaJin:AmericanFocusinChineseBackground”(hajin:zhongguodipianhemeiguojingshen).SouthernCulturalForum6(2009):85-106.]舒晋瑜:“如果我是‘贩卖’中国元素,他们为何不去‘贩卖’呢”,《中华读书报》,2013年4月10日(7)。[Shu,Jinyu.“IfIAmSellingtheChineseElements,WhyDon'tTheyDotheSame?”(ruguowoshifanmaizhongguoyuansu,tamenweihebuqufanmaine).ChinaReadingWeekly10April,2013(007).]Tihanyi.Eva,“ReviewonDaughtersoftheRedLand”,BooksinCanada,Febr,1996:35.Vognar,Chris.“ChineseExpatHaJinReflectsonNationalism,TiananmenSquareandHisNewNovel,‘TheBoatRocker'”.DallasNews.7Dec,2016.25Mar,2017.<https://www.dallasnews.com/arts/books/2016/12/07/hajin-boatrockertexas-bookfestival>.Walcott,Derek.CollectedPoems.NewYork:Farrar,Straus,1986.赵明:“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4(2011):67-72。[Zhao,Ming.“LeavingAuthenticHistoryforOurDescendants:AnInterviewwithYanLi”(geihourenliuxiazhenshidelishi:jijianadahuayishuangyuzuojialiyan).ForumforChineseLiteratureoftheWorld4(2011):67-72.]赵庆庆:“风起于《红浮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2010):75-79。[Zhao,Qingqing.“ItAllStartswithDaughtersoftheRedLand”(fengqiyuhongfuping).ForumforChineseLiteratureoftheWorld1(2010):75-79.]朱又可:“哈金: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南方周末》,2011年11月24日(E25)。Zhu,Youke.“HaJin:JusttoMakeItClear”(hajin:jiushibashiqingjiangqingchu).SouthernWeekly24Nov,2011:E25.庄建虹飞:“纤笔一支的担当———华裔作家李彦访谈”,《译林》5(2011):191-195。[Zhuang,JianandHongFei.“SocialUndertakingofaDelicatePen:AnInterviewwithYanli”(xianbiyizhidedandang:huayizuojialiyanfangtan).Translations5(2011):191-195.]


     作者简介: 蔡晓惠,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北美华人文学,文学空间理论与批评。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华人文学空间叙事研究” (项目编号:TJWW15-008)和南开大学建设性项目“北美华人英语获得语文学研究” (项目编号:96176405)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caixiaohui@ nankai.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