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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章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祝尚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引来了许多学者的参与,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文学研究重诗词、轻文章的局面。但严格说来,此项研究虽一直在进行,但以“文章学”的名目进入主流学术的视野,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较之发育充分的诗学、词学来,无论在论著数量、质量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远远不够,连不少基本概念也尚在研讨中。本文拟就当前文章学研究中几个不很明晰甚或还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个人不成熟的见解,以与学界同好切磋,并望得到批评指教。

   

一、论文章学的定义

 

   何谓“文章学”?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学界的理解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如果要给文章学下个简单明了的定义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它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与人们所熟悉的诗学、词学性质相似。古代文学研究有许多领域、方法或视角,比如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作家及作家群体研究等等,文章学研究只是古代文学中“文章”研究的领域之一,没必要给它赋予太多的任务,也不要期待它能解决文章研究的所有问题。

   宋代,人们称文章学为“笔法学”,出自南宋人陈岳,他在所作《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序》中,曾驳斥“或者且谓‘风行水上’善矣,何必规规执笔法学为如是之文也”的观点,以说明“笔法学”的重要性。按“笔”指无韵的散文,①因此“笔法学”也就是狭义文章学。柳宗元曾感叹道:“古今号文章为难……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②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正因为“难”,才有必要建立一门学问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也才吸引着古今学者探索的兴趣。

   不过,上述定义虽有简明的优点,但因过于概括,也难免有缺陷,那就是,在解答什么是文章学之前,首先应解答什么是“文章”,因为这点应该进入文章学定义的表述范围。对“什么是文章”的问题,学界已有基本的共识,即“文章”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文章,指所有行诸文字、载于典册的作品,除散文、韵文外,还包括诗歌及词、曲;而排除诗歌及词、曲,便是所谓的狭义文章。但仍有个麻烦:专书算不算文章?在古人眼里,它应该算。《文心雕龙》就有《史传篇》、《诸子篇》,而唐宋古文家在研究所谓“古文”时,就不太理会“文”、“笔”的界限,常将先秦诸子、《左传》、《史记》等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先秦诸子、《左传》、《史记》中的精彩片断,还常被选作范文。唐宋古文家号召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但保存下来的先秦两汉单篇散文寥寥无几,而上述优秀的史、子著作,其叙述方法又符合“古文”的概念,因此他们将专书纳入古文的范畴既是不得已,也具合理性,毕竟它们也是“文章”。但唐宋以后,单篇古文作品大量产生,专书是否还要纳入狭义“文章”的范畴,就值得考虑了。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曰:“按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其格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明神,其体不同,其用亦异。”③徐氏所言,即“文”的广义(“编内所载”,即典册所载)、狭义(“此类”,即徐氏《序说》所列)两大类。这就是说,他所谓“明体”,考察的只是狭义文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篇文章”,不含诗词曲,也不含专著。按他的说法,狭义文章包括散文(古文)和韵文,韵文又含赋(包括骈赋、律赋)、骈文(包括四六)、韵语(包括箴、铭、赞、颂等)三类。我们今天研究狭义文章,似乎可参照徐师曾的思路,将专著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排除专著有诸多好处,比如可以避免“文”、“笔”不分的弊病。按六朝时的“文笔说”,专著是“笔”,“精彩片断”毕竟很少,如果将专著列入狭义文章的范畴,则后代的经、子、史部书多如牛毛,而绝大多数缺乏文章学的研究价值。当然,单篇作品未必都是“文”,但它们是所谓“杂文学”,与纯粹的“笔”有所区别。对于颇具文学性的先秦诸子、《左传》、《史记》等少数著作而言,这样做也许有点“可惜”,但这些典籍仍属广义文章的范畴,并不影响对它们进行文章学研究。又比如,单篇文章与专著在体裁上毕竟不同,文章学排除专著,可以更集中地研究前者,等等。体例是纲,之所以要进行文章的广义、狭义分类,就是为了根据文章自身的特点划分研究的范围,因此不能以少数专著的精彩片断而连累“规则”的制订——这其间自然也有“折中”的成分:所谓“广义”、“狭义”本身就是相对的,其中难免有彼此交叉的部分。

   中国文章学既排除了诗歌及词、曲,自然取的是狭义;若再排除专著,那么它的定义也应该将此反映出来。因此,文章学的定义似乎可以这样表述:文章学,即研究所有单篇文章写作的学问。

   

二、论文章学的内涵

   

   文章学的内涵,到笔者撰写此文时,尚没有见到科学、完整的表述。台湾学者仇小屏博士认为:“文章学内涵可大分为‘外律’与‘内律’,‘外律’指的是文本分析之外的相关学科领域(含文道论、文气论、品评论、文境论、文运论),‘内律’指的是着眼于文本分析的学科领域(含意象学[狭义]、词汇学、修辞学、文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④对文章学的内涵,她给出的主要是学科类别的答案。这个答案相当完整,但似乎不无可议之处,那就是,如果“某某学”的内涵仅是相关学科的排列,恐怕难以体现该“学”的特点,像上述“文章学内涵”,如果移到诗学、词学或其他“学”,似乎也未尝不可。因此,所谓“外律”、“内律”,用来说明文章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许更恰当,虽然其中有的也涉及文章学内涵,但更多的是说明文章学的学术成分。关于文章学的内涵,似乎不宜这样表述。⑤

   对所谓文章学内涵的问题,笔者也尚在探索中。窃以为,所谓文章学内涵,应该是“文章学”这个概念所直接包含的内容,它是从文章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指导写作实践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文章学内涵应该揭示出“文章学”解决了文章写作中的哪些理论问题,也就是它能够为写作提供理论支撑并指导写作活动的具体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所谓“内涵”。

   关于文章学的内涵,笔者曾在《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中举了九个方面的内容,⑥九项内容又可分作纵、横两个维度,纵向包括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法则,是文章学的创作论,而横向则是以文体为中心的各体文的文章学理论,是文章学的体裁论。文章学的创作论和体裁论,构成了文章学的内涵。上述拙文对九项内容未加论述,兹合并为八项并简论之。先述纵维度。

   1.作家修养论 古人论文,往往始于论“人”——他们早已认识到人(作家)的修养在文章创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文章学家的作家修养论,多持传统儒家或新儒家(理学家)的气论学说,而宋、元以后,除儒家和理学家的气论外,又掺和了道教(全真道)的精、气、神学说(主要表现在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的《文筌》中),并特别强调修养论的实用性,颇有新意。

   2.文章学的认题、立意论 只要把笔作文,认题、立意就是第一要务:弄清题目要求写什么,即认题;根据对题目的理解而确定主要表达什么思想,即“立意”。“意”一旦确立,就成为全文的纲领和灵魂,陆机《文赋》所谓“意司契而为匠”是也。杜牧进一步指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⑦范温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故其论刘伶、庄子、阮千里、阎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别出眼目。”⑧作者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认题”、“立意”这两个环节,就难免“走题”、“偏题”甚至“跑题”、“离题”,那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内容差谬而不知所云,是乃作文之大忌。文章学家的“认题”、“立意”学说,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命题。陈傅良《止斋论诀》设有“立意”一目,并首次提出了“体认题意”的具体方法。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标举“就题立意”说。陈绎曾《文筌》专立《识题法》,其中“抱题”法多达十项,而其《文说•立意法》则主张“随题所宜”立意,等等。

   3.文章结构论 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篇》说:“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斵,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⑨彦和所谓“三准”,即始、中、终,亦即首、身、尾,是文章的三个“基准”。所指乃文章的间架结构。“三准”有如房屋的地基、房体和房顶。有了“三准”,便有了文章的大框架,其下“舒华布实”云云,便是具体“施工”,即运笔成文了。宋代以后,学者们极重视文章结构的合理性论证,并给重要文体建立了结构程式,这集中体现在众多的古文、四六文评点本中。文章程式虽有牺牲构体灵活的代价,但也不乏合乎科学的规范。

   4.文章行文论 “行文”包括谋篇布局,也包括“献替节文”,即将认题、立意所形成的思想和思路变成具体的文字表达,简言之即文章写作。严格地说,文章学除作家修养、认题立意外,其他都可称作行文,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镕裁篇》曰:“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而已。意立而词从之以生,词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倚,不可或离。”⑩他所说的“意缘之以显”的“修词”,实际上就是行文。行文可分为广义、狭义两类,上述乃广义行文,就狭义论,一般指布置、脉络、开阖等,如方颐孙《百段锦》的《遣文格》、陈绎曾《文筌》论“制法”,谢枋得《文章轨范》的“放胆文”、“小心文”以及论文章难易、繁简等。

   5.文章修辞论 自先秦以降,文献中的修辞现象十分普遍,修辞文本异常丰富,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第五篇总结的修辞格多达38个,而各格中又有若干“式”,若把各“式”也作一格算,“总计当有六七十格”(11),而所引古代文献中的修辞文本,大多出自先秦至宋元时期。修辞学的基础是修辞文本,没有前人大量的修辞实践,当然谈不上修辞研究;但文献中的修辞现象并不等于就是“修辞学”,修辞学的创立较写作中修辞手法的应用要晚得多。修辞学的历史表明,只有到了宋代,文章学家才对修辞做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并第一次提出了诸如“设譬格”(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韩愈《答陈商书》批)等许多修辞学概念,而陈骙《文则》中的“譬喻十法”,标志着修辞学作为文章学的一个分支,到这时已基本成立。

   6.文章造语下字论 “造语”,是古人谈诗文写作的专用词,但似乎出现较晚,笔者就现存文献考索,最早或见于《王氏谈录•为文》:“公诲诸子属文曰:‘为文以造语为工,当意深而语简。取则于六经、《庄》、《骚》、司马迁、扬雄之流,皆以此也。’”(12)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转述欧阳修语,欧要王安石“少开郭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13)。王、欧二公所说的“造语”,当指打造、雕琢语言,与诗学、文章学常用的“造语”概念不尽相同,后者主要指造句和用字,即句法、字法,而字法、句法研究则早得多。《文心雕龙•章句》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爽,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14)可见篇、章、句、字,各有其用,各有要求,也各有其法。任何文章的写作,乃因字生句,积句成章,故字、句是构成篇、章的基本元素。句法、字法密切相关,有时难以分别,因为句法往往是由字法体现出来的,故宋代诗论家范温认为“炼句不如炼字”之说不妥,他说:“好句要须好字。”(15)范温又说:“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6)在他看来,所谓句法,其实就是字法。宋人陈骙《文则》的句法论,陈傅良《止斋论诀》论造语“三贵”,方颐孙《百段锦》之“造句格”,陈绎曾《文说•造语法》以及众多评点本对文章造语下字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文章学的造语下字理论。

   7.文章用事、引证论 用事(或曰用典、使事)及“援引前言,以证其事”的引证,是古今写作活动中普遍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和行文方式;正因为用得普遍,所以可把它从修辞学中独立出来。是否用事和善用事,是作家不容忽视的学养,也是评价作品的一个指标,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曰:“子瞻(苏轼)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17)“无材料”即指用事少。刘勰《文心雕龙》曾设专篇讨论,称作“事类”。《事类篇》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曰:“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18)说明才、学两者不可偏废。“据事以类义”即用典,而“援古以证今”则是引证。六朝至宋代,是我国文章写作中特别注重用事与引证的时代,所以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如陈骙《文则》曾专论“援引”,《止斋论祖》有《使证》,陈绎曾《文说》及《文筌》皆有“用事法”,等等。

   8.文章风格论 风格是对作家并由作家而延及其作品风貌的宏观描述,所以内涵比较抽象,边界也较模糊,这既给风格的认知、定性带来困难,更无法对它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在历史上便形成了一套描述性的术语。宋代文章学家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描述方法,对成就卓著、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和四六大家、名家风格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古文关键•看古文要法》,首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并指出看四大家文章的方法,即抓住他们的风格。如“学韩简古”,学柳“反复”(指多曲折),“学欧平淡”等,并将它贯彻到古文评点中。陈绎曾《文筌•古文谱六》之“格”,共用六十八字概括各种各样的风格,并对它们进行分等。又在同书《古文谱•四六附说》中,将四六文风格分为上、中、下三等,各若干种。

   以上八个方面,是文章学的普遍规律及法则,是对古代作家狭义文章范围内丰富创作经验的总结,因此也是中国文章学内涵的主体,即前面所说的纵维度。与其他传统学术一样,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并不太长于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更多的是道、器结合,文章学也不例外。因此,文章学内涵除纵维度外,横维度也十分重要。所谓横维度,即各体文章的文章学理论,如文章学视野中辞赋、四六、策论、记序等,古代学者们在此花费了大量力气,成果丰硕(如众多评点本,其主要视点都集中有此),也最具实用价值,但由于内容繁富、具体,故不便在这篇小文中叙述。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学内涵虽可分为创作论和体裁论,但它们之中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创作论是从各体文的文本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而各体文章研究又是创作论的实际运用;前者为文章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而后者又不断地检验和丰富、充实着创作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论文章学的起源、发展与成熟

   

   我国文章学源远流长,其萌芽时代应该在先秦,而早在魏晋六朝,已有探讨“文章”作法的论著产生,挚虞《文章流别论》和刘勰《文心雕龙》,特别是后者,可谓是文章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不过,《文心雕龙》并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