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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动机的制约   与汉魏六朝小说的写作

赵建成

 

    汉魏六朝小说在小说系统中最为特异。究其原因,则在于著者的著述动机不同,即著者非“作意”或“有意”为小说。

    明人胡应麟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36“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71页)胡氏的论断于六朝小说主要是针对志怪小说而言,但显然亦适用于志人小说。鲁迅亦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胡应麟与鲁迅都准确地指出了汉魏六朝小说与后世小说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决定了汉魏六朝小说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史的性质和价值。刘叶秋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先秦两汉的影响,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魏晋南北朝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0页)刘先生说的是魏晋南北朝小说,但这个论断完全可以上延至汉代的小说。

    既然是非“有意”为小说,那么汉魏六朝小说的著述动机何在,又如何影响到作品的风貌呢?

    这 因 具 体 小 说 类 型 的 不 同 而 有 所区别。以张华《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体”志怪小说是汉魏六朝小说最先发展并繁荣起来的一个类型。据《洞冥记序》,郭宪编著《洞冥记》是因为前代典籍“犹有漏逸”,“浮诞”之事与“偏国殊方”“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而“古曩馀事,不可得而弃”,于是“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庶明博君子赅而异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3页)。

    而关于《博物志》的编撰,《博物志》卷1张华自序云:“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博物之士,览而鉴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84页)李剑国以为此序不类全书总序,疑为《地理略》小序(《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60页),然由此亦可约略见出张华编撰《博物志》的动机。其他“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写作,亦大体如是。由此可见,“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编撰目的,一方面是补前代典籍之阙,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炫博。

    为了炫博,“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作者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远离日常情境与日常事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异”为关键词。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任的《述异记》直接以“异”入题,而张华《博物志》各卷更是多有以“异”标目者,如卷2有“异人”、“异俗”、“异产”三目,卷3有“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五目,卷7有“异闻”一目等。出于人们日常闻见之外的人、动植物、风俗、事件成为“博物体”志怪小说的核心内容,如《括地图》中能为飞车的奇肱民、《神异经》西南荒中的讹兽、托名东方朔的《十洲记》中祖洲上的不死之草、《博物志》中的八月槎和千日酒、郭璞《玄中记》中的姑获鸟等。

    而为了充分说明这些事物的“异”,“博物体”志怪小说往往侧重于对其形态、特性、功用及产生原因等方面的介绍,因而更多地采用说明与描述性的语言,情节性与故事性并非它主要的追求目标。为了最大程度地渲染奇异,“博物体”志怪小说往往把叙述置于一个扩大的、人力无法逾越的广阔空间背景中,并常使用夸张手法。如《括地图》中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儿”,“去会稽四万六千里”;化民“食桑三十七年,以丝自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其桑长千仞”。《玄中记》中记“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居此山,饮食沧海”。充分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和对外部空间的向往之情。

    “搜神体”志怪小说是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类型,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据《晋书·干宝传》,宝父有一侍婢死而复生,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 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因此干宝自序述其编撰此书的宗旨为“明神道之不诬”(《晋书·干宝传》)。同类小说如曹丕《列异传》、陶渊明《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等撰作大体亦应如此。而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则专门致力于佛教的宣传,因而被鲁迅称为“释氏辅教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据王琰《冥祥记》自序,琰幼年有贤法师以观世音金像一躯与其供养,后此像屡显神异,琰“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鲁迅《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277页)。则可见王琰《冥祥记》的写作动机在于宣扬佛法之灵异。鲁迅说此类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同上)。

    与“释氏辅教之书”相对,杂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主要宣传的是道教与神仙之说。刘向《列仙传》的写作,据佚名《列仙传叙》:“至成帝时,向既司典籍,见上颇修神仙之事,乃知铸金之术,实有不虚,仙颜久视,真乎不谬,但世人求之不勤者也。遂辑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采诸家言神仙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