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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高晓成
内容提要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关键词 左传;诗经;赋诗言志

 

 

 

   

 

    春秋时期,周室已然衰微,各诸侯国间相互的利害关系超过与周天子名存实亡的分封关系而逐渐凸显出来。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只有一个目的——强大自己。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外交也随之广泛而迅速地出现了。这个风云际会的纷乱时代,也可以说是华夏民族外交智慧最初的内部积累过程。另一方面,这个时代又与战国不同,礼乐制度还没有彻底崩坏,诸侯间的矛盾与斗争仍是以失“德”、违“礼”为主要诱因,而先后继起的几个霸主也大都标榜以“存亡继绝”为己任,这与战国时期肆意的吞并是明显不同的。反映在外交上,与战国时期那种功利的阴谋和不讲礼法、不循逻辑而只求感染力以打动决策者的游说不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多是以不失德、不违礼来争取外交主动,外交手段也是以“聘问”为主,目的仍是加强沟通与协商。这种彬彬有礼的形式与那个特定的时代相结合,应运而生了春秋时期一种独特的外交礼仪——“享宴赋诗”。即在外交场合中宾主双方通过吟赋《诗经》中特定的篇目,通过“断章取义”地附会《诗经》篇句,含蓄地表达相互的态度和政治意图,避免了因言辞的局限而产生的外交纠纷。《左传》中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享重耳首次记录“赋诗”,随后这种形式大行于襄、昭之际,昭公之后只秦哀公为申包胥之哭赋过一次《无衣》。盖至此楚、吴争霸,礼乐愈坏,“赋诗”因起不到之前的外交效果亦逐渐衰微,最终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消亡了。

    应该说,“享宴赋诗”出现在当时的外交领域不是偶然的。《左传》载文公四年卫宁武子聘鲁,鲁文公与之宴,为赋《湛露》与《彤弓》,宁武子不辞,又不答赋,鲁文公私下使行人问其原因,宁武子说: “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1]其本意是说鲁国赋这两首诗不合礼制,有僭越之嫌,却透露出“赋诗”最初很有可能是西周早期为配合周公“礼乐”制度而首先在周王朝廷出现,用来宴乐诸侯时的礼仪,其后各诸侯国亦纷纷效仿,在享宴贵宾时奏乐歌诗,后来其礼节性质渐渐淡出,而外交意味变浓,多数不用配乐演奏而变成了单纯的“赋诗言志”。但春秋之际配合乐器”歌”诗的情况也较普遍,如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1]即是乐工先后“歌”《文王》之三、《鹿鸣》之三。襄公十四年卫献公饮孙蒯酒,故意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之,这都不是规格很高的场合。除“歌”、“赋”外,还有“诵”诗的方式,盖指不是自己赋而是使乐工赋,只不用音乐而已。此类论述近人颇多,在此不赘述了。

    春秋时期,“赋诗”涉及的外交场合非常广泛,几乎在所有的正式场合都可以“赋诗”言志。聘问享宴之时“赋诗”是最常见的,《左传》中记录的全部三十次赋诗场合多发生在享、宴之时。昭公元年“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1]和二年韩宣子聘鲁,鲁昭公享之这两段分别明确地记录了戒礼、享礼、宴礼当中赋诗的情况。诸侯朝聘天子而赋诗,《左传》中虽无明文记录,上文提到的卫宁武子聘鲁,可作为诸侯朝正天子亦赋诗的佐证,只是春秋时期,周室倾颓,诸侯朝正天子次数屈指可数,周天子也没有宴乐诸侯的排场和自豪感了。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而皆赋可证饯礼亦赋。而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聘鲁,叔孙与庆封食,记录卿大夫之间私宴当中亦赋诗。除了这些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中可以赋诗外,一国内部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甚至大夫与自己家臣之间在特定礼仪场合中亦会赋诗。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1]季文子先赋《韩奕》之五章,取诗中韩喆婚姻幸福美满之意,随后穆姜出于房,赋《绿衣》表示感谢。文公七年晋使先蔑赴秦迎立公子雍,荀林父以为“夫人、太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1]而止之,又赋《板》之三章劝之。文中虽未提及,应该也是发生在私宴中之事。而《国语·鲁语下》则记载公父文伯之母享其宗老(家臣)而赋《绿衣》之三章,委婉提出要为公父文伯娶妻。此举被师亥赞誉为知礼,说明对于敬姜这样一位聪明干练又谨守礼节的妇人来说,“赋诗”这样的形式确实保证了她在家族决策中的作用。

    在整个外交场合当中,“赋诗”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通过“赋诗”所传递的信息比一般的外交辞令更具实质内容,更能反映赋诗者的真实意图。双方对“赋诗”的内容都是认真的、重视的,而并没有因为其”断章取义”的外表而有丝毫的不严肃。这从”赋诗”过程的礼仪当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首先,从一开始的准备工作便是认真对待的。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至秦,实欲游说秦穆公助其入晋,秦公将享之,重耳原定子犯随其同往,子犯知道此行关系重大,竟不敢从,曰: “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1]让给文辞更好的赵衰陪同。《国语》中对此事的记录详于《左传》数倍。赵衰不负众望,指引重耳以《黍苗》、《河水》答赋秦穆公,对秦国加以赞颂并暗示希望得到秦国的帮助,第二年正月秦伯即纳重耳入主晋国,这便是奠定了此后晋国几乎终春秋之世霸业的晋文公。享宴之时较为正式、隆重的谢拜礼节也多发生在赋诗之后,“拜”一般是同级别的宾主双方最常用的礼节。文公十三年,鲁文公如晋寻盟,归途中郑穆公宴文公于棐,赋诗请平于晋,当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答应帮忙时,“郑伯拜,公答拜”。[1]更为谦恭的做法是降拜,即降阶再拜。文公三年,晋人以去年使阳处父盟鲁公为无礼,而主动示好,要求改盟。晋襄公赋《菁菁者莪》,取“既见君子,乐且有仪”[2]之意赞誉鲁君,庄叔“以公降拜”表示感谢,”晋侯降,辞。登,成拜”,[1]双方甚是客气。此后一百多年,鲁国一直是晋国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并因此在春秋之际以一小国而无大忧,与其在晋国文、襄之世的几次成功外交不能说没有关系。而国君享宴友国卿大夫或重大恩惠时,赋诗后级别低者或受惠者在拜后还要稽首答谢,前面所述重耳亡秦,秦穆公赋《六月》称赞重耳必能雄霸诸侯,暗示愿出兵相助,重耳即“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1]谢拜、答拜之后,谢拜方还应该答赋,即也赋诗作为回应,否则会被视为无礼。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1]《蓼萧》中诗句有赞美祝福之意,而华定不作反应,便被昭子视为无礼。对宋国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当然以上只是正常的“享宴赋诗”仪程,实际情况要灵活许多,宾主双方赋诗次序、赋诗次数、赋诗内容、有无变礼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取决于双方所交涉事宜的轻重难易。

    由于《诗经》涉及内容的纷繁庞杂,也因为“诗无达诂”的特点,各人可以根据需要向意而解,导致了外交场合中“赋诗”所能表达的内容也是灵活广泛的。最常见的是通过吟赋《诗经》中特定内容的篇章对对方国家或外交人员表示好感和称赞以融洽气氛和亲密关系。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对对方有恶感时也会赋诗影射加以讥讽。上面提到的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故意使太师歌《巧言》以怒孙蒯和襄公二十七年叔孙私宴庆封而赋《相鼠》辱之便是此类。其次,通过所赋诗的文本内容与双方交涉之事某些相通之处而含蓄劝谏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另一方也通过赋诗表示己方的意愿,一来一往,颇有谈判的意味。其中襄公二十六年齐侯、郑伯如晋请求晋侯释放卫侯一段甚为有趣: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 “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晋君宣其明德於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 “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1]

    晋侯赋《嘉乐》表示欢迎,国景子赋《蓼萧》取“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2]晋、郑、卫皆兄弟国也;子展赋《缁衣》取“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2]希望晋侯看在齐侯郑伯亲来面子上答应请求。叔向知晋侯不欲释卫侯,故意误解诗意,以为取《蓼萧》中“既见君子,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2]赞美晋侯,取《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2]表示忠心不二,并使晋侯拜谢。没有办法,国子只能私下使晏平仲直接挑明来意,并转告晋侯,盖晋侯见二君甚为执著,待国子赋《辔之柔矣》(逸诗)、子展赋《将仲子兮》再次委婉劝告“人言可畏”后“乃许归卫侯。”[1]另外昭公元年郑子皮戒赵孟,赵孟通过赋《瓠叶》暗示其后的享礼规格和昭公三年楚子赋《吉日》提出欲与郑伯共田猎等等皆是“赋诗”之内容灵活多样的具体阐释,同时也展示了“赋诗”在外交活动中的强大作用。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享宴赋诗”的实际外交效果。双方通过“赋诗”的方式互相表达自己的外交态度和意图,即使最终达不成一致,也由于”诗”本身较为隐晦的特点而避免了直接的正面的冲突,无疑充当了外交活动中的润滑剂。而大多数情况下,“赋诗”更是一种诚意和善意的体现,必然会使对方更加认真地进行换位思考,往往能改变对方的初衷起到出其不意的外交效果,这两种情况在《左传》中都多次出现。我们举文公十三年传五的例子: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弛》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3]

    鲁文公已经朝晋归来,途中路过郑国,郑国又请求文公再次返晋为郑请平。子家赋《鸿雁》,取“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2]将郑国以鳏寡自比,欲鲁文公怜惜之,为之道路奔波,再度赴晋请和。季文子赋《四月》,取“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2]言急欲归国祭祀先祖,实是推托之辞。子家又赋《载弛》之四章,取“控于大帮,谁因谁极”,[2]言郑欲求援引于大国晋,希望靠鲁国实现,再次哀求。终于打动鲁国,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表示同意答应折而复返晋国为郑请平。这段文字没有其他外交言辞,只简单记述四次“赋诗”并通过倒叙补充在“公皆成之”[1]之后专门交待,这种手法在整部《左传》中都是很特殊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

    [2]刘毓庆.诗经图注[M].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4.

    [3]邬国义.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