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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杨明照先生——蜀中求学杂忆之一

王京州

  刚入川大不久,在文科楼西侧的阶梯教室里,第一次得睹杨明照先生的风采,我提前十分钟到场,却发现早已没有空余座位,只好挤在过道里聆听讲座。除了先生讲很多人错把刘勰的勰读成了思、腮,余下的内容统统不记得了,但先生飘洒的美髯和炯炯的眼神却令我记忆犹新。后来在图书馆西门的丁字路口,我见过杨先生过马路的情形,窸窸窣窣地迈着小步,50米外飘过的每一辆自行车,都足以让先生驻足等待。1999年先生90寿诞庆典,好像是在逸夫馆的礼堂举办,我足足提前一小时来占座,找了个好座位,迎面就是主席台上的杨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来自台湾的王更生先生。我们听杨先生讲他眠食无恙,正满怀信心冲刺百岁。神采奕奕的龙学大家令所有在场的人如沐春风。
  
  后来,我阴差阳错地被保送读研,专业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有幸被学院派往学不已斋,做杨先生的助手。那时的我心情灰暗,正凭借想象和感觉,陷在人生的低谷。杨先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图书馆,查阅《子汇》《彭氏类编杂说》,从中移录《文心雕龙》的所有资料。这种机械性的工作无法使我静下心来,但除了机械性的工作,我还能帮先生做什么呢?等我完成这项工作后,不出所料地没有了下文,我的“不学无术”岂能逃过杨先生如炬的目光?
  
  在川大第五个金黄流动的九月,尹镝、陈庆和我还有同乡君禄入驻新8舍309室,一切仿佛都是新的开始。哥哥离世裹挟而来的伤痛,已经过一个暑假的休养和掩埋,渐渐淡去,刚成为研究生的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从图书馆回来,远远就听见室友的呼叫,陈庆惟妙惟肖地学着一个老者打电话的声音。“谁?”我问。“杨先生,杨先生找你啦!”她答。我们常这样开玩笑。不过,我出乎意料地成了学不已斋的常客。而这次,不是学院的派遣,而是杨先生的眷顾。
  
  接下来的日子,我按照杨先生的要求,每周至少去杨府一次。我小声地敲门,满是耐心地等待主人把门打开。后来杨先生告诉我再来的时候不必敲门了,因为外间的门从来不锁。再后来,我便蹑手蹑脚进门,如果杨先生正埋首书桌,我正好没什么要事,就坐在靠近门口的藤椅上静候。而先生一旦看见我,就放下手头的工作,点上一根烟开始给我摆龙门阵。多少流光溢彩的掌故都被先生娓娓道来。从重庆大学到四川大学,再到燕京大学;从军阀混战到国民党,再到“文革”;从《文心雕龙》到《抱朴子》,再到《刘子》;从政治到学术,再到长寿秘诀。我孜孜不倦地听着先生一句句浓重重庆味的四川话,闻着先生一缕缕三塔牌的香烟味道:整个学不已斋,一时弥漫在烟雾缭绕的世界里,有如仙境。
  
  对于自己的治学方法,杨先生是有深切体认的。他在燕京大学师从郭绍虞先生,却并未效仿郭绍虞先生的治学实践。他治学虽是以文学批评史为对象,却采取了校勘和注释等朴学的路数。这是先生在四川大学读本科跟随向宗鲁先生时接受的学术理念。他坚持了一生,也享用了一生。在藤椅背后的北墙上,挂着一幅字,我猜先生的手迹,多年后我常后悔没能及时抄录下来,因为那段话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先生的治学理念。而在单人床畔的西墙上,则是一幅用100种不同字体撰写的100个寿字,恰是先生学术长寿的精彩写照。
  
  有时,我奉命帮先生购书,学不已斋门口小书架上的二十四史标点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晋书》因为常常翻阅,已经有些破旧不堪了,先生决计抽换一新,换掉的旧书都送给了我。我接受的馈赠中自然少不了先生的大著。我书柜的压柜之作,是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还有新版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以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因为手边早已没有了多余的副本,先生以未能赠我《学不已斋杂著》为憾。先生也不全是给予,有时也“索取”。我从旧书店里淘来《刘子校注》,拿来在先生面前炫耀时,就被先生留下了。那时,先生已经开始着手《增订刘子校注》的工作,旧作每页的天头地脚正好可以用来移录新发现的材料。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书事是,台湾师范大学的王更生先生撰写的《岁久弥光的龙学家——杨明照教授在文心雕龙学上的贡献》,远隔海峡邮寄了100余本给先生,我帮忙从邮局领回,送到杨先生府上。王更生先生的本意大概是让先生转赠大陆学界,以广声誉,但先生在龙学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似不需要再徒费精神了。先生抱憾的是反倒是学界尚未充分认识《抱朴子外篇校笺》的学术成绩。令我惊讶的是,有一天先生吩咐我把这些书托寄到旧书店卖掉,我猜想晚年的杨先生可能经济拮据,当然也可能只是出于节俭的美德。
  
  对我来说,拜访杨先生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几天未去就若有所失。而才识愚钝的我的造访,仿佛也慢慢变成了杨先生的习惯。从先生脸上读出的欣喜,似乎在说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他的孩子,或者学生。他像对待孩子或学生一样,关心我的毕业论文、生活状况以及对于未来的打算。
  
  2002年4月间,先生在锻炼时不慎摔倒,后脑受伤,被送往医院,而先生为了不耽误搞业务,坚持不住院。出院后我去拜访,先生思路清晰,侃侃而谈,当时的我根本没有觉察先生的伤病,事后想起来才发觉他比平时多了一顶灰色的布帽。后知后觉的我,终于得知先生伤病,是因一连几次的拜访,在推开虚掩的门后,我看到的不再是书桌前忙碌的身影,而是倾倒在床上的“玉山”,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先生的睡眠多起来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健谈,有时常常重复以前讲过的话题。看看电视,浏览报纸,开始成为先生的消遣,而不再是自修的功课。
  
  我们最后一次拜访,是在毕业前的五月,还跟先生合了影,那是我和先生唯一的合影。每当我看到照片上红润安详的先生,“仁者寿”的祝福,就在我的心里升起。
  
  毕业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尹镝发来的杨先生遽归道山的信息,种种原因牵绊未能赴蓉送行,只能遥祭一瓣心香。而愧为“助手”的我,已决心策马扬鞭,在古籍整理的事业上稍尽绵薄,继承先生遗志。
  
  
  作者简介:王京州,男,1977年生,河北省沙河市人。1996年考入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200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古文学文体学。著有《陶弘景集校注》、《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