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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传记篇

郭新庆

  《柳集》卷第十七有以传记为名的文章七篇,《李赤传》是写底层读书人悲剧的;《蝜蝂传》是寓言;《曹文洽韦道安传》只有题名,文阙;余下四篇是写底层劳动者的。传(chuán)字,古汉语的本义是指驿站的车马,引申出二层涵义:一是传递,以传后世。刘知几《史通•六家》说:“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二是宣扬、流布。《补注》篇说:“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为人作传也无非是这二层含意,一是想把所记人物的声名和事迹传留来世,让后人仰慕和仿效;一是记人喻理,让人从中悟出作人的道理。前者重之在人,后者重之在理。《礼记•祭统》说:“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古人讲祭统,即祭祀祖辈的传承。认为有善行而不知道,是不明智;而知道了却不加传述的,是不仁。仁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背仁其礼坏矣。为此作书记载、传颂、祭统是君子之道。传(zhuàn)记是记录人生平事迹的文字。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说:传记始于西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可那是寓言而不是传记。古时只有帝王将相可以载史传世,帝王称纪,士大夫称传。上朔有《尧典》、《舜典》,而真正可称纪、传的,应始之司马迁《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古时为达官名人写传的,是史官的职责,称其为公;而后世非史官为人作传的称私,称家传。古书中常见的行状、事略、年谱,及墓表、墓志铭、神道碑等等,虽没有传记字样,都可归于这一类文字。古时非史官不敢随意为人立传。柳宗元写段太尉事不称传而曰逸事状。有的卫道者,称柳宗元的传记自《宋清传》至《李赤传》、《蝜蝂传》,“大抵比于稗官之属耳”。说这是正传的变体。所谓稗(bài)官,是指古代的小官,专给帝王述说街谈巷议、风俗故事,后来称小说为稗官,泛称记载逸闻琐事的文字为稗官野史。这显然是道统论的偏见。柳宗元长年遭贬,与底层的老百姓有很深的交往,这使他的思想和为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柳集》里真正能称传的几乎都是写底层劳动者的。自古以来,士大夫为底层劳动者写传是非常少见的,这是柳宗元传记文学没人能比的一大亮色。

  《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作于长安时期,其文气度如一,均为喻理之作。《梓人传》以喻(宰)相,即主政者;《种树郭橐驼传》以喻守令。所谓守令,是指太守、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即执政者。《新唐书•张九龄传》说:“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梓人传》里的梓人,不是普通的木匠,而是率百工造宫室的指挥者。规﹑矩﹑准绳是传统木匠的三大看家法宝。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而梓人远胜于此,“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以梓人喻政,“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梓人传》分明是一篇大臣论,借梓人以发其端。柳文曰:“能者用而智者谋,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功业完成)。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不炫能,不矜名(不妄图虚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材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炫耀,自夸)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正如清初林云铭所说:“其言颇得不亲小劳﹑不侵众官之意,实千古相臣龟鉴(借鉴)。”这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弘论,不在其中是很难解读其意的。《梓人传》篇末有一段很精彩的话,柳宗元借梓人之口说为政之道:不合则去,绝不“嗜其货利”。其言曰:“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pǐ倒塌,塌坏)。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在王天下的皇权社会,清张伯行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是古今绝大议论。”为人低首默语,若出口就惊天骇世,这就是柳宗元。

  《种树郭橐驼传》借讲种树之道,寓言规讽,说治民之道。文中种树者郭橐驼,“病偻,隆然伏行”;而“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究其道理,郭橐驼说:“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种树顺应自然规律,讲天性;此说移之官理,当以顺民性以为官戒。“养人之术通于养树。”老子主张:“道常无为。”也就是顺应自然。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我无事而民自富。”柳宗元主张:为官者当与民休息,而不可生事以扰民。世之官吏,往往本无爱民之心,如柳宗元所说:“长人者(指官吏),好烦其令。”总是故意弄些烦扰百姓之举,以粉饰其事。“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一针见血,戳穿其虚伪的本质。此说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入眼,就把读者抓住了。

  与上述二篇意旨相近的,还有柳宗元作于柳州的《童区寄传》。柳文说:“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当地人买卖人口盛行,“当道相贼杀以为俗”。说这是地方习俗。《童区寄传》是柳宗元根据桂州从事杜周士和他说的真实故事写出的。十一岁的柳州荛牧儿区寄被两个掠卖人口的强盗劫获后,他临危不慌,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杀死了强人,得以逃脱。与《宋清传》、《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借人事以寓意说事不同;《童区寄传》是直笔写人写事,用传奇文的手法,把一个孩童背刃绝缚(背着刀刃割断绑绳)、即炉疮手(不惧伤手用火烧断绑绳),活灵活现的描述了出来。明代凌藥州《书柳子厚童区寄传后》说:“柳州荛(ráo)牧儿童区寄,以十一岁杀二豪(恶),至乡之行缚劫者,莫敢过其门,抑何壮哉?吾以为非独其器与识之异乎人,亦其势之所值有以激之也。”这一说法比较中肯,一孩童杀二豪贼不符合常理,这是极端情形下的奇迹。求生本能,生出大智大勇,让区寄背刃绝缚、即炉疮手,都不觉痛。《童区记传》“事奇,人奇,文奇”。用语“简老明快,字字飞鸣,词令工妙。”传流千载还清新如故。《童区寄传》说事是为了喻政,指出贩卖人口之害是渊之弊政。柳宗元说:“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更加减少),少得自脱。”清人陈景云说:“唐时岭表大吏,多供南口(向朝廷进贡南方少数民族奴隶),或以充赂遗(贿赂的财物),所谓因以为利者此也。”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说:“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这是韩愈在柳宗元死后说的一句最见肺腑的公道话,应是对柳宗元一生追寻为民理念的认可。二百年后,宋人苏轼也从韩愈认同此说。在那个时代,士大夫能有如此的为政理念,并一生躬行于此,真有些划时代的意味。就是在现在,也没见有多少为官者能如此践行此理。所以,章士钊为之惊呼说:“是不得不号为儒林之伟大发见。”

  《宋清传》以贾人(商人)说官人。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为善贾,有远虑。宋清在长安西市卖药,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有病的人,“亦皆乐就请求药”。对朝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贫士请药,常多赊折。人有急难,倾财救之。赊欠的字条“积券如山。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清之取远利,远故大。”“其远取利”,利亦百倍。长安街巷人们传唱说:“人有义声,卖药宋清。”可知宋清实有其人。柳宗元据实为传,借以讽世。《韩醇诂训》说:“盖柳宗元讽世人只见眼前之利,而不知利亦有远近、小大之别,故传宋清并以为样版。柳宗元并不讳言‘利’,此亦不同于口是心非之假道学。‘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并非水火不相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为人所鄙,由义而利,则为尝不可。”柳宗元说:“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xiáng shú学堂)乡党(乡里),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他进而慨叹道:“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清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语说:“宋清多蓄善药施于人而不求报,卒以此得大利,此古今大有经济人也。而柳子特推言今之交无此人(慨叹今世没有这样人与之交往)。清(为商人)居市不为市道,今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市道,真无穷感慨。”把官场当市场经营古已有之,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更是习以为常。《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命客退,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说:“古人立私传,每于史法不得立传,而其人不可埋没者,别立传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驼﹑宋清诸传,同于庄生之寓言,无庸例视。”其实不然。把柳传与庄子寓言相类,并不符合柳宗元本意。柳传虽也是以传喻理论事,可都是记实之体,是当时真实存在和发生的事情。《梓人传》是柳宗元据其姐夫裴墐身边事所写的,《捕蛇者说》是柳宗元自己在永州亲历的事。以此喻理论事,更具有讽喻性和说服力。

  韩愈《昌黎文钞》也有三篇用传记为名的文章。《毛颖传》是寓言,文章将毛笔拟人化,借助虚构、联想、想象立传,是戏说之文。《太学生何蕃传》作于贞元十五年(799),韩愈在徐州张建封处为幕府。这一年冬,韩愈以徐州从事朝京师,闻何蕃事,作传记其孝行和仁勇。由于没有故事情节,“无事迹可点染”,文章写的平铺直叙。乾隆《御选唐宋文醇》评语卷二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蕃或得一用于世,亦浅之乎读斯传矣。” 《圬者王承福传》是为涂墙的泥瓦匠作传。与《太学生何蕃传》记事不同,《圬者王承福传》是记言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然都为地层劳动者作传,但所要张扬和表达的思想是不一样的。韩愈文中赞赏自食其力,“贱且劳”的泥瓦匠,说泥瓦匠“其色若自得者”,(满意的样子)这是不真实的,当时老百姓被剥削的无法“畜其妻子”,何乐之有。韩愈宣扬“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与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一个意思,这些都是他道统思想使然。韩愈早年穷困潦倒,官场失意,他痛恨“富贵”者不义,说那些尸位素餐(光吃饭不做事)、薄功厚飨(享受太多)人, “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天降灾祸)”。诅咒他们“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我们之所以要详述柳宗元传记散文的内容,并与韩愈相比较,是要凸显他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意义。上面说的柳宗元传记篇,都是喻理之作,一类是以传喻政,抒发柳宗元的为官理念和政治理想;一类是揭露暴政,指斥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文章透着柳宗元对贫弱百姓的同情,对腐败乱象的忧心如焚,以及对不合理社会的愤恨和不满。柳宗元用语古朴,简练谨严,典型化地描写人物,生动自然,情境相彰,入目上口,引人入胜。柳宗元把自己所主张和反对的东西,巧妙地襂透到传记的描写里。小文章写大主题,小场景喻大社会,爱憎情恨都在不言中。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是司马迁《史记》传记人物之后的一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