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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用骚声作赋

郭新庆

  与质朴的论说文不同,骚体主要用于抒发情感。柳宗元贬在荒蛮,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身为囚徒,志不得通。而骚赋如诗如乐,谈天说地,任其挥洒;引典设喻,神鬼怪力,浪漫不忌;其韵其声,能发能收,波澜起伏;这让柳宗元在特定的人生困境里能尽情地抒情达意,创造了有唐以来骚赋没人能企及的高度。《吊屈原文》和《惩咎赋》是柳宗元骚赋的两篇代表作,一篇作于贬永州的途中,一篇书于在永州的元和二年(807)。这是柳宗元心情最痛苦的时期,心中蕴积的的怨愤,求通而未得,口欲言又不能。而骚赋之音恰好让柳宗元得到了舒缓心志的目的。柳赋写的精美绝伦,用韵尤妙,其哀怨之声悠长,愤悱之气荡肠。楚韵骚声,尽情发泄。

  柳宗元在贬永州途中,浮湘水,过汨罗,所经之路皆有屈原遗踪。当年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曾作《弔屈原赋》,以祭悼屈原。柳宗元在途经汨罗江时,追昔抚今,望江兴叹,忆千余年前在此投水的屈原,思自己与之相同的不幸遭遇,感慨万千,随即仿贾谊用屈赋样式作《弔屈原文》,这是柳文骚体的名篇。宋末元初的诗人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说:“贾谊获罪于汉,投文汨罗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悼贾谊。贾之见谗,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贾之投闲长沙,泄其忠愤,可悲已。”贾谊 《弔屈原赋》是申述遭贬委屈之作,这是汉代“士不遇赋”第一篇。汉初临秦,贾谊的赋写的很直白,其中有云:“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衰哉兮,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鸮(猫头鹰)翶翔。阘茸(卑贱;低劣)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比喻不得正道而行),方正倒植。”屈原处战国时代,可以周游列国,当时君可择臣,臣亦可以择君。汉唐是大一统天下,为仕者遭贬就无处可躲藏了,读书人怀才不遇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柳宗元是个内向的人,又不善申屈,他借弔屈原而感伤自己,其声长而语悲。屈原是距柳宗元千余载的古人,其生卒年不可考,可据史料推测,他投汨罗江时应已过六十岁了。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曾辅佐楚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其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他在同反动贵族子兰、靳尚等人斗争中,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长期放逐在沅、湘流域。后来首都郢被秦兵攻破。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复国无望,沿湘水呼号着,最后投水而死。柳宗元文中抨击楚国的保守势力,颂扬屈原的爱国精神。相同的遭遇,一样的情操。同样渊博的学识,虽隔千载,在声长而语悲的辞赋里,两人仍象知音一样交汇在湘水之上。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柳宗元为国为民也遭此运。触景生情,望着静静流淌的汨罗江,柳宗元眼前顿时浮现出疯癫诗人的影子,好像听到古贤呼天喊地的声音,一时间似触电把两个伟人连在了一起,柳宗元弔古自弔的诗文像江水一样从胸中喷出。“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柳宗元慨叹现在的官员没有一个关心国家的好坏和兴亡。文弔古人,实则自弔。“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柳宗元说,无论穷困还是得志他都不会改变,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做人的行为准则。他要向屈原那样忠心耿耿,就是死也没有二心。此文用比赋体,而杂出于风兴之义。章士钊读《弔屈原文》说:“熟读此文,足见子厚骚学本领,骚意亦同屈原一致。”

  贬放到蛮荒永州的柳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湮阨感郁,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赋》是其中的华章之一。柳宗元来永州不久,元和元年(806),母亲卢氏就病故了。《惩咎赋》说:“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眼睛昏花的样子)而自持。”据此,自守丧至服除,为元和三年(808),此赋当在是时仿《楚辞•远游》作的。《新唐书•柳宗元传》载此赋,并有注说:“宗元不得召,闵悼悔,念往咎,作赋自儆(警示)。”认为这是悔罪之作。后人多为柳宗元等人参加王叔文集团获罪感到怜惜。按字面解,咎,过错,过失,罪过。惩,惩罚,责罚。朱熹《楚辞后语》卷五引晁补之曰:“惩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不偏)。’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读而悲之。”这是惩咎说。可无故遭贬,何罪之有,责罚何过。有人主讼冤说,而非惩咎说。细品柳文,《惩咎赋》虽以“惩咎”命赋,实则反之。此说比较公允。《惩咎赋》表面看是自儆,责罚自己,实则怨之,愤之。近七百字的《惩咎赋》,步屈原楚骚,通篇用韵,九段九韵,声情激越,令人百读不厌。柳宗元寻古索源,慨叹时事。他伤感志向受到谴责,痛心追慕先贤不为人解。回顾永贞革新,柳宗元怨而不悔。“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他说自己认定的目标就要勇往直前,绝不三心二意。“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柳宗元不顾及自己的利害,一心专注认定的道义。他说自己对妒嫉陷害不存戒心,依然痴心推行革新主张。可惜革新遭遇困境,革新派执政时间太短了。当时危机四伏,诡秘凶险,形势象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一样没法挽回了。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等人遭“祸谪”,“又幽栗乎鬼责”,他说自己象在地狱里受阴鬼责罚一样。夜里“惶惶”不眠,白天胆战心惊,像被追杀的獐鹿一样不得安宁。在贬途中,渡洞庭湖,索湘水,一路听“哀猿”鸟号,身在船上人却如“形魂”,灵魂和身体都失去控制,任其漂流。来到永州,又遭丧母之痛。柳宗元“哀吾生之孔艰兮”,想到自己要“为孤囚以终世兮”,“惟灭身(指死)而无后(没子嗣)兮”,痛不欲生。总结自己遭这样的罪罚,柳宗元认为他不同那些世俗小人同流,又不肯放弃自己的志向,受排挤,遭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口无遮拦,心直口快,也是他遭祸患的原因。即使这样,他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他要从失败中吸取取教训,“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偏斜)”。清林纾说:“此万死中挣出生命之言,……正以一息尚存,仍能自拔,归于君子之林,此柳州之所以成豪杰也。”柳宗元认为,世间万物顺应时势变化才得安宁,治世之道刚柔相济,有张有驰,才不违背事理。他要“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这里说的“中”,就是他一生遵循的大中之道。这样做了,死在“蛮夷”,他也不后悔;反之受“显宠”,对他也是没意义的。柳宗元篇尾呼喊说:“配大中以为偶(偶像)兮,谅天命之谓何!”用大中之道作人生准则,天命又能把我怎么样!屈原《离骚》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柳宗元和屈原两人追求人生理想和至死不屈的为人性格何其相似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奇特,象神力复制似的,把相隔千年的古人定格在一起。这那是自儆,惩咎,分明是向恶势力和皇权宣示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

  柳宗元作骚赋,浑然天成,看不出半点斧凿的痕迹。文中“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这样的句式,与屈原《离骚》:“举贤而授能兮,寻绳墨而不颇”相同,可柳宗元随性化于文中,不专心翻检,谁会觅到它们的踪迹。后人有的把柳文说成是贬文,哀哀切切,似有不肖,其实这都是庸人之见。唐代视贬吏如罪囚,柳宗元曾在各种场合述说过。遭不白之冤的柳宗元,长年身处蛮荒之地,冤屈难明,发声泄怒,有何不妥,这是对恶势力的控诉和抗争。没有这样遭遇的人,怎会理解柳宗元气节的高洁。柳文可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明、愤和娱。明是文以明道,即用文辞褒贬时政,兴利除弊,这在柳文里随处可见。愤是愤世之作。娱是以文娱乐,在山水间舒缓心志。柳宗元写哀情,是哀而不卑,怒而不露,内惠外穆,一幅谦谦君子的模样,至死都没改变,这是韩愈不能比的。

  《惩咎赋》仿楚辞,气格高远。不但全篇用韵,又层层相应。其情悲而愤,其声悠而远。这是呼喊,这是抗争。柳宗元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受惩咎的应是那些诬陷他的人。林纾《柳宗元研究法》说:“(《惩咎赋》)音节甚高。赋色甚古,说理之文,却能以声容动众,亦云难亦。”章士钊说:“以骚赋而论,韩乃天然缺陷,无法与柳争一日短长。”清李调元《赋话》卷九说:“唐人惟柳柳州可称骚学独擅,故《惩咎》、《闵生》,足胜昌黎《复志》、《闵己》。”

  柳宗元工为诗骚,《平淮夷雅》是诗赋的代表作,明孙琮《山晓阁撰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称之为“大雅之作”,明陈子龙称之“一代乐府”,故而刘禹锡在编《柳集》时把它置于首篇。《平淮夷雅》作于元和十三年(818),与韩愈《平淮西碑》应是同时之作。诗文说的“淮西”是指藩镇彰义军之地,因藩镇居淮蔡,故称淮夷。韩愈《平淮西碑》说:“蔡帅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 [百家注引孙汝听曰]自吴少诚、少阳,至元济,凡五十年。这是说吴氏藩镇已有半个世纪不听命于朝廷。[韩醇诂训]载之说:“淮西,彰义军也。德宗贞元五年(789)拜吴少诚为节度使。十四年(798)反,诏诸道兵讨之,其弟少阳自为留后。宪宗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子元济为表请主兵,不许,遂有反谋。”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宰相裴度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韩愈为行军司马,平叛吴元济。十月,李愬自文城,冒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夜半至悬瓠城,破其门,取吴元济以献。淮西叛乱平定后,柳宗元作《平淮夷雅》二篇奉献朝廷,并作表附进。

  柳宗元《平淮夷雅》受历代称颂,究其原因,“以雅故也”。《平淮夷雅》里《诗》风、《书》雅之气飘散。《谈薮》云:“论柳文者,皆以谓《封建论》退之所无,《淮西雅》韩文不逮(不及)。”陆梦龙《柳子厚集选》卷一称柳宗元《平淮夷雅》“有彝鼎气”。所谓彝鼎,是指古代祭祀用的青铜礼器。注曰:“彝,常也,谓鍾鼎为宗庙之常器。”古时谓祭祀为国之大事,是要和天地、祖宗对话的,其仪式典雅庄重。而用“有彝鼎气”说诗文,是对诗文的最高评价。《诗经•大雅•烝民》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说人民把握事物的常理,自然会喜爱美好的品德。而文之秉彝,好是古风。诗文典雅,鍾鼎之气尽显。柳宗元的《平淮夷雅》就像庙堂里的鍾鼎一样千百年来仍然音色不衰。

  元和九年(814)平淮西吴元济之乱,是宪宗朝平藩最重要的一次战事。因平乱打的很艰苦,朝中屡出休战之声。《新唐书•裴度传》说:“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唯度请身督战,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赴淮西时,上御通化门送之。

  裴度抗藩平乱的政治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他在宪宗朝多次平藩乱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裴度为人很正直,元和十年(815)柳宗元等人再遭贬时,裴度仗义帮助过刘禹锡。长庆中,元稹借宦官监军崔潭峻之力,升知制诰,拜同中书门下事为宰相时,裴度不惧得罪宦官,弹劾罢免了元稹。韩愈与裴度交好,也主张平藩,被裴度表为行军司马。临行前,裴度对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 裴度很器重韩愈,平淮西之乱时用他为行军司马,让其掌军政,权任甚重。当时叛将李元济重兵在外,驻守蔡州的兵力空虚,多老弱之卒,韩愈最早察觉到,提出偷袭蔡州的谋划,并要自己亲率出征;裴度虑其文人书生,后来让武将李愬去执行袭蔡计划。裴度对平淮西藩乱起着重要的主导的作用,韩愈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而李朔在冰天雪地里冒大雪夜半袭蔡是平乱胜利的关键之举。李朔与柳宗元同年生,平淮西时,他为邓州节度使。李朔是中唐抗藩名将李晟之子。德宗时,李晟率军讨藩镇田悅等叛乱。建中四年(783),击败叛据长安的朱泚,收复京城。累官至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朔平淮西后以功封凉国公。没几年,长庆元年(821),晚柳宗元两年离世。

  元和十年(817)十月,淮西平。十一月,韩愈随裴度还朝。十二月,韩愈因平乱有功被授刑部侍郎。元和十三年(818)正月十四日,韩愈奉敕作《平淮西碑》。韩愈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因裴度荐为行军司马,又因袭蔡之策是他提出来的,奉诏刻碑时独扬裴度。韩愈为抑李愬而扬韩弘,韩弘为感韩愈揄扬之功,寄送人事绢五百匹,致使韩愈上表申谢,丑迹流于后世。评者谓:昌黎既欠实录。树碑时,李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诉碑文不实,部将石孝忠将碑推倒。唐安公主系德宗的女儿,宪宗的姑母,事诉宪宗,下诏磨碑由祠部郎中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这件事弄的韩愈很没面子,致使后来带怨气上《论佛骨表》,险遭不测。平淮西之乱的消息传到柳州,柳宗元非常兴奋,做《献平淮夷雅表一首》和《平淮夷雅二篇》。并向平叛有功的裴度和李愬等献唐雅诗,写《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和《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致贺。平淮之功,李愬第一,裴度以相位亲临调度指挥,也功不可没。《平淮夷雅二篇》:《皇武》与《方城》两章,前以美裴度,后以美李愬,度、愬平列,颂此伟功。元和十三年(818)五月,宪宗下诏讨伐淄青李师道,这是宪宗朝平灭的最后一个强藩。柳宗元有《柳州贺平东表》和代人作的贺表,表达“上下莫不动地欢呼”的兴奋和喜悦心情,从中看出他始终对平藩统一的热切关注。

  对韩愈《平淮西碑》一事,自古毁誉纷然。而历来把韩愈《平淮西碑》和柳宗元《平淮夷雅》都当成诗之代表作。宋沈作喆《寓简》说:“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所不及。”柳善骚赋,而韩不能。明明韩愈不能作此体文,赞者却美其名曰惟韩愈为得体,还编造理由说这是以文为诗。自古文体,文与诗赫然两体,不能相混谈。中国文学史上从没有确立以文为诗这样的体裁。宋杨升庵一语破的:“人称退之善诗,乃势利他语。”这是在捧韩愈臭脚。韩愈《平淮西碑》与柳宗元《平淮夷雅》的文字纷争其实反映的是政治理念与为人气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