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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壁记篇

郭新庆
内容提要 柳宗元壁记篇,说唐代官场事,涵盖驿路、祭祀、教育、使臣、官秩等,像一幅幅唐代社会的历史画卷。

  柳宗元早期记文有七八篇,大都是入仕至永贞革新期间受人请托作的,主要是壁记。所谓壁记是指嵌在墙上的碑记,也称纪官署。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五记壁记说:“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美焉。后州县官署也有壁记。”壁记有似现在政府办事机构大厅的官员和机构的公示板;这里“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也就是记述官制的沿革和变迁,既有激励后进,又有一种监督警示的意味。所谓官秩,是指官爵与俸禄。说白了是告诉你,想享受什么样的的俸禄,就得尽什么样的职责。《荀子•王霸》说:“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指规矩和法度)矣。”古时官吏靠俸禄吃饭,看重官秩是很自然的事。可又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照此去做。柳宗元壁记篇,说唐代官场事,涵盖驿路、祭祀、教育、使臣、官秩等,似一幅幅唐代社会的历史画卷。

  贞元十八年(802),柳宗元,为蓝田尉时曾受托作《武功县丞厅壁记》。武功是京兆属县。此记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今京兆尹理京师部二十有三县,幅员之广,其犹古也。县吏之长曰令,其贰(副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盖丞述六职(指官府的治、教、礼、政、刑、事六种职务)以辅其令也。秦、汉有丞相,(《汉表》载:“丞相,秦官,有左右。高祖置一丞相,后更名相国。”)今尚书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达天下之县。政有大小,其旨同也。”二是唐时县丞虽为县令之辅,可按官秩论,县令和丞同为县之长吏。以职掌言,军政皆有涉及,都是握有实权的地方官,“盖丞述六职以辅其令也”。县丞有单独的衙署,丞厅规制推崇大气。丞厅的壁记都是请名人代笔写的。长吏这里是指地位较高的县令和县丞,他们都有较高的俸禄。《百官公卿表上》说:“县令、长(包括丞、尉),秩(俸禄)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到清朝时,县丞变成了打杂的佐吏,其衙署如鸡棲的窝,卑下同衙役一样令人不齿。武功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稷时代。秦时作四十一县,唐时撤县合并,武功成了京畿最大的县。“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肥沃平旷的土地)之大,其植物丰畅茂遂,其人善树蓺(种植),其俗有礼让,宜乎其《大雅》之遗烈(伟业,功业)焉。” 这对我们了解唐代的吏制很有帮助。

  韩愈也写过壁记,他有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是元和十年(815)四十八岁时写的。这是一篇典型的不平则鸣之文,说是壁记,但不是按壁记来说事,而是记一个叫崔斯立友人受胥吏欺凌的事。县丞本一县之副职,可在当时吏制腐败的官场,却成了一个摆设。为了讨好县令,每有文书,县吏就会抱着来把着县丞的手,让其在上面签字。崔斯立是个弱者,只能看着胥吏的脸色,“涉笔占位”,写下自己的名字,“漫不知何事”。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俗语谈到闲散冗官,首先数到的一定就是县丞。面对如此的窘境,崔斯立慨叹:“丞哉丞哉!丞负余。”他把公署当作书室,种松植竹,吟诗度日,说吟诗就是公事,藉以为自己解嘲。韩愈用小说的笔法,把一个受欺凌县丞低声下气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让人读过后,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然若传神之感。明洪迈《容斋四笔》卷五说:“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碔砆(似玉的美石)与美玉也。”这是说韩柳之文,如同碔砆与美玉,分不出伯仲来。

  古代祭祀是大事。周时讲礼,祭祀是礼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一种统治术。《礼记•祭统》篇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五种形式),莫重于祭。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一直以来,统治者都把神道用于祭祀。《论语•八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以,历来祭祀都注重仪式,讲求祭礼和敬神。《礼记•檀弓》说:“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为礼与敬皆足,周时设祭仆监祭。《周礼•夏官司马•祭仆》载:“祭仆视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诛其不敬者。”汉以侍御史监祠。《后汉书》有《祭祀志》。唐玄宗开元时设监祭使,代宗宝应年改为祠祭使,按制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因之前监察御史崔薳、韩愈、李方叔获罪被贬,御史多缺,柳宗元以监察御史里行主持这一年的祭事,并作《监祭使壁记》记述了这件事。柳宗元从来不信迷信鬼神,他反对神话祭祀,认为祭祀不过是一种教化而已。他说:“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肃(恭敬,敬畏)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者,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功烈者,示报德也,不肃则无以劝善。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将有事焉,则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书以来告,然后颁于有司,以谨百事。” 文中柳宗元详尽地描述了祭祀的整个过程,公卿有司、牲牢酒醴菜果、鍾鼓笙竽琴瑟、赞礼之童、乐工舞师、庖厨之器、祭服之礼、坛堂祠宇,一一道来,记皆本色。

  贞元十五年(799),柳宗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作《四门助教厅壁记》记述唐代国子监事。唐承隋制,国子监主掌教育,设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太学是古代的大学,国家最高学府。古时教育是分等级的,所谓国子是指公卿大夫高官的子弟。唐代太学和四门合并在一起,按制设四门博士六人,助教六人,直讲四人。助教是博士的助手,帮博士管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弟及有才干庶人子弟。《汉书•董仲舒传》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韩愈做过四门博士,他在《欧阳生哀辞》说:“(贞元)十五年(799)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詹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将率其徒伏阙下举余为博士。”又在《进学解》说:“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柳宗元早年在京城时,曾有《与太学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等文谈及太学生事。《四门助教厅壁记》仅数百字,叙制度,说历史,简明扼要,“敷陈一代宏规之高文典册”。(章士钊语)柳宗元说:国家办学始自周代。“周人置虞庠(周学校名)于四郊,以养国老,教胄子。”这里说的胄子不是普通人子女,是国子。《礼记•王制》说:“周人养国老于东膠(周学校名),养庶老于虞庠。”膠为周之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庠为小学,在国之西郊。孙诒让《正义》说:“虞庠有二,一为大学之北学,亦曰上庠;一为四郊之小学,曰虞庠。” 《礼记•祭统》曰:“天子设四学”,这是古制。所谓四学是指周时四郊的学校。唐时讲四门学,是取其四郊之意说的。《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早晨)入东学,昼(白天)南学,夕(傍晚)入西学,暮(晚上)入北学。” 《大戴礼•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以贵仁,入南学以贵信,入西学以贵德,入北学以贵爵。”柳宗元说:统治者重视学校,是想用四学“参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之政,原大教之极,其建置之道弘也。”唐按旧制,四门助教与拾遗(谏官)都是八品上小官。“专名誉,好文章者,咸耻为学官。”所以,柳宗元认为:“故必以名实者居于其位。” 他慨叹:“四门助教署未尝纪前人名氏,余故为之记。”他要把这些人的名氏和事迹记于壁记,向后世宣扬和褒奖他们。

  贞元二十年(804),武元衡迁御史中丞,柳宗元时为监察御史执笔,以属官作《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一文。所谓使者,“古者,交政于四方谓之使。今之制,受命临戎,职无所统属者,亦为之使。”使者一般都是为朝廷某一政事设立的,莅职尊严,“总宪度(法度)于朝端,树风声于天下”。开元以来,出使四方的使者频繁,为增加其权威性,一般会加授御史中丞之号。中丞是御史台副职,汉时御史大夫下设两丞,一称御史丞,一称中丞。中丞掌管宫中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诸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到德宗时置东都畿观察使,以留台御史中丞为之。建中年又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理匦使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创立的,当时在朝堂上放四个方盒子,涂以青、红、白、黑色,接受四方投书,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玄宗天宝九年(750),以匦声近鬼,改理匦使为献纳使。后来加御史中丞名号的使者满天飞。柳宗元认为:“由其号而观其实,后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为此,他欲将以往诸使曾兼御史中丞名号者,一并记录,故标题为《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前望往古,后望来今,此记应为历来为官者诫。